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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能够免于完全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当被置于全球语境中时，这一问题就更为尖锐了。一小部分国家在19世纪开始支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是史无前例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为止，欧洲人已经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变为了殖民地，统治着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土著居民的帝国。在多种不同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国家的衰弱和经济的千疮百孔都会招致西方列强的介入，而亚非的大多数社群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那就是被外国征服、吞并并统治。1914年之前，与工业化或民族主义相比，殖民主义几乎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直接影响。1800—1950年，西方国家利用其军事和行政实力使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其治下子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发生了转变。久而久之，殖民主义演变为强制实行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它只是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框架，而不是强行使不同的社群变得千篇一律。
中华帝国晚期没有遵循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清朝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11年为止，从那以后，中国开始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在这整个时期，本地官员都一直在行政执法、征收税款、规划对外政策，以及与他国进行交战。除外蒙古和西北以及东北部的一些边远地区外，中国的国界自18世纪中期以后几乎未动。
然而，列强也不是没有侵占过中国领土，在1839—1842年和1858—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之后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帝国体系。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行加给中国，限制了中国主权，保证列强缔约国广泛享有法律、商贸和政治特权。虽然有评论者抱怨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但是这些外交协定并没有给亚非殖民当局的侵略性文化和经济政策留下什么空间。20世纪早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混乱之中，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国际交往已经激发了他们所处社会潜在的制度创新。外忧内患往往会掩盖这些成就。
1850年后，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促使中国开始进行自17世纪以来最具革新性的国家建构活动。随着殖民势力将竞争性的国际秩序移植到东亚，领导阶层开始实施很有野心的改革计划。他们想方设法尽快缩小与外国对手之间在军事、财政和行政上的差距。在这一期间，中国通过有意识的模仿和自己的摸索尝试，借鉴了欧洲国家的某些特征。1648年后，枪炮、财富和官僚体制在西方造成了许多政权更迭，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也使尽浑身解数来追寻这些要素。他们还在航运和电报等领域创办了国有企业，在19世纪晚期，这些改革使政府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焕然一新。1900年之前，对进步政策的推动力多来自各省官员，而不是来自朝廷。北京之所以力挺这些举措，是因为统治阶级明白这些举措是为整个大清帝国的利益服务的。尽管在1850—1911年间，中国面临着外国的强大压力，但是改革增强了该国的实力，在最低限度上为该国维持独立自主提供了保障。总而言之，在中华帝国晚期，中国与列强间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这导致了军事-财政国家的诞生。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为1949年后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有关治国之道的新观念，这一观念使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做法以及制度发生了改变。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不仅与中国的过往之间存在重大关联，还预示了中国的未来。从长时段来看，它们是协同发展的，但在以月或者以年为单位的短时段上不一定要保持同步。例如，与官僚体制的结构，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官僚体制的结构相比，观念通常变化得更快。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当局用“主权”这个新术语来描述其对富强的追寻，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一观念在中国的治国之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63年，美国人丁韪良在为同文馆翻译有关国际法的文稿时引入了这一术语。同文馆在帝国的官僚体制内部刊布了他的译作，将新词语和新概念介绍给了位高权重的决策者们。1900年之前，“主权”一词的内涵虽然还没有固定下来，但是李鸿章等大臣通常将之视为一种对资源、人民或领土的彻底的或者无条件的控制权。作为事实上的外相，李鸿章将国际竞争理解为一种零和博弈，认为中国在政治、军事或战略上获得了多少收获，其外国竞争对手就相应地遭受了多少损失。这些重商主义原则也改变了时人对经济关系的理解。久而久之，“利权”这一术语丧失了其早期“对利益的控制权”这一含义，而带有了“对经济利益的主权”之意。
在新的治国之道的实践者中，有更多人将成立轮船公司和电报局等企业看成与西方进行商战的一种手段。在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官方越来越多地用主权的概念来定义国际问题，表达战略抉择，阐述政治目标。他们还采用权利、独立、自由和国际法等观念，从一个全新视角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所处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到1911年的帝国末期，这些观念的用法已经非常类似于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标准用法了。
中国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和实践也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发生了变化。1850年后，李鸿章等官员开始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国家的核心地区，而其他地区的需求则被放在一边。在19世纪晚期，他们给予清帝国边陲地区的支援有所下降，而资金则流入了长江下游地区和直隶省等地。各省官员对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对这些地区的虎视眈眈记忆犹新，并为这些地区在将来冲突中的安危忧心忡忡。此外，他们还认为，江苏和浙江等富庶省份的资源基础雄厚，改革计划在这些省份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在这些地区，国家高层建成了新的陆军、兵工厂和造船厂，建立了近代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并提供一系列其他的公共服务。
