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香港這些年》、《藏地白皮書》兩本書的讀後感是去年寫的。
《我們香港這些年》，下簡稱《我們》，是作者鄭天成結合香港發展的回憶錄。
《藏地白皮書》，下簡稱《藏地》，是江西女孩傅真與香港男生毛銘基的戀愛史。
當然，現在他們的孩子都已經幾歲了。
雖然兩本書內容各異，說的也不是眼下的香港，但還是很刷新有些香港影視帶給我的那種警察與黑社會惡鬥的高聲叫罵，粗鄙淺陋的印象。
取而代之的印象是香港那種法制行政；大部分港人“洋裝穿在身，我心仍是中國心”，雖富不炫、溫和謙遜的模樣。
關上書，有了一些體會，於是拉雜成文。
1.
香港1842年至1997年是英國殖民管制，1997年7月1日迴歸祖國。
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經濟自由度指數位居世界首位。更是富翁大亨的集散地。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1979年中國的GDP大約是4000億人民幣，而同期香港此值是約1100億港元。
…小小的香港，當年人口才500萬，產值是內地的1/4…。”（《我們》）
2012年02月24日，福布斯網站公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182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購買能力，得出了全球最富有的國家和地區排名結果。美國排名第7，香港排名第6。（百度）
沒錯，這些數據讓香港人生出優越感。
1997年7月以前，“當時的香港人因為比較有錢而產生的一份優越感，優越感太強烈，自然就演變成了對內地人的歧視。”（《我們》）
“許多人會拜託香港的親戚，為他們帶電視機回內地。對於內地當年的貧窮落後，香港人也會無傷大雅地調侃一番。”（《我們》）
這些事情當年見諸內地報紙不少。
早年香港土著在19世紀40年代也是被內地人歧視的。
當時，為逃避戰亂，廣東潮州人、上海寧波人、福建人紛紛南下，為這個彈丸之地帶去了黃金、技術和人才。
小漁村的潛質終於在這些移民者身上以輝煌的繁榮兌現。
所以，內地人雖說是去避亂，但一點不掉價，反而覺得香港處處不如上海繁華。
張愛玲就覺得香港土著沒涵養；亦舒也常把上海人的精緻述之筆端。
這些年，內地老百姓逐步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
香港人對曾經的窮親戚、窮鄰居突然間富裕起來產生了迷惑。
被出國旅遊的內地人的財大氣粗，不守規矩，隨地吐痰，大聲說話的表現驚到。
經過一段時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那些隨地吐痰的陋習改變許多， “到此一遊”的亂寫亂畫也少有了，公交車讓座已經很自然。
但有些行為的改善或改變還要假以時日，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
就像“資本主義在社會發展中是不可逾越的的階段”一樣（不記得是那本書裡看到的，好像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
比如，內地人打手機一般不迴避，不吝費用，有時打到沒電自動關機還意猶未盡。
當然這是個人的自由，前提是聲線不要大到干擾周圍人。
有時，在公眾場合看到那因滿足而漲紅的幸福臉龐，說明人家今非昔比。
現在有錢了，買了或換了智能手機，要咋咋呼呼告知朋友、同事和遠在他鄉的家人，或發發朋友圈。
你會怎樣？
這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比如現在人們經常旅遊，情緒亢奮。
過去誰經常出遠門呢。在異國他鄉、旅遊勝地，在餐館、酒店和公園，盡情地炫耀抒發，高談闊論。
他們實在是控制不住。
香港及西方人不能理解“窮棒子翻身得解放”的情緒釋放，因為這些情緒化透過教堂鐘聲的祈禱是感知不到的。
彼時，待出門旅遊成為如逛逛街那樣的尋常，低聲如斯文君子，細語如綠茶淑女的習慣自然養成。
2.
