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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粮草将尽，兵疲马乏。为让刘邦脱困，将军纪信佯装成汉王的模样乘车出了城门，为刘邦争取脱困时机。楚兵以为汉王出降，欣喜若狂。项羽出营审视，见车上坐着的人不是刘邦，一怒之下用火刑烧死了纪信。
汉朝建立的第二年（前201年）, 刘邦感念纪信舍身救主、安定汉室之功，下诏把他故里从阆中县析出，赐置安汉县，辖今西充、南充、蓬安、岳池、武胜等地。直到隋代，安汉县改名南充县。如今，南充市管辖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营山县、西充县、南部县、蓬安县、仪陇县、阆中市9个区县， 户籍人口759.02万（2014年），为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市。
一座城市或起于商业，或发端于政治，像南充这样起于“义”的城市，人文色彩多少又厚重了几分。2200多年前，南充城滥觞于“忠义”，又因蚕桑丝绸而繁华。嘉陵江自西北向东南，流出了“嘉陵第一江山”阆中、“嘉陵第一桑梓”蓬安县、“嘉陵第一曲流”南充市，也养育了这方水土的贤能之士、清官廉吏。
“果阆二州，侍郎自留。”唐代一名无名氏诗人的一首《蜀选人嘲韩昭》，从侧面道出了南充的好。这里的果阆二州就是如今的南充地区，因盛产柑桔等水果，南充又名“果州”。适宜的气候和水土，让桑树能在这块沃土之上休养生息，为蚕桑业与丝绸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四千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召集诸侯开会，巴国不少诸侯带去了优质丝绸。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巴国的都城就设在如今的南充阆中。周初，南充地区的桑、蚕、麻、纻已成为献周王朝的贡品。唐宋，南充“顺庆大绸”饮誉京城，畅销丝绸之路；果州之绫，更是被日本皇室珍为国宝。
“从昔遨游盛两川，充城人物自骈阗。万家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明月天。”宋代果州知州邵伯温在《元夕》中，如此描述南充的元宵盛景。街上一片繁华，彩灯高悬，游人如织，个个穿着华贵的丝绸衣服，分明是在上演一场时髦的服装秀。
邵伯温是南充的有缘人，当时他在耀州（今陕西铜川市）当一把手，朝廷任命有“媪相”之称的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道不同不相为谋，邵伯温为避开童贯，向朝廷申请外调，因此到果州任知州。人口昌盛、物产富饶的果州给邵伯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尝了果州的黄柑，不禁赞道“一朝贡神州，妙极天下选”。
明嘉靖《重修保宁府志序》上说南充“蚕丝之利，实具五民”“水陆将迎”，此地扼水陆之咽喉，为川北之门户，古时大宗商品在此进出，水陆交通忙碌，邵伯温赞叹“充城繁盛冠东川”。
“鱼凫开国接蚕丛，五马西来问俗同。”清代果州郡守盖方泌，用诗句记录了达官贵人都到果州学习养蚕技术的盛景。他们为官一任，以诗状物、言志，体察民情，也抒发对这方水土的热爱。
一直到近现代，丝绸业都是南充地区的支柱产业。1936年5月，四川省政府将四川大华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改组成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官商合办，同六丝厂更名为四川丝业公司第二制丝厂，简称“南充丝二厂”。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南充市五星花园中心立起一座“丝绸女神”的雕塑：3位体态丰腴的姑娘，披着赭色薄裙姿态翩跹，腰间的绸带蜿蜒飘逸，向南来北往的人们诉说这座城市的辉煌。
“1990年，丝二厂生产总值就突破了亿元，这个生产规模堪称亚洲第一。当时丝二厂的职工最多时达上万人，被称为亚洲最大的‘万人工厂’。” 十几岁进入丝二厂、一直干到退休的一名“老丝绸人”回忆，当年要货的商家要排长队，就连好多外国企业也跑来要货，供不应求。
民安物阜，而后有文昌。清初时期，湖广人青发荣、青发旺将大木偶艺术带到川北，并将技艺传于杨三合。民国3年，仪陇县石佛乡木偶艺人李约之买了杨三合后代的木偶，由此创建“福祥班”。
自此之后，木偶艺术在南充开枝散叶，多家木偶戏班争芳斗艳，与剪纸、灯戏、皮影戏并称为“南充四大民间艺术”。至今，仍有民间艺人，将南充这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上世纪60年代初，南部县公安局的一间储藏室杂物间里，发现了一捆纸质材料，上面布满灰尘，有的地方已经被虫蛀食。众人十分疑惑，急忙打开这些像“纸砖”的材料，惊喜地发现原来是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档案中的廉官群像，佐证了这方水土的吏治风化。
从顺治四年（164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南部县先后有144名知县到任履职。这些县令走马上任之初，都要发布檄文，张贴告示，将自己的从政理念或廉政守则昭告天下。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到任的知县侯昌镇，就以白话文写了一篇顺口溜《告示》：“本县莅任各县，关防必先认真。治理悉由已出，概不假手于人。幕友皆延正士，并未携带官亲。所有家人杂役，选派亦极严明。平日督查办事，不准擅出宅门。”侯昌镇崇尚廉洁、敢于担当，凡是涉及本县治理方面的大事，他从不推诿，找人代劳；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人员，全部延聘正士，并没有携带亲戚六眷。
当时，南部县盛行奢靡之风，民间以婚寿祭为由大宴宾客的现象屡禁不绝。为此，侯昌镇颁发过七条禁令，并作出了抽收席捐的规定，使一奢靡之风及恶俗流弊，得到了有效遏制。
在南部县任职届满之后，侯昌镇先后在阆中和奉节担任知县。在奉节县任职期间，他廉洁勤政,秉公执法,百姓称其为“侯青天”。
清廉正直的官吏，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嘉陵江川流不息，淘出了一方水土的乾坤朗朗、吏治清明。
