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唯物主义反形而上学
马克思说：“18世纪的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
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若莎和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恩格斯也说：“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类似于中国两汉之交的桓谭、东汉的王充、张衡，用唯物主义来对抗西汉的孟喜、焦延寿和京房的谶纬之学，一扫汉末哀平二帝及王莽时代的唯心主义迷信；18世纪的法国人也拿起唯物主义的武器，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神学观念，并公开对抗笛卡尔开启的形而上学。
法国唯物主义者反对现存政治制度，抨击路易十四“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观念，在这条战线上的领军人物是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
培尔和梅叶
在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早在17世纪就有法国人出来抨击宗教和形而上学了，《历史与批判辞典》的作者皮埃尔·培尔（1647年—1706年），这个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人在自己的书中公开的支持怀疑论 ，主张用怀疑论来摧毁神学和形而上学，他说：“宗教是应当以确实性为基础的。只要人们心里对它的真理一失去坚定的信心，它的目的、效果、用途就立刻完蛋了。”培尔通过出色的论证，使形而上学的颜面彻底扫地，，他大胆的证明莱布尼兹的“预定和谐论”自相矛盾和立论困难，马克思说他：“宣告了不久将要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培尔说：“有一些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在气质的动力推动之下，再加上由于喜爱赞美，害怕耻辱，可以生活得非常道德，胜过其他受良心的律令驱使的人。”“我们应当认为有一件事更加丢脸得多，这就是我们注意到那么多的人深信宗教的真理，却还是无恶不作。”马克思给培尔的评价是：“皮埃尔·培尔是‘是17世纪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也是18世纪意义上的第一个哲学家。”
与培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是法国乡村教士让·梅叶（1664年—1729年），此人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留下了一本《遗书》，这本《遗书》振聋发聩的抨击了基督教。梅叶把宗教和政治联结起来展开批判，他说：“虽然骤然看来宗教和政治按照各自的原则来说是如此相反，如此矛盾，但事实上它们之间一旦缔结了同盟，建立了友好关系，彼此就相处得不坏；可以说，从这时起它们已情投意合，象两个小偷一样，互相庇护支持。宗教甚至支持最坏的征服，而政府也同样庇护最荒谬、最愚蠢的宗教。”
梅叶大胆的把宗教归结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在哲学方面运用唯物主义思想证明如果主张有神论将面临四种困难：一、如果说有神，那么如何能说明、设想那个创造了一切的最高本体（神）的本质？怎么能认识和说明神呢？二、如果说物质是被神所创造的，那就会遇到如何证明物质不可能是永恒的、不能凭借自身成为自己样子的困难；三、主张神创造世界的有神论无法证明神是如何从纯粹的空无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世界来，即无中不能生有，这也是张载用来诘难佛教、道教的问题，一切创世论者都无法回答无中怎么能生出有来的问题；最后一个诘难是，如果说神存在，那么神藏在哪呢？如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等于说神是不可知的，那样神对于人而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在提出四个诘难后，梅叶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物质论，梅叶认为物质自身存在着，运动着，是万物的始因，他说：“物质是无可争辩地存在着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它可以看得见，摸得到，到处可以碰到，存在于一切存在物里。”
梅叶与培尔不同的地方是梅叶已经是一名唯物主义者了，而培尔还处在从怀疑论转向唯物主义的方向上；但他们共同的敌人——17世纪的形而上学是一个由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一流的哲学家构造的体系，单靠培尔片段的怀疑论和梅叶不成系统的唯物主义，还不足以彻底的取代形而上学，只能局限在批判之中。在法国迫切的需要一个肯定性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因此，18世纪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出现了。
马克思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恩格斯也说：“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
笛卡尔和他的信徒们
笛卡尔（1596年—1650年）是个二元论者，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矛盾，可以分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的物理学，前者主要出现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形而上学的沉思》）中，后者则是《哲学原理》的核心精神。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是从他的方法论出发的，也就说《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都以他的第一部著作《谈谈方法》为基础。要了解的笛卡尔哲学的脉络，就有必要先了解他的方法。
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把他的方法论归结为四条：一、秉持怀疑，“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只把那些我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二、分析法，“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三、按照次序来引导我的思想，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步一步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最后一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
我们不难发现，笛卡尔的这后三条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认真细致的分析观察自然现象，按照由浅到深的层次递进，尽可能多假设的方法来进行，有利于认识工作的进展。然而，在哲学方面，我们关心的是第一条方法，这条方法最后引导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笛卡尔认为什么命题都可以进行怀疑，唯独“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个命题无法进行怀疑，作为思想者，我可以怀疑我所思想的一切事物的真实性，但我不能怀疑我的思想本身。
笛卡尔说：“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地推出：我是存在的。”笛卡尔把这条原理当做第一哲学原理，从这条原理继续演绎，笛卡尔得出了形而上学的唯心论，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的就是灵魂不死！笛卡尔把“我”说成是纯粹的精神，可以跟形体割裂开来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我”的本质是思想，而思想是“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的！即使没有了身体，思想、精神、心灵仍然不失其存在！这种论述跟宗教形而上学的灵魂不死没有区别。
伽桑狄与马勒伯郎士
因此，笛卡尔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了两个唯物主义者的诘难，一个是伽桑狄（1592年—1655年），另一个是霍布斯，这两个人复兴了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与笛卡尔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组、第5组诘难中分别做出了回复。笛卡尔重视“我思”、心灵的倾向使哲学不断的往形而上的方向发展，从而脱离了形而下的现实世界，笛卡尔说“没有一件东西比我的心灵更容易认识了。”这就导致他的后继者都倾向对心灵、对纯思维的研究，把哲学引导形而上学的天国中去，蔑视尘世的苦难。
而他们对思想进行研究进一步得出来的结论也更加唯心主义化，他们说思想中的观念是有三类，分别是天赋的、外来的和虚构的。笛卡尔由于是二元论者的缘故，起码还承认外来刺激引发观念的可能，承认感性是认识的来源之一，并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发展到马勒伯朗士那里，感性就被贬低了。因为笛卡尔派认为心灵高于身体，而感性主要来自于身体的刺激，而理性则是心灵的产物，因此理性要高于感性，而且感性不能认识真理，唯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而理性认识真理的方法是心灵与神的结合！这种轻视感性的思想，自然会受到洛克的猛烈批判，马克思说：“洛克关于人类理智起源的著作适时地在海峡那边出现了，这部著作就像人们翘首以待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洛克的唯物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输入法国的，而这个主要的传播者就是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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