香港以比較完善的法治、廉潔的政府聞名於世。
“違章香港叫犯法”（《我們》），香港人因廉潔而生優越感，不齒於權貴為所欲為的貪贓枉法。
幾年前看過一個電視片，說有個香港來的自願者，到貴州山區支教，回港所募捐的款項均自己一一落實，不讓當地染指，怕被層層盤剝收入私囊。
這幾年國家下狠手打老虎拍蒼蠅懲治腐敗，是對舊的政治生態的清算，也是取得進入新的文明的入場券。
當然，香港也有落後內地的地方。
香港1971年才廢除納妾制度，香港的女士是否都歡欣鼓舞值得探究。
說不定，有人習慣於過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生活，不靠別人養活可咋辦呢。
在家沒地位，出門稱我是誰誰家的，照樣逞威風。
3.
錢包在時光裡鼓起來，現代文明的“巴別塔”還在砌築。
中國曆朝歷代從不缺思想。
而今，歷史學與經濟學共舞，精華與糟粕齊飛。
人們在潛意識裡搜索到了封建的等級制度作依據，非常順手，還知行合一（借用這個詞）。
人們陷入利害關係的誤導，炫富、攀比、競爭和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個三次元組織，若老大對誰看不順眼，“朋友們”陰裡陽裡群起而攻之。
然後，各種妥協、退讓、附和和站隊。
獨立人格始終沒建全，習慣於必須要留在某圈才有安全感。
從猿到人，人類社會組織的黑洞總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深邃。
望月者說：“是我們的冷漠、倦怠、量入為出、輕易放棄，使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複雜”（《藏地》），普遍喚醒公正、公平、自由、平等以及契約等等的意識還需持續努力。
人們不是裝睡，而是去喚醒的“本錢”還不足以叫醒。
不管怎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該來的總會來，與之相適應的文明已乍現春光，碩果累累的秋天還會遠嗎？
香港電影《月滿軒尼詩》湯唯扮演的愛蓮， “倔強、寡言、不卑不亢，沒有刻意融入香港主流社會，也沒有因為新移民的身份而仇恨香港社會。”（《我們》）。
這是令人欣慰的新一代。
4.
1971年以前，香港人接受的是英式教育。
香港法律規定，父母不送適齡兒童上學是犯罪，會判坐牢。
香港普通人在收費少的公立學校或教會學校完成小學到高中的教育。
畢業後自由擇業或上大學。
香港的普通人家境如果不能支持孩子的高等教育，家長沒有內地人的面子觀點。
孩子先工作，自己掙夠了讀大學或留學。
覺得理所當然。《我們》的作者鄭天成，沒有優越的家庭背景，香港大學畢業後先在銀行工作攢學費，然後留學英國MBA。現在在北京做《基本法》律師9年。
內地的多數家庭為孩子上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要絞盡腦汁，操心費神。
所以，即使國家允許二胎，現在的小家庭也要考慮長遠的支付能力。
不過，隨著東西方觀念的碰撞，這種局面將會有所改善吧。
5．
內地老百姓縱橫論說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軍事大事，從不把自己當局外人。
對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性的社會問題也非常關心。
對比一下，香港立法議會的工作總結：
成功爭取狗糞收集箱；
成功爭取綠燈延長2秒；
成功爭取增設汽水機；
成功要求漁護處捕捉2只流浪狗，令狗只被人道毀滅；
成功爭取免費數碼電視頻道直播4場世界盃賽事；
成功爭取某路段加上“慢視”二字；
成功爭取增設便利店（《我們》）。
是不是總結的細而又細，又覺得很好笑。
但這就是民生。
這種把“成功爭取狗糞收集箱”當做議會的份內去認真仔細的完成，除了受英式刻板行政的深度影響外，
還有一個是部分香港人的祖籍是上海的原因。
去年在上海某超市購物，旁邊一顧客對營業員說，“我要去投訴，這地方賣菜的太少了，簡直不方便”。
是不是與“成功爭取增設便利店”的總結異曲同工啊。
某小區的樹被拔了幾顆，住戶們指責的材料貼滿十幾米長的櫥窗，有理有據，有圖有真相、還有實名手印。
當時就感到，上海市民的較真和香港市民有一拼耶。
引申一下，說香港與內地同祖同宗你會不信？
6.
