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媒的地方，就有《新聞與寫作》！
看過法拉奇的《採訪歷史》一書的人總能感受到書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銳的提問、刨根問底的追擊、毫不客氣的挖掘，從不同側面向採訪對象包抄靠近，巧妙迂迴地奔向“航行”的目標——採訪的成功。
新聞採訪不是學問，而是關於採訪提問技巧的學問。美國《塔爾薩論壇報》的記者鮑勃·福爾斯曼說：“筆下的功夫不強照樣能當一名出色的記者，但不善於進行採訪是絕對當不好記者的。”這便是我們常講的“七分採訪三分寫作”。
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意大利女記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於佛羅倫薩。她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週刊 戰地記者。
法拉奇是享譽世界的著名記者和作家，以採訪世界政壇的風雲人物名揚天下，被譽為“世界政壇採訪之母”，曾因採訪鄧小平而為中國人所熟知。
上世紀70年代，法拉奇先後採訪過30個活躍在當時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其中有聲稱“不接受單獨採訪”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有“最神秘莫測的領導人”阿拉法特，有自詡為“一句話整個世界就能爆炸”的利比亞元首卡扎菲，有“帶著冷漠和怒氣生活，懷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的約旦國王侯賽因等。
從這些人物的地位、名氣和特點中，可以想象採訪之難，然而，法拉奇不但一一完成了採訪，而且把前南越“總統”說得痛哭流涕；伊朗國王巴列維當著她的面表示要摒棄女色；基辛格則後悔地說，接受她的採訪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法拉奇尖銳犀利的提問技巧。她對這些政要人物的採訪技巧是值得我們細細推敲並學習借鑑的。
新聞採訪的基本技巧
1
充分準備，不同凡響的開場
如同高明的棋手重視開局，法拉奇的採訪都有一個別致的開場。她曾說：“我的秘訣是開門見山，把氣氛打開。例如我去問霍梅尼前早就知道他是獨裁者，於是我開場就說：你是伊朗的新沙皇……”這種開門見山式的問法，單刀直入，迫使對方做出防禦性反應，揭下人物面具，逼視其真實面目。
採訪阿拉法特這個“神秘莫測的人”時，她這樣開始的：“人們常常談論您，然而對您卻一無所知……”這句話既陳述了事實，又點出了矛盾。而在採訪鄧小平時則從鄧小平的生日談起，將嚴肅話題注入在輕鬆自然的交談中。
這些開場並不是靈機一動的小聰明，而是法拉奇刻苦勞動準備的結晶。在採訪前一兩個月裡，她總是閱讀大量的有關材料並作出相應的筆記，儘可能地熟悉與採訪有關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情況，精心設計採訪程序。
她說，採訪前準備工作的緊張程度，“簡直就像學生準備大考一樣”。每一次訪問，都是對她的“智慧和政治敏感的挑戰，是不可能重演的事件，是消耗靈魂的一次人類實踐。”
2
既予又取，巧妙處理矛盾
法拉奇說，採訪是一場探討事實真相的戰爭。探尋真相的過程是不斷解決秘密與透明這對矛盾的過程。矛盾衝突在法拉奇的採訪中隨處可見，構成她採訪提問中的鋒芒。當那些政壇要員出於某種動機不願講明真相或閃爍其辭時，法拉奇總能使之無法繞過問題。
在採訪基辛格時，她沒有放過“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助手，幾乎比總統更出名”這一事實。她先是拋出這一事實，即“予”，拋磚引玉，使得基辛格虛榮心膨脹，說出自己“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的話來。
另一方面，法拉奇總是帶著她的立場和感情投入採訪，她與採訪對象之間經常出現思想觀念的矛盾，但她的可貴之處在於不迴避矛盾，她甚至故意設置矛盾。
在採訪伊朗國王巴列維時，雙方就專制民主問題激烈爭論，交鋒中法拉奇一層層揭去了巴列維假民主的外衣，把他真專制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3
追根究底，不達目的不罷休
當那些政界精英對法拉奇的尖銳問題虛與委蛇、迴避躲閃加以敷衍時，法拉奇決不姑息模稜兩可的回答，也決不會給對方任何逃跑的機會，她緊追不捨的發問經常把採訪對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
例如採訪阿拉法特時，抓住“是否對約旦和黎巴嫩宣戰”、“巴勒斯坦的邊界在哪裡”等關鍵問題兩次提問。
再如採訪基辛格時，基辛格因為擔心洩密而拒絕談越南問題，當法拉奇提問幾次後，基辛格終於發出了警告：“夠了,我不想再談越南了！”法拉奇便從美國與阮文紹之間的停戰談判切入提問，使問題深了一步，逼得基辛格第二次警告：“請您不要再叫我談越南了。”
而法拉奇卻激發式地問：“很多人認為您和尼克松接受那個協議實際上是對越南的投降，對此您也不願意談嗎?”問題又深入一步，基辛格第三次發出警告：“我堅決徹底地抵制投降的說法，真的不要再談論越南了。”
堅韌不拔的法拉奇見目的尚未達到，機智地以守為攻緩和了一下，把話題變成更大的主題“戰爭”與“和平”上，似乎從越南問題退卻了，可談了幾句，馬上又伸向主題：“基辛格博士，那麼關於越南戰爭您有什麼要對我說的？我覺得您從來沒有反對過越南戰爭。”
一句話將問題深入了一大步，逼得基辛格不能不對此表態了。法拉奇層層逼進的提問最終迫使基辛格就越南問題發表了見解。
4
巧設機關，分解問題“請君入甕”
當採訪對象正面拒絕時，她會採用迂迴法，由遠及近，引人落入圈套。
比如採訪南越前總統阮文紹時，她想獲得他對外界評論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的意見。當直接問他時，阮文紹矢口否認了這個說法，法拉奇就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繫的小問題，她先問：“你出身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了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後，法拉奇接著問：“今天，您富裕至極，在瑞士、倫敦、巴黎、澳大利亞有銀行存款和住房，對嗎?”阮文紹雖然否認了，但為了澄清這一“傳言”，他不得不詳細地道出他的“少許家產”。
如此一來，阮文紹是否真的如傳言中的那麼腐敗，還是如他所言並不奢華，已昭然若揭。
採訪基辛格時，基辛格諱言使美國處於尷尬境地的越南問題，在法拉奇直接詢問“如果我把手槍對準您的太陽穴，命令您在阮文紹和黎德壽之間選擇一人共進晚餐……那您會選擇誰？”沒有得到回答後，她又把問題分解，提問到：“您喜歡黎德壽嗎?”
得到肯定答案後，她又奮起直追：“跟阮文紹的關係，您也作同樣的評價嗎?”基辛格謹慎的言辭中流露出他和阮文紹的關係已不能用“親密”來評判。他的回答，已不難使人預見美國以後在越南問題上將要採取的態度。
看過法拉奇的《採訪歷史》一書的人總能感受到書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銳的提問、刨根問底的追擊、毫不客氣的挖掘，從不同側面向採訪對象包抄靠近，採訪不斷深入具體，渾和圓滿，如同一個舵手穩健地掌握著採訪的“航行”方向，避開險阻，巧妙迂迴地奔向“航行”的目標——採訪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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