相比之下，随着外患加深，大运河和黄河等一些传统的重点水利工程得到的财政支持则有所减少。官方还扩展了财政基础，这在清朝尚属首次，甚至于一直在表面上维系着的康熙的永不加税的旨意也被弃置不顾。此外，新机构虽然扩大了政府的规模及其影响范围，但是它们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借鉴以往的做法。例如，厘金局雇用了很多司事和衙役，并争取到了士绅阶层的支持。简言之，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治国之道虽然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些发展变化是渐进和累积的。
尽管在1850年后的政治秩序中，部分权力被下放，但是帝国晚期的改革行动还是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一论点意在表明，王朝末路、分崩离析、衰败不堪并非清帝国晚期政治史的全部。批评者们认为晚清改革有名无实，因此对其不屑一顾，然而实际证据则指向了不同的结论。完全失败的国家能在60年内使其税收在扣除通胀率后翻3倍，并开始引进近代工业吗？它们能扩大政府的规模及其行政管辖范围，从而创立新的外交、警察和财政官僚机构吗？在全世界仅仅有16%免于被外国征服的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能够支撑下去吗？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仅仅是出于一些不可操控的历史偶然吗？这些问题的答案表明，历史学家们低估了帝国晚期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然而，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工程直到1911年还未完成，许多在清代出现的战略挑战也是之后的政府要面对的。
▍民国时期军事-财政国家的发展
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清朝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实现富强自1850年起就是几代中国人的政治目标。财富、枪炮和官僚体制是保持国家主权的关键，是过去150年间中国治国之道的主要目标。但是，本文则聚焦于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氛围下能让中国维持下去的合理方法和动因。简言之，1911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国家建构更多是旧有主题基础上的变奏，而没有开创出一个新的方向。
尽管民国时期的历任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迫切需要增强中国的国家实力这点上则是一致的。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军事联合、工业发展、教育改革、财政和官僚体制的集权化。然而，地方层面上的国家建构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则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而直到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官方才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农村，中央政府在努力解决扩展行政管辖范围、维持地方秩序以及获取新增税收等老问题。在城市，中国的领导者遭遇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新兴权贵，他们在尽可能地利用手上的资源达成自己的目的。
在1911年后，对乡村的治理往往更多依赖于威逼恐吓。7随着国家税收需求的增长，说服感化和笼络招抚变得日益困难，官僚体制与地方精英的利益开始产生冲突。而原本在城市里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选议会和社会团体，自1911年后要求在政治进程中扮演正式的角色，在国家和地方问题上，他们都试图去影响政府决策。1949年之前，国家虽然认识到这些群体为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出力不少，但是对他们的自治能力持怀疑态度，这些群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其生存状态窘迫不安。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在1927—1949年间一直在追寻富强。蒋介石及其盟友在一个专制的政治框架内推动了经济发展。他们一边设法加强其在国内的地位，一边试图通过修订不平等条约来增强南京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总而言之，在民国时期，政府的汲取能力持续增长，近代中国的军事—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得以加强。
在民国时期，官僚体制在省一级和地方一级的发展尚不均衡，它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比乡村地区发展得更充分。然而，即使是在农村地区，县政府的规模也在扩大，并且开始承担起新的行政管理职能。各位县长管理着一系列新的财政、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专门化部门，他们雇用当地居民来充任这些行政管理职位。1928年，国民党政府还采用了阎锡山的分区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县以下创立起另一套分层官僚体制。县长在每个辖区任命一名头脑人物来帮助征税、进行人口和土地登记以及维持秩序。当局进一步将区细分为自治镇或乡，建立县学、乡学，成立公所，并以集体为基础代缴税款。在这一时期，引入民选县议会的计划虽然还没取得进展，但南京方面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也始终都是岌岌可危。然而，在某些地区，分区制度则使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空前扩大，为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乡村社会埋下了伏笔。
南京政府在1927年后通过与声名显赫的资本家协同合作来促进工业发展，以求富国与强兵二者兼收。它按社团主义的方法行事，反对官方操控经济，而要求中国公、私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这种模式的诸多要素是国民党政府从德国等国吸取而来的，但是也有些是继承了帝制时代晚期的国有企业的遗产。这一行动的总体方向由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制定，商业领袖们则提供了资金、创新性思路以及管理经验。简言之，社团主义政策模糊了国家的界限，其影响持续至今。
▍1949年后成熟的军事-财政国家的出现
