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中国近代史专家，军官团成员。
一九四三年，是第二次大战关键的一年。这年四月，三国轴心中最薄弱的意大利率先支撑不住，被迫退出战争；九月，盟军在塔拉瓦登陆，全歼柴崎少将以下守岛日军，在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局势的逆转，反法西斯盟军的胜利已经如同地平线上的晨曦隐约可见。
相比之下，这一年中，中日两军激斗了六年之久的大陆战场，却显得较为沉寂。侵华日军被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中国在滇缅路断之后彻底失去了获得外援的地面通道。加上一九四二大饥荒的影响，两军仅在常德等地打了几场局部战争，都有些打不动了的迹象。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因为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贸易而呈现病态的繁荣，守军却不闻不问。流了大量的血之后，难免有些中国人窃窃自问 – 是否可以就这样等来胜利？
太平洋战场
风暴往往就是在这样似乎祥和的天候中酝酿。在日军大本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正在酝酿，各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这便是日军即将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之战，其代号为“一号作战”。
这次战役规模空前，其进攻起始线即长达两千八百公里，动用十八个师团又六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包括日军视若珍宝的第三坦克师团。日军直接投入兵力超过四十万人，加上辅助人员则超过七十万，并动用大量技术兵器。这次战役日军计划先从武汉和河南两面夹击，击穿作战地域跨越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乃至贵州。这是日军自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而这个一号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似乎有些纠结。这是因为在此前一年，日军于1942年否了一个大规模的对华作战方案，这便是日本陆军制订的五号作战（也曾被编为五十一号作战）。这次作战预定1942年秋实施，目标在于直逼重庆，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该计划策定之后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便迭遭重创，经过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两场血战，盟军从战略守势开始转入战略攻势。海陆两线同时开战和资源不足的恶果开始展现，兵力的捉襟见肘迫使日军暂时叫停对中国的战略进攻。
一号作战中关东军的装甲师
然而，时隔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局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却依然决定发动对中国的一号作战，比五号作战规模更为庞大，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在这场作战之中，日军的表现极为疯狂。按说由于作战区域扩大，损失增加，日军新增兵员的作战素质应该有所下降。但在一号作战中，这些从市民中征召的“二等兵”或“三等兵”斗志顽强凶狠，表现出了与日军职业老兵几乎同样的战斗力。
如果看明白日军在一号作战中体现的战略意图和动员方法，就会明白其中缘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夺南洋（即今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地区的资源，日军把大量部队投入这一地区。然而，随着日军在西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权逐渐丧失，盟军的潜艇部队在航空兵配合下深入东方海域，日军从本土到南洋的海上通道几乎被切断。在南洋的日军逐渐成为一支孤军，在盟军的猛烈进攻下危如累卵。
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固然包括打击中国军队，瓦解国民政府抗日信念的内容，但其首要目的，则是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为日军获得一条纵贯南北的“大陆交通线”，以便通过中南半岛和南海与被切断的南洋日军建立新的联系。与此前日军在华的历次作战不同，一号作战的成败不仅决定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态势，而且也决定着南洋数十万日军的生死。故此，在日军的资料中，将“一号作战”称为“起死回生之战”。
同时，一号作战还有一个目的，便是摧毁和占领盟军在中国华中，华南地区的各个航空基地。此前，美国在华空军指挥官，名将陈纳德提出，盟军可以通过中国的基地实施对日战略轰炸，达到迫使日本投降的目的。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中国方面的有力支持。在1942年到1943年间，中国成为对日战略轰炸的重要后方，从衡阳，全州，株洲等地起飞的盟军重型轰炸机频频飞临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日占台湾等地，对日本的军事和工业，民用目标实施打击，给日方带来了巨大损失。战后，军史学家评价盟军战胜日本主要依靠战略轰炸，越岛进攻和潜艇封锁三大法宝，可见“陈纳德轰炸”的战略意义。
在战局不利的时刻发动会战，在官兵中强调其目的既是为了拯救己方官兵，又是为了帮助本土摆脱遭到战略轰炸的命运，日军在发动一号作战时进行了充分的战术动员，这种动员带有强烈的悲壮色彩，并使日军官兵迸发了超越其限界的战斗力。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已经在整体战局上呈现颓势的日军可说殚精竭虑。
日军面临的首先是兵力的调集集中问题。1943年中，在华日军主力“支那派遣军”合计兵力二十五个师团，调动十八个师团投入进攻必然造成其他地区兵力捉襟见肘。为了能够达到战役目的，日军从关东军抽调大量部队南下，投入华北，华中战场。日军大本营原计划1944年度从中国抽调十个师团加入太平洋战线，在一号作战的影响之下，这一计划被迫取消。同时，在华的日军若干师团在1943年时建制不全，技术兵器不足，被列为乙种甚至丙种师团。为了提高其战斗力，日军积极将参战部队扩充为甲种师团，并增加重型火炮等技术装备，以提高其作战水平 – 日军一个乙种师团兵力不过一万四千，而甲种师团所辖兵力能够达到两万三千以上，这一充实大大提高了日军参战部队的战斗力。不过，这迫使日军从本土大量征集适龄人员参战，其中很多人员来自其工业特别是军事制造业。这种技术工人的流失，使日本本土的生产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削弱了关东军，使太平洋战场日军得不到增援，减少了其本土劳动力，而且由于中国顽强而持续的抵抗，使一号作战中“借”来的日军部队有借无还，基本被钉死在湖南，两广等战场。从这个角度上说，日军在中国战场尽管较为成功地发动了这一战役，达到了一定的战术目的，但从战略上说，实际破坏了自己的战争潜力。当战争末期关东军面对盟军攻势时，其战斗力已经不堪一击，这一恶果，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已经种下。