再說說香港的公租屋。
內地人為買房子，傾其所有。
經濟學家認為房屋不是必需品，所以價格仍在漲漲漲。
香港還在英殖民管制時期，就修了許多公租屋提供給買不起房的人居住。
《我們》的作者鄭天成就在公租屋裡長大，直到家裡有積蓄才買了商品房。
這些公租屋並不粗製濫造，外觀漂亮，且具設計感。
香港的公共屋：彩虹村
內地住房建設逐步合理，開始講究環境建設，樹木煥然，亭臺樓閣，小橋流水，但卻把室內建築面積和承高減小。
是總量成本使然，也是拆東牆補西牆的意識作怪。資金用於室外，就必然減少室內。
飛貴飛貴的一居二居精裝電梯公寓，門廳和走廊鋪大理石還算寬敞，室內卻似鴿子籠，不開窗透不過氣。
200平左右的別墅，室內樓梯寬四五十公分，顫顫巍巍側身上樓，下樓要噓一口氣。
就不提公共租賃住房了，主要是沒去看過。但是，很期盼有建築獎頒給公共租賃住房。
香港的公共屋：勵德邨
7.
香港人謙稱香港是一片文化的沙漠。
是嗎？
讀了幾十年金庸、古龍、亦舒等等香港作家的書，沒有障礙。
讀的時候，就沒什麼這是香港人寫的書的感覺。
更感覺，他們把中華文化的儒釋道、民國時期和舊中國寫的入木三分，把華人智慧與西方社會制度的交融寫得更逼真。
所以說，香港與內地的文化是一脈相承不可分割的。
《藏地》作者傅真寫她的香港男朋友毛銘基，
“隨著彼此瞭解的深入，我越來越發現他是個心地純良而淡泊自持的人，看見美好的事物會默默欣賞，而且和我一樣喜歡觀察生活中的小細節。
沒有大的野心，亦不憤世嫉俗，內心十分清醒，看事物時卻帶著點孩童般清新的眼光。他的心中保留著一片自己的小小天地，其間自有真性情在，任它外間風雨琳琅。”
不否認傅真在戀愛中的褒揚有水分，也不代表所有的香港人都是這樣的好性情，只是略見一斑而已。
然而，對比一下，我們何時卸下面具，不再遇事搶著表態呢。
何時把那些套路多，真誠少。言行不一，稍有風吹草動便虛張聲勢；稍有不如意臉上便有與之對峙的表情的情況…扔進垃圾桶呢。
欣賞真性情嗎？
請在競爭激烈，急吼吼的氛圍中，感受下毛銘基及部分香港人的內斂，尊重他人，“他話很少。自始至終一言不發地聽著我們無聊的討論，臉上一直帶著安靜的微笑。”（《藏地》）
《我們》的作者鄭天成說，
北京人直接、坦率、自來熟。
對他從小在英式教育的浸潤下，凡事要維持紳士風度，注重隱私的行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因此感到了“挺大的文化衝擊”。
初到北京時打車，出租車師傅問他：“你們香港人工資很高吧？你一個月掙多少錢啊？”
作者尷尬萬分，胸中鼓盪反感，“瞬間覺得烏鴉在頭頂飛過。”
哈哈，本讀者此時大笑。
因為，我們習以為常地被別人如此盤問，那都不是事兒！
皮實得很。那怎麼能算事兒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工資全國人民都知道：300元。
衣食住行的幾近變遷，中國老百姓物資豐富或已接近小康（就不說中產了）。
而今，更加理性的文明在前面招手。
遇事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去解決。用互相尊重，協商的態度，明確概念、遵守規則，用契約意識去對待和處理是文明進階的必修課。
這條理性的文明之船儘管不知道要駛向哪裡，但只要在行駛，不懼風險，劈波斬浪，就能看見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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