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顧維鈞只能算是近代以來最傑出的“半個”外交家。正是這特殊的“半個”外交家，在民國政壇上幾乎始終屹立不倒，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在國力衰微的大背景下，儘管其個人努力有時顯得有些蒼白，但放眼近代中國外交史，僅就所付出的心血和獲得的成果而言，顧維鈞絕對是難以超越的。
顧維鈞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話說1922年參加完華盛頓會議後，風光無限的顧維鈞回國述職，按他本人的設想，接下來其實是希望繼續從事自己的老本行，回到倫敦擔任駐英公使兼駐國聯代表，卻不料竟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北洋政府的權力中樞，在北京一待就是7年的光景，成為北洋政壇上著名的“不倒翁”。而地處鐵獅子衚衕5號的那座豪宅，則成為他這段傳奇政治生涯的見證者。
簡要回顧一下顧維鈞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履歷，我們不禁會感嘆他的際遇實在令許多同行羨慕呀！
從1922年到1928年間，顧維鈞先後在七屆內閣中出任外交總長，兩度出任財政總長，並兩次代理內閣總理，一次實任內閣總理和北京政府3人攝政之一，堪稱北洋時期最風光的政壇“不倒翁”。
顧維鈞
眾所周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人干政成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內閣作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不僅掌握著中央財力的分配權和地方督軍、巡閱使的任命權，且作為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成為軍閥競相角逐的競技場。在此情形下，如果沒有實力的保障，任何政客都隨時會面臨“下課”的危險。
據統計，1916-1928年期間，北洋政府的內閣變更了37次，改組24次，有26人擔任過總理，此外還有4個攝政內閣在短時間內行使了執政權，任期最長的17個月，最短的僅兩天，閣員的變動更是如走馬燈般變動，當時政壇動盪混亂的局面可見一斑。正因如此，當時的輿論界就諷刺歷屆內閣為“妾婦內閣”。
那麼，一介書生的顧維鈞，作為純粹的“技術官僚”，他是如何創造個人政壇奇蹟的呢？
有一點自然很重要：在那個國力虛弱的年代，外交事務始終是北洋政府的頭等大事，而顧維鈞恰恰又是享有國際威望的外交家。巧合的是，自從華盛頓會議結束之後，顧維鈞、顏惠慶、王寵惠、施肇基、王正廷等英、美留學背景的外交家紛紛投身政壇，開始在國內謀求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顧維鈞
他們一改此前外交家只在國外任職的局面，力求通過直接參與國內中央政府的政治決策來實現其外交理想，並進而通過外交來謀求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因此被國內輿論歸為“外交系”。而在“外交系”諸人中，顧維鈞無疑又是最成功的。
由於他的外交才幹、學者風度和超黨派影響力，加上其一向以對外大局為重，穩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獨特風範，故能長立政壇。顧維鈞歷經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徐世昌、張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屆內閣，總能身居要職，在各派鬥爭中始終吃得開，玩得轉，可謂不折不扣的官場“不倒翁”。
不過多年以後，當有人向他請教為何能在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壇角逐中左右逢源而官運亨通時，他卻淡定地回答說：“問題很簡單，我從不介入派系之爭。我的活動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凡是有益國家的事，我必盡綿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寧願掛冠而去。”
從顧維鈞晚年的回憶來看，無論是同北洋時期哪一屆“國家領導人”之間，他都基本能保持較為融洽的關係。那些在我們想象中禍國殃民的粗鄙武夫，卻對外交家顧維鈞禮敬有加。因此即便在後世歷史評價再低的軍閥，他都能在其身上發現閃光與可愛的地方。做人如此，難怪顧維鈞能創造政壇“傳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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