南充水西里（今嘉陵区李渡镇）人陈以勤，为北宋显族陈尧佐之后，他官至明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担任实录总裁官时，领导了《永乐大典》的重录工作，《明史》说他 “焦心瘁志，发为骤白”。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陈以勤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为宰辅，他首先向隆庆帝上“谨始十事”。其中的定志、爱民、崇俭、用人、接下、听言及揽权等问题都是针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劝诫良言。
陈以勤雕塑
虽入阁，陈以勤却秉持清淡、公正、宽厚的为官风格，不卷入内阁的争斗之中，始终保持中立，对事不对人。连和陈以勤有矛盾的大臣高拱都感叹他为“南充，哲人也”。
在内阁没有待几年，陈以勤便辞官退归南充老家，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在他的倡议与捐资下，当地乡绅积极响应，重修南充西桥，取名广恩桥（即今南充市区老西河桥）。此外，他还创建了金泉书院、修建嘉湖书院，教化吏治民风。
其子陈于陛继承家父之风，一生清廉俭仆，虽官至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他“深自贬省约束，食一肉，脱粟之饭；自身衣皂绨，夫人以下三浣衣，布蔽膝。”（《南充县志·陈于陛传》）。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土布衣服，家人也始终保持着节俭的生活。
西充人马廷用官至礼部尚书，居官廉洁，敢于担当。主持南京户部时，正值灾年，江北灾民涌入南京乞食。各司官员商议如何拯救灾民，有人认为应当先奏请朝廷。马廷用极力反驳说：“如果等先奏请而后赈济，几万人将变成鬼魂了。前人本来就有矫制开仓救灾的先例，如果因此而获罪，我一个人担当罪责!”
依靠这次赈济，大部分灾民活了下来。这就是成语“先赈后奏”的故事由来，马廷用因此被视为忠义文化的一个精神符号，被后人敬仰。致仕归家后，他以清廉传家，三个儿子为官皆清白廉正，深受拥戴。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官员与士人作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往往能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效。
与诗人的洒脱飘逸相比，作史者更需理性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国历史上诗词歌赋者居多，史学家却寥若晨星，陈寿可谓“以理性济世，用品德渡人”的典范。
陈寿于三国末期出生在安汉县（今四川南充），自幼聪慧好学，饱读史书，进入了蜀汉的太学读书，师从同乡大儒谯周，后在蜀汉做史官。当时宦官黄皓独揽权柄、作威作福，文武百官都曲意附从。陈寿为人耿直，不肯屈从黄皓，虽常受遣黜，却也保持了为官“一身清”的卓然风范。
公元268年，36岁的陈寿出蜀，赴晋都洛阳担任著作郎，负责编撰史书。他理性治学，严谨考据，寻访逸闻轶事，搜集整理三国的档案文献。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史学巨著《三国志》。陈寿病逝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书说：“陈寿所著《三国志》，书中多有劝诫之言，阐述前人的是非得失，对今世的教化大有裨益。”晋惠帝于是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作“以史鉴今”之用。
《三国志》是一部腐败史，也是一部廉洁史。“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这些名言警句，至今仍振聋发聩。
南充历史上的知识人群落之所以闪烁着区别于封建传统士人的理性光辉，与南充的水土与人文休戚相关。
栽桑、养蚕，无一不是关乎农学、天文学的“技术活”，南充人在劳动实践中，养成了注重理性与科学的传统。西汉时期，生活在阆中乡间的少年落下闳，从小耳濡目染，他很早便知季节变化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天宇，最后创制《太初历》，被后世尊称为“春节老人”。
落下闳不为名利所动，辞掉了汉武帝的封官归乡继续天文学的研究。在其感召下，南充的天文学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西汉末，任文孙、任文公一家出了两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三国时期的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人，都在天文学中有所建树，其中，周群继承了落下闳的天文历算之术，精于“推步”，蜀人尊称他为“后贤”（ 落下闳为“前贤”）。
陈寿为人耿直，不肯屈从黄皓，虽常受遣黜，却也保持了为官“一身清”的卓然风范。
如果说陈寿代表了史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落下闳表征着科学家的探索精神，那么，司马相如所承载的，是这块人文丰盈热土上的文气与浪漫。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一曲《凤求凰》，让西汉知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芳百世。司马相如曾在蓬安生长，这里的草木烙着他的印记；绵绵山水，也记住了卓文君在《白头吟》那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与阆中结下不解之缘的张飞的“忠义”，诠释了热血男儿的手足情深与家国情怀；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的爱，何尝不是人性中同样纯粹且更为柔软温暖的“忠义”。
唐时，画圣吴道子奉唐玄宗旨意，漫游嘉陵江采风数月，回京后，一日画尽南充境内嘉陵江三百里绚丽风光，引得玄宗赞其为“活神仙”。南充与嘉陵江最柔美的记忆，留在了诗画与故事里，随着时光流淌，化为人文厚德，滋养着世世代代的南充人。
I 排版：袁嘉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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