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20世紀中國最具獨立風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會實踐者。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早歲信佛而後歸儒，亦不廢佛；以中學學歷而執教北京大學。壯年辭去教職，長期從事鄉村建設；發起民盟，為調停國共奔走呼號。1949年後屢受批判而始終不屈，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一生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相號召，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社會問題，亦可雲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主要作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與碭山的不解之緣
一、“鄉村建設學院”和“鄒平第一實驗縣”的誕生和由來：
20年代，梁漱溟先生(文中稱梁先生)受蔡元培、陳獨秀之聘，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院教授，講授文學、哲學、印度佛學等學科，在中國學術界、教育界、理論界引起極大的震動。
20年代末期，梁先生開始關注研究“農民”問題，農民生活在廣大農村（占人口90％以上），過著“耕夫碌碌，多無隔夜之糧；織女波波，少有禦寒之衣”的生活，其原因是什麼呢？怎樣才能使農民的地位提高，生活轉好，得到豐衣足食，免去飢寒之餒。他漚心瀝血，自己編寫了《鄉村建設理論》這本書。書中認為“中國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是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
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內有軍閥割據混戰、外有列強侵略瓜分的局面。農民身處社會的最低層，生活在水深火熱、鐵蹄蹂躪的絕境中，梁先生毅然辭去高薪的教授之職，走出校門，離開講臺，深入實踐中去，辦“鄉村建設學院”培養人才；辦實驗縣，叫農民從政治上、經濟上、技術上，做到自治、自立、自強。進一步寫出“鄉村建設自治條例”。梁先生確是中國、從古至今為“農民”鼓與呼的第一人。
梁先生在北大的學生——竇雪巖（竇瑞生）是他的得力助手，師生感情篤深，恩師與愛徒，形影相隨。車前馬後，師徒二人到處奔波、呼號！爭取社會各方的同情和支持。在一九三〇年前後，首先找到與北大有親密關係的馮玉祥將軍。梁先生把《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向他詳為介紹，其主旨是“農民問題”，令馮玉祥將軍特別賞識和贊同，願意鼎力相助之。馮玉祥將軍說“我帶兵轉戰各地，居無定所，我把你倆介紹到我的老部下，現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將軍那裡去，請他給你想辦法，給你解決辦“鄉村建設學院”的經費和實驗縣的地點。”
梁先生和竇雪巖師徒二人手捧公函，即去山東省濟南求見山東省韓復榘主席。見面互為寒暄問候之後，梁先生向他把《鄉村建設理論》及《鄉村建設條例》的宗旨、內容、措施等一一詳為介紹。韓復榘將軍欣然同意。相互研究商定，在鄒平縣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以鄒平縣為“鄉村自治實驗第一縣”。鄒平在濟南東邊，離濟南近，又是膠濟鐵路線上的一個車站，便於聯繫請示。
二、梁先生委託竇雪巖到碭山組織政府及學院的班子人員：
梁先生是“鄉村建設學院”院長，竇雪巖為總務科長；“中國鄉村實驗第一縣”梁先生是縣長，竇雪巖是第一科科長，主持縣政和保衛工作。因為竇雪巖負責組織班子人馬，所以師生二人一同返回碭山。兩人同住在竇永茂糧棧。糧棧是同族竇廣瀛、竇廣洲、竇廣漢三兄弟的生意。
梁先生由於長期的奔波和工作忙碌勞累，在店中一個僻靜的房間裡閉門靜養休息，鬆弛一下，等待弟子竇雪巖去辦理和聯繫“鄉村建設研究院”及“鄒平第一實驗縣”的組織成員。其中碭山人佔大多數，有趙毓政、孫竹屏、範子瞻、李蔚青、竇茂椿等十數人。為減少經費開支，是一個不超過20人的精幹班子。
三、“鄉村建設研究院”及“鄒平第一實驗縣”人員的後續：
1937年10月間，日寇入侵山東後，梁先生主持七年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和“山東鄒平第一實驗縣”就此解散了。梁先生來到徐州，發表了《告鄉村工作同仁同學書》和《鄉村工作人員抗日工作指南》，號召同志、同學們積極組織民眾的工作，配合正規軍開展敵後游擊戰爭進行抗日。以上兩篇文告曾發表於梁先生《憶舊事談徵錄》（八）《抗戰期間游擊區行程記略》中，1985年12月7日的《團結報》曾轉載發表。
梁先生抗日期間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敵後巡視時，在敵佔區蘇、魯、豫、皖等地中原大地上到處都能見到“鄉村建設學院”中的同仁、同學，戰鬥在艱苦危險的敵後游擊區。梁先生深入敵後的巡視雖苦、雖危，且亦喜亦樂！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日記》節選