大量增兵造成兵员素质下降，是日军面临的头疼问题。日军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对新入伍士兵进行残酷的训练，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具备战斗力。由于太平洋战场毕竟是岛屿战争，一次性投入的兵力有限，使日军仓促间仍能抽调出一定数量的老兵充实各部队。特别是日军从甲午战争前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动员体制，因此，其征集的人员大多经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官兵，往往曾参加过战争，有一定的战场经验。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日军新兵的训练较为顺利。特别是地空协调，以及有针对性的攻坚，快速机动等训练均得到较好贯彻。
另一方面，日军使用各种手段，大力鼓动参战部队士气。除了充分说明此战挽救南洋数十万官兵性命，保护本土不被轰炸的重要性以外，日本天皇裕仁甚至在1943年令其只有十四岁的皇太子明仁（即今天的日本平成天皇）着陆军士兵服装照相，以此鼓舞军心。日本各地也纷纷派出慰问团，前往在湖北，广东，华北等地驻扎的日军部队中进行“慰安旅行”，以提升各部队作战情绪。
在这种努力之下，日军在1944年初，于华北，华中，华南集中了较为充足的兵力，统一编成第六方面均，发动一号作战已经具备一定条件。
人员数量以外，日军还调集了大量技术兵器到达一号作战地域，以图通过装备上的优势压垮经过六年抗战，正内外交困的中国军队 – 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而滇缅公路还没有重新打通，中国军队只能通过杯水车薪的驼峰航线获得有限补给。这些有限的补给又大多被留给云南准备入缅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因此1944年初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日军本来差距就很大。而这次战斗日军竟然调动了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马六万七千匹，其在中国派遣军的航空兵团，油料储量够半年之用（实际由于交战持续了一年之久，加上中美联合空军的英勇作战，日军航空兵在战役后期完全难以保障战场制空权），步兵单位弹药的储量则多达两年。考虑到中国军队必将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日军出动了大量舟艇部队和道路桥梁修整工兵部队，以保证其前后方道路的通畅。一号作战计划中，上至指挥部的有线无线电台，下到军靴的修理，堪称包罗万象而有条不紊，其完备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据统计，这一次日军的动员规模，就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日本全军动员规模的两倍以上。特别是，由于考虑到这一战役的重要性，日军还在中国战场首次动用了师团建制的装甲部队 – 坦克第三师团参加本次作战。这也是日军在整个二战中唯一一次以师团级的装甲部队投入进攻作战。这个师团拥有坦克部队两个旅团四个联队，机械化步兵一个联队，其他部队三个联队，战斗力极强，是日本参考欧洲战场闪电战效果后建立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和这样的日军交手，无疑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有了充足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并不代表能够合理运用。日军在选定一号作战指挥官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最终，熟悉中国战场的宿将冈村宁次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他直接指挥华北日军向南进攻，以便与华中日军会师，完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这也是一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随后，在华南的日军则在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的指挥下向北进攻，策应华中日军打通粤汉线。由此可见，南北两路日军尽管遥相呼应，但而华中日军的行动才是完成一号作战的关键。因为此前冈村宁次一直集中精力对付华北的八路军，从中国南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对在这一地域作战有些陌生。因此，日军尚需要选择一名类似于足球队中场灵魂人物的将领来掌控这一地区的战斗。最终，一个前一年刚刚吃了些苦头的将领被大本营选中了。这就是原日军在华中部队的指挥官，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
横山勇中将
横山勇出生于日本东北的千叶县，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1909年5月27日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由于在学校期间表现突出而与同期的石原莞尔，饭村穰并称为“第21期的三羽鸟”。横山勇曾长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关东军指挥官，1942年12月22日被调往中国南方。这是因为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安徽省大别山区被击毙，大本营调他前去接任。此时，他在第11军已经任职一年多的时间。
尽管名字中带一个“勇”字，但横山勇的外貌更像一个文官。他主持了1943年的常德会战，但战果并不丰厚。由于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顽强抵抗，几路日军围绕常德激战月余，最终只占领了这个城市一天就被迫撤离，没有达到夺取湖南中国产粮区的战略目标，而且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既然如此，为何日军仍然使用横山勇担任这一作战的总指挥官呢？这主要是因为横山勇被认为是对中国军队战法较为熟悉的日军高级将领之一，他长期服役于关东军，被临时抽调来参加一号作战的关东军部队对其较为尊重。同时，横山也是日军中有名的“智将”，善于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在一号作战中横山勇的确不负“智将”之名，他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充分研究了中国将领薛岳在长沙屡试不爽的“天炉战”战法，并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放开大道，两翼齐飞之布阵方略，果然遏制住了“天炉战”的长处，使中国军队扼守了数年之久的长沙阵地被迫放弃。
不过，实战中，中国军队抵抗之顽强也出乎日军意料，由于中国衡阳守军第十军奋勇抗击，日军两次总攻都拿不下这座要隘，因此也曾产生过临阵换将的想法。以至于一度将另一名悍将坂西一良派到前线，随时准备接替横山勇的职务。
除了以上各点以外，日军还广泛在战前采取欺敌措施，部队运动到进攻出发地的经过十分隐蔽，例如，连战前参加最高作战会议的日军步兵部队指挥官都不知道坦克第三师团即将参战。同时，大批经过精心训练的日军便衣部队在战斗开始前便渗透入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侦察袭扰，使日军在战斗开始阶段便达到了战场遮断的目的。
面对日军的紧锣密鼓，中国方面却因为侦察情报工作的滞后和无休止的内斗而忽视了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信息 – 蒋介石和史迪威正为争夺中国战区的领导权斗得不可开交。因此，日军1944年2月打响“一号作战”的时候，立刻给前线的中国军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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