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运长枪危险，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他在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３・３１案”被抢枪支一致，与“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并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
此时，白宝山仍觉得没有短枪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要出门办点事情，谢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宝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
到了徐水，谢宗芬看到枪后，骤然害怕起来，劝白宝山把枪扔了，白宝山不同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子弹，两人当晚返回了北京。
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然后白宝山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了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后，白宝山把“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将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则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２点半，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５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６点钟来到母亲家，白母出去晨练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来，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回北京后，白宝山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傅克军所做的准备一样。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而使他不高兴。白宝山在这个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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