六
司马远发“水遁”后，太原方面重新拉网兜捕时，北京市公安局“TQD专案组”的警员正在紧张地讯问、查询被捕的几个嫌疑人。
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朋友注意：“TQD案件”发生时正是“文革”时期，当时我国的法制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粗暴践踏，侦查案件、缉拘人犯的手续自然不会健全，因此当您对下面所说的几位被捕者的被捕原因感到迷惑不解时，请不必奇怪，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的。被捕的嫌疑人共有六名，四男二女，这里把他们的姓名依次用ABCDEF来表示——
A，男性，郑州人，盲流。被捕时他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转悠，恰被警察发现，看看他的模样和秦家康所叙述的有些相似，便上去查证件。盲流哪来证件？于是把他请上吉普车，直送市局。
B，男性，哈尔滨人，自称是知青，使用别人的工作证住旅馆，在他身上发现一张昨天的京原线596次车票，此人也被请进了公安局。
C，女性，北京人，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她是被邮电局职工“扭送”的，因为她往黑龙江省的边境小城逊克县邮寄一个没有标牌的谁也说不出名称的仪器。邮电局工作人员马上想起公安部门的《紧急通知》，尽管她不是寄往境外，但逊克和“苏修”仅一江之隔，转一转手就可以到对岸去的，他们认为还是送公安局的好，就不由分说地把她拉上载运邮包的绿色邮车，直驶公安局。
D，男性，江苏人，江苏某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在单位和领导争闹，被“隔离审查”了半月，还扣发工资，他便进京上访。中午喝了些高粱酒，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市公安局门前溜达，不时留意进进出出的警员。有关人员为了让他看个够，便把他请了进来。
E，女性，天津人，无业，在公共汽车上拎窃他人的行李包，正巧被专案组便衣发现，顺手牵羊牵了进来。
F，男性，工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照规定，这类分子平时的活动范围只能是“二点一线”：上班、下班；工厂、家庭。如果有事要越出范围的，必须经厂保卫科同意。但昨天下了班他却擅自去了永定门，恰被同厂一个干部发现，保卫科便以“新动向”报给公安局。专案人员认为他也对得上号，于是通知工厂把他送来。
嫌疑人虽然只有六个，但“TQD专案组”北京摊子却花费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分别讯问，每个对象配两人讯问、一人记录。讯问之后是“口供汇总”，开会分析，然后分门别类查证，北京的即刻去人，外地的电话、电报。一时间，近20名警察忙得不亦乐乎。到午夜过后，各方回音都来了，结果是六名嫌疑人和“TQD案件”都无关。
高阳明长叹一口气，揉揉因缺少睡眠而显得沉甸甸的眼皮，抓起电话机送话器，向黄碧天报告：“侦查工作无进展。”
耳机里传来黄碧天语调沉重的声音：“铁路方面查找‘褐发男子’也无进展。”
放下送话器，高阳明点了支香烟，抽着沉思了一阵，自言自语道：“看来，现在只有一步棋可走了——通过拎包展开侦查！”
技术处关于拎包的“技术鉴定”已经出来了，有以下三点：①拎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星人造革制品厂的产品，1968年11月出厂，根据商标编码经与红星厂联系断定，该拎包是发往河北省涞源县的产品中的一件；②拎包的拎攀表面有些油脂成分，系太原市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红灯”护肤脂；③拎包上的指纹模糊不清，无参考价值。高副局长现在想出“拎包侦查”这么一个主意，就是想从河北涞源县销出的那些拎包中寻找是谁买了这么一个拎包。这是一个无异于“大海捞针”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对于公安人员来说，当侦查工作无进展的时候，就要“大海捞针”。侦查和打仗一样，有时就是从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高阳明不是老公安，他是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他对破案不十分内行，但他曾指挥过作战，懂得这个道理，决定试一试。
当下，高阳明亲自起草了一份《TQD案件协查通报》，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案卷袋，封好，盖上印章，然后召来两个下属，命令道：“连夜把这份紧急密件送往石家庄，面交河北省公安部门负责人裘为群！”