1949年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诞生了，为国家建设而做出的历时一个世纪的努力至此获得回报。共产党政权承诺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也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许多目标上与前人并无二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马列主义思想来表述其政治纲领，同时也继承了之前一个世纪的观念遗产。中国的治国之道虽然仍旧强调富强，但中国此时在国际秩序之内已充分享有主权。中国共产党试图转而以财富、政治体制和军事力量来获得强国地位，重新在东亚乃至东亚之外担当起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初几年间，中央政府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的已有因素，还在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内对它们进行了调整。中共首先稳定了公共财政系统，然后推进重工业的发展以增强其军事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将其行政管辖范围延伸至乡一级，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创立了一套高效的税收系统。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规定农民将其收成的一部分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给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对土地的登记一直很精准，并始终切实深入中国乡村之中，偷税漏税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财政的收入与用度仍是地方性的，但是省、县和乡级官员如何对资金进行开销则全由中央政府决定。而在另一层意义上，中共则完成了财政上的权力集中，这一进程是由宋子文等国民党官员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启的。
1949年后，中共还加强了国家的信用制度，通过发行公债扩大了税收来源。通过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扩大了现代产业部门，特别侧重于钢铁、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水泥和机械。中国共产党还重启了国民党自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个项目：把许多新工业安置在了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
中国与苏联一样，也将经济发展视为与西方之间的一种竞争，并将重工业用作衡量国家实力的基准。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指明了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者，并宣称打算在一定的时期内让钢铁生产超过英国等国。即使经济战是中国的短板，这一竞争还是使中国与其资本主义对手在实力、声望和影响力的全球角逐中展开了对抗。尽管在冷战背景下，中国的五年计划承担了新的意义，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为扩展近代工业部门所做的努力仍是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都将工业政策视为一种增强军事实力的方法，而非促进总体经济发展或提高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手段。但是，差异主要存在于对这些项目的总体管理中。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实行相互监督制，鼓励人们向当局举报不法活动和反革命行为。与国民党不同，在乡村地区，共产党成功地将民众动员与政治体制结合了起来。当然，共产党并没有想过要最终过渡到自治政府，他们靠忠诚的干部来领导其政治和经济运动。总而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后的农村地区，国家成了每个人生活中更活跃、更积极且更具影响力的存在。
▍中国的世纪转型
从1850年到1949年，中国的政治家们为应对纷至沓来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挑战而殚精竭虑。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欧、美、日控制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认识到，解决之法在于增强国家的作战能力，但这一目标又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如何才能妥善提高其武装力量的水平？是仅仅用枪炮就能保证国家安全，还是有进行其他改革的必要？如果有的话，政府会从何处筹集资金来为额外的国家建设工程买单？它如何在中国的中央、省和地方行政机构之间进行资源分配？当局能在确保新生的行政机构各司其职的同时又能控制住开销吗？如果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话，那么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是什么呢？
尽管所坚持的意识形态有异，但是对于前一任政权就上述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后继的政权是加以修正、完善和充实，而不是推倒重来。既然间接商业税、近代警政和先进的通信系统业已存在，官方就无须再对它们进行改造。在1850年后的百年间，中国的领导人们将治国之道的主要目标定义为捍卫国家主权，对此，他们的认识惊人地一致。19世纪晚期奠定的观念基础被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下去，某些政治术语的意涵发生了改变，有一些概念被舍弃，又有一些新的概念被加入其中。
实际上，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政治家原本对这些历史上的连续性并不明晰，他们的改革努力在主要动因、方式和受益者上往往存在分歧。然而，抛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个人的恩怨不谈，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国家的各要素在1911年、1927年和1949年的革命中被重新排序和重组，它与19世纪晚期之间的联系并未被切断。
虽然中国从未一味地模仿西方或日本，但是到20世纪中期，它与欧洲之间在国家构造上的共同点还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1850年后，国际秩序对制度趋同的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人口增长和经济变迁等内部发展趋势则加速了中国的国家转型。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高层一边对列强进行有意识的借鉴，一边自己摸索尝试。到1950年为止，中国已有了中央政府、现代警察、新式军队、一部成文宪法、五年计划以及教育系统。这些制度的形式和内容无疑与欧美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即使在西方国家，各国的宪制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共同的全球化主题下，各军事—财政国家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而不是千篇一律，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财政国家的模式。
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1850—1949年是一个耻辱的世纪，一系列改革都失败了，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转型式的变革，开始发展为军事-财政国家。中国虽然在1943年就把自己从不平等条约体系下解放了出来，但时至今日仍未停下追寻富强的脚步。中国已经重新获得了主权的完整，当下的中国所希望的是能在全球政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强烈的愿望可能会塑造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其塑造的力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股力量，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发展还是停滞，是恢复环境还是给环境带来灾难，这些问题都将取决于此。
本文摘编自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6月版），篇幅所限，文中有删节，学术引用请参考纸质版。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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