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内心独白，被誉为大写意的开山国画大师
生活于明代中后期的徐渭，在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上创造出了震古烁今的艺术成就，开创了极具个性化的粗笔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新局面。他的作品中传达出强烈的自我独白，而且与传统文人画家笔下的自我独白截然相反、大相径庭。传统文人画家在作品中的自我独白是委婉含蓄的、娓娓道来的、充满书卷气的、文气的，而徐渭却以奔放的、宣泄的、直抒胸臆的、一泻千里式的、不着一毫脂粉的自我独白打破了延续画坛几百年的书卷气息。
徐渭的性情是通脱豪恣、独立不羁、不拘礼法的，如他的朋友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所述：“渭性通脱，多与群少年昵饮于肆……然性豪恣，间或籍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再如袁宏道所述：“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徐渭性情中与身俱来着一种狂者精神，傲岸之气，崇尚于“真而狂”，不屑于“虚而伪”的生活状态。
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在超越突破了传统花鸟画中的立意、布局、笔墨等绘画图式之外，更大的突破是自我性情在生宣纸上随心所欲的流露，是一种不掩饰，不娇性的性情独白，他借助于“以目入心，以手出心，专写胸中灵和之气。不傍一人，不依一法，发挥天真，降伏外道”的表达方式，抒发独立不羁的个人性情，抨击腐败专治的黑暗社会，与传统绘画中委婉含蓄、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徐渭的一生命运多舛、极其坎坷、屡受挫折。他出身官宦家庭，庶出，刚满百日父亲便过世，二十一岁与潘氏成婚，入赘潘家。五年之后，潘氏病卒，便从潘宅迁出过着贫寒的生活。但胸怀大志，积极入世的徐渭并未因此不振，他期间拜师王畿、季本潜心专研心学。三十七岁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得到监察御史胡宗宪的器重，入胡府做幕僚。四十一岁参加了他人生的第八次乡试，但这次依旧落榜，这对徐渭的打击是残忍而冷酷的，因为对于渴望登科及第、施展抱负的徐渭而言，单单考取一个秀才在当时是无法实现这些宏愿的。
徐渭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压抑，他竭尽全力地一次次去点燃生命中的光亮，然而却一次次被命运中无尽的黑暗所湮没，他只好选择书画来作为自我宣泄的出口，排遣着内心的愤懑与不甘。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中一大特色便是在物象造型上，即追求“不求形似”“重视笔墨”的艺术表现。自古以来，花鸟画中亦有追求水墨渲淡、逸笔草草，立足于抒发主观情感，表现自我感受的画家。如元代画家郑思肖“时写兰，疏花简叶，根不著土。人问之，曰：‘土为藩人夺，忍著耶’？”他以写兰花排遣个人的亡国之恨和洁身自好的气节。但是前人在对客观物象概括提炼的认识与表现，对“不求形似”的追求上，均尚未与徐渭达到同一水平线。这是为何呢？愚以为，这是“不求形似”、“重视笔墨”的审美标准在明代的成熟以及徐渭作画坚持此理论所致。
徐渭所创的笔飞墨舞，纵横宣泄的粗笔大写意花鸟画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流绪连绵数百年，如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清中期的郑燮、李鱓、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他们对徐渭的艺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如郑燮曾刊“青藤门下走狗”印章，铃盖在画上以表对徐渭的倾服之情；齐白石老先生也曾发出：“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的感叹。
徐渭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虽然坎坷波折，但他在写意花鸟画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应当思考：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身前落魄穷困不得志的文人画家，死后却大放光彩，引众人乃至后世数百年的顶礼膜拜呢？原因便是徐渭的粗笔大写意花鸟画作品中蕴含了不同与传统文人花鸟画家作品中的自我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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