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我是教书的印刻家

闻一多:我是教书的印刻家

老叫兽:你的名字?

小石君:好基友。

闻一多其实是个有趣的人。

父亲闻邦本早年参加过维新变法,

思想极为先进,

因此,

闻一多童年时接受的都是开明的新思想。

少年闻一多喜欢读书和美术,

十三岁时,他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然而入校后,

闻一多的名字成了一个问题。

闻一多原名叫闻多,

这个名字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大家伙嘲笑他的名字“闻多”听着就像英文词“widow(寡妇)”;

而且清华同学之间只呼其名不称其姓,

单名一个“多”字也没法叫。

于是同学建议他:“要不你就叫’一多’吧,简单又好听,意义也更好。”

于是闻多改名闻一多。

有一群天才同窗就是不一样。

早在清华,

闻一多的画就已经小有名气,

时常参加各种比赛,

还被送往国外参加美术展览。

十年后,

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

成为清华第一个攻读艺术专业的学生。

美国当时对中国人歧视严重,

闻一多倍受打击,

也因此深深地思念自己的祖国。

于是他开始写诗,

著名的《七子之歌》就是此时期的产物。

当时闻一多的好基友是梁实秋。

梁实秋和闻一多本是清华同学,

曾一同发起 “清华文学社”。

1923,

年梁实秋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文学,

闲得无聊,就给闻一多写信:一多,你看看我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

被撩的闻一多立刻从芝加哥搬过来与梁实秋同住。

两个老朋友又开始了同窗生涯。

回国后,

两人几经漂泊,

又在上海的“新月社”聚合。

1930年,

闻一多与梁实秋同时接受青岛大学的邀请,

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外文系主任。

每天早上,

闻一多道梁实秋家门口一声招呼,

梁实秋便应声而出,

两人各执手杖一同走向学校。

那时青大的学生正在闹学潮,

而闻一多态度强硬,主张开除闹事学生。

于是闹事学生便在黑板上写下一首新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原来,

闻一多上课说话时喜欢夹杂“呵呵”之声,

因此学生拿来取笑他。

又有一次,

黑板上直接画了一只兔子和乌龟,

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

两人恰好路过,

闻一多停下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个是我?”

梁实秋:行行行,你丑你先挑。

1932年,

闻一多返回清华任中文系教授。

期间,

他开始致力于汉魏六朝诗与《楚辞》、《诗经》的研究,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

连郭沫若也感叹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不久九一八爆发,

日本侵华野心昭昭,

京津的大学开始转移。

1938年春,

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西迁云南。

闻一多也随校跋涉到了昆明,

并在刚成立的“西南联大”里任教。

他还蓄须明志,发誓非抗战胜利不剃。

到了联大,

闻一多潜心研究古代典籍,非常用功,

除了讲课吃饭外轻易不肯下楼。

当时的联大教授都喜欢晚饭后去南湖散步,但闻一多也不去。

一天,

与他毗邻而居的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喊他下楼游玩:“何妨一下楼呢?”

闻一多没应声,

在场的教授们却都笑了起来。

从此,

闻一多住的房间便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

而他也得了一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苦学之后,

闻一多才学倍增,一时成为明星教授。

他的讲课也很有特色。

有一次,闻一多昂首阔步的走进教室。

学生们起立,他示意坐下,

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

打开,问学生:“哪位来一根?”

自然没人敢应。

于是闻一多便自己点上,

长长吸了一口,吐出一圈烟来,

然后一字一顿说:“痛饮酒、熟读《骚》、方得为真名士!”

一时学生为之倾倒。

老叫兽:共赴国难。

小石君:摆摊篆刻。

除了诗文绘画,

闻一多自小对书法就有浓厚的兴趣。

他擅长楷书和篆书,

楷书取自北魏,

篆书则取径甲骨和钟鼎文字。

后来闻一多因书法而转向于篆刻。

一九二七年,

闻一多对印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得益于其深厚的古文字研究功底,

闻一多刻印的功夫无师自通,自成一格。

他整天磨石刻印,

周围的好友如潘光旦、梁实秋等,

都得到他的赠印。

在学习篆刻的狂热期时,

闻一多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有一段诙谐的妙喻,他说:“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梭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闻一多对篆刻的狂热之情也可见一斑。

但联大南迁期间,条件所限,

闻一多暂岂“新人”,重操本业,

其间写生风景画多达100多幅。

到了云南,联大的师生们生活非常困苦。

尤其是教师们,他们往往拖家带口,

经济状况因此更为捉襟见肘。

战时物价飞涨,闻一多也为生计而烦恼。

家中的生活十分清苦,

连豆腐也不大吃得起。

孩子们说那时“不知肉味为何物,饭桌上常常是炒蚕豆、清水煮白菜、萝卜‘老三样’”。

八口之家靠闻一多一人的工资往往还不够十天的开销:“书籍衣物変售殆尽,仍在断炊中度日”。

闻一多每周两次进城上课,

来回几十公里,

为了节省车钱,一般都步行。

此时,

一位老友记起他当年曾摹刻过秦汉鉨印,

深得篆刻三昧,建议他挂牌治印。

闻一多认为可行,

这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

又可以养家糊口,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闻一多印刻铺开业,

一众联大的好友们也免费为闻一多站台推广。

联大教授浦江清用骈体文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校长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蒋梦麟、熊庆来、沈从文等十一位学者、名流联名同启。

《润例》贴出后,

立刻轰动昆明,一时求刻者如云。

但闻一多白天忙着教学,

到了夜深人静时在昏暗的灯下治印。

手指割破,他咬咬牙坚持刻下去,

几年下来共治印两千多方,

度过了艰难时期。

就这样,

闻一多将17 年前的“妙龄姬人”重新找了回来。

据语言学家吴宗济回忆:

闻一多在路旁的草地上铺了一块旧布,

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料和刻章,

盘膝半蹲半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等待生意上门。

彼时的闻先生面容清瘦,长发短须。

虽然生活落魄至此,

却仍显露出一身傲骨,让人肃然起敬。

闻一多还曾为数学家华罗庚治印,

其所刻的长款很有意思:

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漏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老叫兽:颠沛流离。

小石君:四海无家。

抗战胜利后,国内依然一片混乱。

1946年5月4日,

联大全体师生举行结业典礼。

梅贻琦主持大会,

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

典礼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

此碑即为闻一多篆书,

碑文由冯友兰撰写,罗庸手书。

因为三位名家合作,

此碑后来被称为“三绝碑”。

7月11日,

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同学乘车离开昆明,

复员北返。

而此夜李公朴忽遭暗杀。

随即,传言第二个暗杀目标即是走在民主运动前列的闻一多。

同事和朋友都劝闻一多不要外出,

暂避一下。

但闻一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事已至此,我不出面,则诸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

7月15日,

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悼念会。

会场中,

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悲愤致辞,

但期间不停有特务起哄。

闻一多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做出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当天下午,

特务在西仓坡宿舍门口设下埋伏,

枪杀了闻一多。

与他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掩护父亲,

也身负重伤。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愚蠢而残忍的枪声,

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寒了心。

杀闻一多,实乃杀民心。

但最为可惜的是,

是当时的闻一多正值学术顶峰。

钱钟书后来说:这是一个学者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如果再假以数年,真不知他(闻一多)能够达到何种地步!

可怜千古竟未才。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号一多,又名多,以号行。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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