1939年
——敵後游擊區域行程日誌
……
4月
2日 移住城內縣政府之財委會。蒙城亦經陷敵，城內民房破壞慘重，城內房屋約僅存十之一。4月7日前均留止於此。
7日 派靖波、蔭平往渦陽轉永城（屬豫東）書案店（市鎮名），與新四軍彭雪楓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導入魯。
8日 偕同人離蒙城往渦陽，當晚到達，住城內財委會（馬玉昆舊宅）。
10日 同人離渦陽住永城書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吳芝圃，承其招待留止3日。
13日 起行，隨新四軍滕團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馬贈我代步。當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時乃以急行軍越過公路。
14日 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屬蘇北蕭縣境）。
17日 離李士林行20裡至王白樓（蕭縣境）止宿。
21日 由王白樓行40裡至王寨，當晚移住郝樓。碭山縣長竇雪巖原為鄒平鄉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趕來相接。原鄒平同學許錫璉在蕭縣工作亦來晤。凡此下所云縣長者皆潛伏敵後之我方遊擊縣長也。
22日 蕭縣縣長彭笑千（效騫）約談並晚飯。八時起行，除雪巖帶隊同行外，並有蘇魯豫支隊第四大隊派兵兩連護送。因有敵情，當晚繞道復回王白樓。到達時已將天曉，小憩即北行10裡至張莊休息。
23日 傍晚起行，六時許經過小山，夜二時由黃口車站之西渡橋附近越過隴海鐵路，一夜之間以行軍姿態行90裡。
24日 晨六時行抵黃河故道，八時住於毛李莊（屬碭山縣）。當時即有敵人追蹤而至，計有敵汽車4輛及步兵80餘，先與雪巖所帶縣隊接觸。恰好彭明治所部蘇魯豫支隊派來將與護送我的第四大隊交接任務之第一大隊，由胡大隊長率領昨夜已先到，駐於高寨。既發現敵人來襲，胡大隊長即接我從毛李莊移住高寨中，同時會合第四大隊及碭山縣隊將敵包圍，相持竟日。日暮後由第一大隊護送我等離高寨向單縣（屬山東）進發，一夜行七十里，疲甚。雪巖仍隨同一路。
25日 晨五時行抵單縣之侯樓，住劉藜照（此人為鄒平訓練部同學）家中。村中駐軍有軍馬甚多。
27日 下午北行15 裡至中興集，住鄒平研究部同學王梅村家。豐縣縣長董玉珏趕來相見。雪巖伴送至此為止（由此回碭山）。
上文摘自：《梁漱溟日記》作者：梁漱溟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
梁漱溟先生
《我對於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節選
問：梁先生常談起在1938年初赴延安與毛澤東長談之後，又進行了魯豫蘇皖抗日遊擊區敵後之行。梁先生可否對此作一回顧？
答：如前所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後，我來往於南京、山東之間。這年10月，日寇入侵山東，我主持了七年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只好徹底解散。隨後我在江蘇徐州發表了《告鄉村工作同仁同學書》和《鄉村工作人員抗戰工作指南》，號召我的同事、學生們大敵當前，要團結一致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特別要在鄉村中以原有的鄉村建設工作作基礎，積極做好動員和組織民眾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規軍和游擊隊與日寇作戰。對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我也在許多場合作了闡述和勉勵。
隨著局勢的變化，我以國民黨參政員的身份由南京到武漢，由武漢而重慶。自1938年初我赴延安訪問歸來之後，抗日戰爭的局面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逐漸進入相持階段。除了中國軍隊繼續在正面戰場與日寇作戰外，在敵後的廣大地區，不斷傳來消息，還有著不少軍隊和民眾抗日武裝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著卓絕的游擊戰，如星星之火，不停地在敵佔區燃燒，攪得日寇不得安寧，叫苦不迭。我還得知，在魯豫蘇皖地區，原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人員也參與其間，做了不少工作，我心裡十分欣慰。人在大後方重慶，心卻常常惦記著那些我所熟悉的人和地。我決定到魯豫蘇皖地區去巡視考察一番，親眼看看那裡軍民與日寇抗禦的情況。從重慶到山東，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僅交通困難，而且隨處可遇危險，但我想個人的安危，算不得什麼。不是有許多人天天都在前方，在敵後流血流汗嗎？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分別告訴國民黨和共產黨。我找了蔣介石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秦邦憲，對他們說，我年近半百，雖然手無縛雞之力，自己不能打游擊，但可以推動更多的同事、學生打游擊，我要去敵後游擊區看看，必定有所得益的。他們都考慮到我的安全問題，但都很支持，都答應通知那些地區的部隊，在我巡視時提供方便，保障安全。蔣介石還委我以戰地巡視特派員的名義，給我一個保持聯絡用的密碼本和一萬元經費。