“是！”
七
一连三天，山西省厅一直在查缉“水遁”的司马远发。按照常规情况来说，司马远发应当早就落网了——囚车翻进江中不过20分钟，武警、公安、民兵已经封锁了以出事现场为中心半径七公里的区域。当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又是天黑，逃犯还戴着手铐，按说在20分钟内是不可能走出七公里包围圈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上千人折腾了三天，就是没找到司马远发的一丝痕迹。
第四天，警方想到了一种他们不希望出现的可能性：司马远发并非“水遁”，而是钻出车厢后因戴着手铐不便潜泳而溺死江底了！不过，按天气、季气来说，如果死了尸体也该浮起来了。为慎重起见，警方决定将翻车现场拦坝抽水，实地核查。北方的河虽然宽，但只要不下暴雨，还是比较浅的。拦出的20米长的现场，12台抽水机抽了六七个小时也就见底了，只见黑糊糊的淤泥浆中翻腾跳跃的鱼虾，不见司马远发的尸体。警方松了一口气，却又把着心：司马远发究竟逃哪里去了？专案组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司马远发肯定还在直径14公里的包围圈内的哪个旮旯里藏着。有人提出来个“欲擒故纵”，撤掉封锁线，让他自己出来。这个方案得到了俞午等领导的首肯，于是当即实施。
这个主意果然有效。当天深夜，在悬崖上的一个岩洞里躲藏了三天的司马远发看不见篝火，听不见狗吠声，料想警方已经撤走了，便决定冒险下山。他钻出岩洞，忍着饥饿用尽全身力气攀上岩顶，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他的体力因饥饿而大大减弱，走了两个小时才到半山腰，寻思照这样走下去天亮还到不了公路，得搞点东西填肚子以增体力，遂壮着胆子走进了附近的小山村。他来到一户人家前，不敢敲门惊动主人，便绕着屋子转圈找鸡窝，想掏个鸡去山林里生堆火烤着吃。鸡窝是找到了，但手刚触着窝门，背后忽然射来两道雪亮的手电光，一声霹雳似的吆喝从头顶压下来：
“不许动！举起手来！”
司马远发转身一看，面前站着几个警察，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自己的胸口！他这才意识到中计了，叹了口气道：“唉——共产党厉害啊！”遂束手就擒。
俞午选了两个精于审讯的预审员当自己的助手，亲自审讯台湾派遣特务。凌晨3时许，戴着手铐脚镣的司马远发被两个刑警押进审讯室，他刚饱餐了一顿肉丝汤面，进门连打几个饱嗝，朝审讯桌后面的几位看看，在正中地上的椅子上坐下。俞午目光灼灼逼视着犯人，许久突然低声喝问：“姓什么叫什么？”
特务咂了咂嘴唇：“司马远发。”
“这是化名，我问的是真名！”
“程书迪。”
“你属于台湾哪个部门？”
“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五处。”
“担任什么职务？”
“上尉情报员。”
“程书迪，你此次潜来大陆的任务是什么？”这句话一出口，审讯桌后的三双眼睛都直直地盯着程书迪的下巴。
程书迪那两片厚嘴唇嚅动了几下，轻声道：“上峰派我来大陆收集情报。”
“唔？！”
程书迪重复了一遍原话。俞午右侧的那个助手问道：“收集什么情报？”
“关于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情报，重点是‘九大’召开以后大陆民众的反应。”
“还有吗？”
“就这些。”
程书迪的口供使俞午觉得失望，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用严厉的口吻说：“程书迪，你要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你是奉命行事，罪不该诛，只要老实交代，在处理时是可以从宽的。”
程书迪说：“我这是真话，上峰确实交给我这么个使命。”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语气近乎哀告。
俞午吃不准犯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从主观愿望上来说，他怀疑这是假话，因为从北京通报过来的案情分析来看，596次列车上的那个中年褐发男子是疑点最大的作案者。而无论从作案时间也好，年龄也好，头发也好，眼前这个派遣特务都和那个嫌疑犯对得上号。但怀疑必须要用证据来证实。审讯进行到这当儿，俞午感到有些犯难，他甚至不知该如何往下讯问。因为“TQD”案件属绝密案件，在对方未曾供及时，审讯者不能吐露纹丝关于案件的内容；并且，审讯者还不能对犯人的口供表示出明显的不相信，否则犯人很可能会察觉真正的审讯意图而另外编造口供，以求蒙混过关，这样，案情将会越搞越糊涂。这时候，应当发挥助手的作用了，俞午朝他们瞥了一眼。两个助手是名闻全省公检法的审讯专家，当然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他们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便开口了：
