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紀開始的時候，歐洲有5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體相互競爭，這給思想家留出了空間。學者可以自由流動，某個國王不喜歡你，另一個國王可能會保護你。法國的伏爾泰逃難很多年，總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國流傳開來。西方世界政體有界，但思想無界，學術界是個統一的市場，思想可以跨越政治邊界，學者們都說拉丁語，不管人在哪裡都不會影響他們在學術界的聲譽。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體，更在乎的是在整體學術市場上的聲譽。這種狀況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周遊列國，到處傳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沒有語言障礙。
西方的知識生產主要在民間（包括教會辦的大學），中國的知識生產主要在官府。中國歷史上一些有名的學者大多數都是官員，當然偶爾也有幾個官場不得志的或者沒考中進士的。西方人生產知識主要是為了知識本身，用知識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中國的官僚生產知識，如果某個觀點跟他的官位發生衝突，就只能選擇放棄。這帶來非常不同的後果。
舉例來說，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批評天主教會腐敗，羅馬教皇判他為異教徒，要德國的皇帝執行死刑。但是在執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須把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召集起來，開個聽證會。開完聽證會後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薩克森選帝侯Frederick派來的幾個當兵的“劫持”，藏了起來，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為他已經死了，其實他還活著，躲在一個城堡裡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時，德文版的《聖經》流傳開來，宗教改革勢成熊熊烈火，任誰也滅不掉了。
與此形成顯著對比的是，中國有一個學者叫朱之瑜，生於1600年，活了82歲，是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學者”。清朝入關時他還忠於明朝，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活動，南明滅亡後先逃到越南，最後到日本並死在那裡。他在日本講學，傳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顧問，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國，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紀晚期才被發現，大家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學者。這還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並活了下來，很多思想家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活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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