1939年初，我率同黃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慶出發。為通過敵戰區，我們改名換姓，自編籍貫、職業，一路還算順利。進入敵後游擊區之後，我們先見到新四軍彭雪楓將軍，他已接到我要去巡視的通知。彭將軍對我們盛情招待，陪我們進餐，介紹部隊對日作戰情況，記得韋國清等將領也在座。因韋國清也是廣西人，我印象較深，其他人記不住了。臨走時，彭將軍為我行程提供方便，還送了我一匹馬。接著我們見到蘇魯游擊區總司令于學忠將軍，他也早接到通知了，同樣是一番熱情招待。從於的司令部出來，他親自陪我們走了一程，一直到地名叫王莊的一座天主堂裡，那裡駐紮著一支中共的抗日遊擊隊伍，為首的是張經武和韋玉。這時於將軍要到山東地下省政府辦事，便同我告別，我們則留在張經武部，住了一宿。
我們逗留時間較長的是地處沂蒙山區直屬於軍委會政治部的第三政治大隊隊部。因為這個大隊的近千人中，許多人是我在山東、河南鄉村工作時的同事、學生，大隊長秦亦文抗戰前就是一名教師。這個大隊兵分四路，分散在山東境內的東南西北，既做宣傳動員民眾的工作，也直接開展游擊戰，是一支十分活躍、工作出色的抗日隊伍。
還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在途經蘇北碭山縣時，與我在山東鄒平的學生竇雪巖的相遇。其時竇是碭山縣的縣長，率領著一支幾百人的抗日遊擊武裝，在極其艱險的條件下開展游擊戰。在鄒平時，他先是我的學生，因成績優秀，留在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先後擔任總務科長和警衛科長。據竇雪巖陳述，我才知道鄒平淪陷後，他即去河南潢川投奔第五戰區舉辦的戰時人員訓練班受訓，併兼任過教官，不久奉命回到家鄉碭山任縣長。在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下，他很快和當地的中共人士取得聯繫，協同進行抗日活動。竇雪巖告訴我，他手下本無武裝，是中共人士郭影秋（建國後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職，他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此事）從自己的部隊中撥出幾百人交給他指揮的，他的部隊實際上是中共的抗日隊伍，但他有指揮權，合作得很好。竇雪巖還興致勃勃地同我說，他們常常主動出擊日寇，攻其不備；也常常日行百里，主動轉移，避免捱打。他們吃、穿、住條件都極差，單說穿著，我親眼看到的，真可以說破衣爛衫，叫花子一般，但個個都很樂觀，不怕艱苦。竇雪巖對我說，沒有一個人身上不長蝨子，大家都管它叫“抗日蟲”，不抗日還長不了這蝨子呢！並當場從衣領裡翻出了好幾只，把我們都逗樂了。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天夜裡，沒有房間，沒有床，我就是躺在竇雪巖的宿營地的乾草堆上度過的。雪巖說，他們差不多天天如此。在乾草堆上睡覺，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如果不是抗日，不是在敵後那種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當然也是難以想象的。第二天上午，我們上路時，雪巖執意要帶領隊伍護送一程，一直到將要進入魯西南地界為止。道別時，彼此心緒激動。我對他說，看到你們這樣艱苦卓絕地同日寇作鬥爭，我由衷的高興、敬佩。我還勉勵他繼續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堅持抗戰，同心協力，報效國家和民族。雪巖灑下熱淚，舉槍向我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難，都要抗戰到底，並一再關照我多加保重。其景其情，多少年後仍然歷歷在目，感人至深。
回顧這次歷時八個多月的敵後抗日遊擊區之行，所經歷的艱辛、困苦、風險，比起戰鬥在游擊區的軍民，是不足道的。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澤東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談話中所說，無數抗日誌士和廣大民眾這樣不怕犧牲，奮起抗戰，堅持到底，中華民族是一定不會亡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這個結論有著充分的根據。
在鄉村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同事、學生，也站在共同抗戰的行列中，這更加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成為後人敬仰的中華英烈。
上文摘自：《我對於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 作者：汪東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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