“程书迪，你是何时潜来大陆的？”
“是十天以前从广东汕头偷渡过来的。”
“你把踏上大陆以后的每个小时的经历都作一个详细交代。”
这是审讯学中的“反证法”，即让犯人在毫不知晓审讯意图的情况下通过交代案情，自己来证明是否参与了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另一桩案件。当下，程书迪便把自己十天来的详细经历作了交代。令审讯人员失望的是，据程犯供称，“TQD案件”发生的当天他并不在596次列车上，而是坐556次车去了娘子关找一个潜伏特务交代收集情报的任务。程犯供述后，俞午宣布暂停审讯，把案犯押入牢房。
回到省厅，俞午指示助手把程书迪赴娘子关一节另立一份案卷，派员立即驱车前往娘子关逮捕特务。太原距娘子关40公里，汽车不到一小时即已抵达。那个披着教师外衣的潜伏特务犹在睡梦中，便被破门而入的公安人员拿下，戴上手铐押解太原。原班人马立刻进行审讯，这家伙倒也供得利索，把自己在解放前夕如何参加“保密局”，如何受命潜伏直至“司马先生”如何来交代任务的全过程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俞午等人虽有意外收获，心里却闷闷不乐，因为这个特务的供词证明程书迪确与“TQD”无关。
八
山西方面在龙山一带大张旗鼓搜捕“司马远发”时，河北涞源正在追查购买与“TQD案件”有关的那个拎包的顾客。
河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送来的《TQD案件协查通知》后，根据公安部案情分析会上的决定，立即布置赴涞源侦查。涞源是位于河北、山西交界处河北境内的一个县城，省厅去的侦查员先往县公安局。局长和军管组长一听省厅办公安部交办的“特案”，立即表示全力予以配合。于是，经过一番短暂的商议后，侦查员化装成工厂质量跟踪检查人员走进了县商业局，要求调查发往涞源的1000个拎包的质量。商业局负责该项工作的百货日用科科长适逢出差，无人接待。侦查员吃了闭门羹，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半。总算候得此公回来，一说情由，那位科长傻眼了：这不是架梯摘月，镜中折花吗？咋办得到？
这个，侦查员早就考虑到了，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由商业局出面向全县发通知，称这种拎包售价有差，每个多收了7角9分，商店决定退款，凡购包者可在三天内凭拎包去原售商店领款。这笔钱，自然由“厂方”出了。这样，剩下没去领款的个别数量就可以在小范围内侦查了。当然，是否查得到很难说，大海捞针是要碰运气的。那位科长一听想想也好，便点头同意，并且当即打电话跟经销和批发这批拎包的全县最大的“红太阳百货公司”联系。
放下话筒，科长咧嘴直乐：“嗬！我说你几位同志运气真好，这几百元钱你们的厂就甭出了，这批拎包都找得到主儿！”
原来，“红太阳百货公司”进货后，还未摆上柜架，便被本县一家来自上海的内迁工厂的采购人员觅去。这家工厂有六千多职工，两个月前召开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批拎包中的八百个作为奖品发给与会人员，另外二百个至今还锁在后勤处仓库里。侦查员一听自然高兴。当下由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陪同，驱车前往工厂。工厂保卫科密切配合，先去仓库查看了发剩下的拎包，数了三遍，二百个一个不少；又从厂办公室找出那八百名“积极分子”的名单，通知所在车间转告各人将拎包拿来检查。检查结果，799个都在，独缺三车间一位姓王的工段长的那个。据王工段长说，拎包在一个月前被窃了。
侦查员一听“被窃”两字，心里不禁一动，当下便请对方详细叙述一下拎包被窃的经过。王工段长便叙述了这样一段往事：王工段长是去年夏天和同在一个单位的妻子作为技术骨干从上海调来河北的，他有个儿子在黑龙江省呼玛县插队落户，上个月儿子来涞源探望父母，一同来的还有一个路经齐齐哈尔市时结识的当地青年。两人来涞源后，东游西荡玩了半个月，后来说要去北京看看。王工段长夫妇便给了他们一百元钱，还准备了一些途中吃的卤菜、点心，就放入那个从未使用过的奖品拎包里。那天两人一早就去了火车站，不料火车误点，便去候车室打盹，醒来时发现拎包已被窃。王工段长的儿子的心情可想而知，言语间说了那朋友几句，那人一怒之下，不辞而别了。
侦查员听完王工段长的叙述，对那个和涉及“TQD案件”的拎包(现在可以肯定调换“TQD自动仪”的那个拎包即是工段长的奖品拎包)有过接触的齐齐哈尔青年产生了兴趣，便向王工段长了解那人的外貌等情况。王工段长一说，侦查员暗自吃惊，原来那人竟是一副苏联人模样：个子高大，金发碧眼高鼻头。他们头脑里马上出现领导传达过的公安部案情分析会上所说过的“本案可能和苏修特务有”一节，于是问得更详细了：他说什么话？他的单位？他的住址？他的……等等，等等。工段长一一作了解答：此人名叫张大胜，住齐齐哈尔市东大街112号，初中毕业后未去插队，蹲在家里混日子。他是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联军官，1954年回苏联了，后来是否有联系不知道。张大胜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侦查员记下了王工段长说的每一个字，临末请对方注意保密。离开工厂后，他们马不停蹄直返省城。省公安厅有关领导听取汇报后，也觉得张大胜疑点颇重，当即和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联系，让火急协助查清张的情况，这里坐等回音。
午夜时分，齐齐哈尔方面的回音来了：张大胜确系混血儿，其父现已退伍，在苏联雅库茨克市担任商场经理，偶有书信来往。上山下乡时，当地曾动员张去农场，张母不允，遂作罢。最近半月，张大胜未离开齐齐哈尔市。
裘为群看过加急电报，摇摇头，苦笑道：“看来，这个案子轮不到河北方面侦破了。”
此时，已是“TQD案件”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那里，专案组长黄碧天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铁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电话，每次铃响去抓话筒时，心里总充满了希望，但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有突破。”按照规定，专案组每天晚上要通过电话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侦查情况。每到这时，黄碧天便觉得十分犯难，因为他不能像下面的“摊子”那样用四个字来概括，便只好预先将每天傍晚各“摊子”报来的《二十四小时侦查情况记录》看熟，然后做选择性的汇报。谢富治本人虽是公安部长，但对具体侦查工作一窍不通，因此做不出什么具体指示。但他很会催促，每次通电话总是拖长了声音说一句“今天是第×天啦”，语调一天比一天显得焦躁。
这天晚上，黄碧天照例和公安部长通过电话后，正闷闷不乐地再次翻阅《二十四小时侦查情况记录》，想从中发现下面“摊子”未及注意到的情况，忽然电话机铃声大作，抓起耳机一听，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点名要找黄碧天说话。黄碧天顿时紧张起来，声音竟微微有些颤抖：“我是黄碧天。”
电话是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打来的，向“TQD”专案组长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抓紧时间侦破案件，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启用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逐字记下周总理的指示，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实践经验的“老公安”，何不让山西省公安厅破例启用他们？不过，这事若让谢部长知道，恐怕会生气……
“文革”开始后，公安部和其他部一样，也免不了折腾一番。七揪八揪，揪出了一批“叛徒”、“内奸”、“黑手”、“特务”、“假党员”、“还乡团”、“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有的被投进了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戴上“帽子”遣返原籍，有的实在落实不了证据，便送往“五·七学习班”。照谢富治的说法，进“学习班”的人都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思已经宽大他们了。据黄碧天所知，“学习班”中大有能人。现在周总理显然想启用“学习班”里的能人参加“TQD案件”侦查工作。黄碧天知道这个设想是颇具实际价值的。但这些人是谢富治圈定后送去山西的，如果要启用他们参加侦查“TQD案件”，按照组织原则必须报告谢本人。但黄碧天考虑到谢富治有可能会反对，那就麻烦了。他又看了一遍电话记录，忽有所悟：总理绕过谢富治直接向专案组下指示，是不是暗示我可以“相机处理”？我来个“瞒上不瞒下”，不报告谢富治，以专案组名义向山西省厅下通知，让启用“五·七学习班”的能人参加侦查工作！
黄碧天又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就这样做。于是他抓起保密专线电话机送话器：“请接山西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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