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三，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盼了好久的長途旅遊終於成行。
陪他一道的是崇慶皇太后和眾位妃嬪。他們從正陽門出發，隨行侍衛隊、儀仗隊浩浩蕩蕩，綿延數十里。乾隆皇帝頭戴黑色行冠，身穿石青色行褂、黃色行裳，腳上蹬著黑色緞靴，坐騎是一匹白色駿馬。
此行目的地，是他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江南。往返行程共計5800裡，歷時三個多月。之後，他在任上又曾五下江南。
對乾隆來說，江南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此之前，他從未去過那裡，但已經在密摺奏報裡，對江南瞭如指掌。順治帝期間，中央政府在江寧（今南京）、蘇州、杭州設立織造局，專辦宮廷所需紡織物品。到康熙年間，江南三織造實則成為皇帝的情報組織，秘密蒐集當地官場、社會情況。
在清朝的統治中，織造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構，其他地區並無類似設置。以此可見，江南在皇帝心裡的位置之重。
豪華旅行團
《乾隆南巡圖卷》駐蹕姑蘇中的乾隆形象。細看之下，乾隆的身姿，比周圍人大了一號。（@視覺中國 圖）
即位之初，乾隆就想到江南去了。這種情結，源於他的祖父康熙皇帝。
康熙一生也曾六下江南。乾隆曾對人說：“朕恭讀聖祖康熙皇帝實錄，上面詳細記載著祖父侍候皇太后南巡的歷史。當時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齊聲讚頌皇家的孝順美德，朕心裡真是羨慕極了。”
1741年，乾隆登基的第五個年頭，他派大學士訥親作為先行軍去江南探路。
訥親顯然並不贊同皇帝南下，在蘇州考察一番後，他發回奏摺向乾隆介紹道：“蘇州城外的虎丘還算得上名勝，實際上像一個大墳堆。蘇州城裡河道狹窄，糞便船隻擁擠在一起，過了中午就臭不可聞，根本不算什麼風景。”
乾隆的興頭被澆了一瓢冷水。不過，他並未死心，等了近10年，時機總算來了。輔政大臣鄂爾泰去世，訥親去世，張廷玉退休。那些阻礙他南下的老臣不在，沒人能擋住乾隆南下的腳步。偏偏這時，江南官吏早已摸準了聖意，上奏邀請皇帝到江浙地區考察。乾隆順勢答應下來。
得償夙願，乾隆自然要下大力氣好好準備一番。跟康熙的“躬行節儉”、“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相比，乾隆簡直是個“散財童子”，一路極盡鋪張之能事。
出行前一年，各項準備就已開始。修船鋪路：乾隆所到之處，御道要求中心正路寬一丈六尺，兩旁馬路各七尺，石橋石路要鋪上黃土，清水潑街。皇帝搭乘的兩艘御舟也開始打造。整個南下船隊有1000多艘，前面有侍衛開道，內閣官員尾隨殿後。負責給御舟拉縴的河兵有3600人，分為6班，每班600人。
皇帝行到哪裡，哪裡便要建起行宮。為了給他遮陽，沿途還要搭蓋天棚，直到後來，這些綵棚甚至成了運河兩岸的獨特風景線，專供乾隆行舟時欣賞。
為了保證乾隆有“賓至如歸”的用戶體驗，京城早就將物資運送到各地，其中包括75頭奶牛，1000只羊和300頭牛。就連煮茶用的水都講究到近乎苛刻。乾隆有一套特製的水質檢測系統，可以評定用水等級。據這套系統檢測，京西玉泉山泉水最佳，到了江蘇和浙江，則分別取用鎮江金山泉水和杭州虎跑泉水，不過兩者都只能算是次等水，勉強還能入口。
六次下江南，乾隆一共花了2000萬兩白銀，當時全國財政的年收入不過5000萬兩。
當然，除了官方花費外，還有民間贊助。乾隆下江南的最大讚助商是江南地區的鹽商。在乾隆第三、五、六次江南行中，兩淮鹽商每次都捐銀一百萬兩。此外，他們還幫乾隆裝修行宮。第一次旅行時，揚州商人就在平山堂行宮栽植梅花一萬株，貢獻各色古玩珍寶不計其數。
商人地位不高，卻最精明。這對他們來說，幾乎是穩賺不賠的“投資”。當時朝廷的食鹽買賣遵循官督商辦的“引鹽制”。朝廷會選出特許經銷商，劃定鹽場和銷售區域，分配購銷額度。鹽商手裡有券，才能做買賣。得到贊助的皇帝當然也要禮尚往來。有一年，乾隆下令“準其每引加耗二十斤”。這意味著每張券能多買20斤鹽，這等於是在為鹽商創收。
在花錢的問題上，乾隆可比康熙想得開。康熙當政時，國庫空虛，皇帝站出來背鍋，承認自己幾次下江南花了不少錢。到乾隆這兒，他卻說：“朕為太平天子，省方觀民，即動帑金以供巡幸，亦無不可。”
乾隆羅曼蒂克史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結束第一趟南下旅遊行程不久，這位年輕的皇帝收到一份來自雲貴總督的密報。乾隆這才知道，民間正流傳一份偽造的奏稿，攻擊他執政失德，還列出了“五不解、十大過”。
據歷史學家張宏傑考證，這其中就涉及到他剛剛結束的第一次江南之行，批評乾隆南下浪費民脂民膏，其下江南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美色。最後，這份偽奏還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顯然，乾隆為了美女下江南的說法，當時就已出現。在故宮圖書館副館長向斯看來，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乾隆是最會玩的皇帝，”向斯說，“美女肯定是乾隆下江南的目的之一。”
在乾隆下江南期間，曾發生過一段“皇后斷髮”的事情。
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乾隆開始了第四次江南行，那拉皇后隨行。二月初十，皇帝還為那拉皇后慶祝了48歲生日。短短8天后，皇帝就下令將皇后先行走水路送回北京。等到乾隆返回紫禁城，又收回了那拉皇后手中的四份冊寶，等於奪了皇后的名號。他還解釋道，“皇后在杭州突然發瘋，自行斷髮，這是天家最忌諱的。”
關於那拉皇后被廢，有兩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一個是皇帝想將令貴妃魏佳氏晉封為皇貴妃，皇后不允，斷髮相逼，誰知反被廢；另一個說法是乾隆南下期間，一路上處處留情，皇后苦諫觸怒聖顏。
在眾多戲說乾隆的影視劇中，這位原本嚴厲且喜怒無常的皇帝，被刻畫為一個浪漫的情種，也是由此而來。
據清代野史彙編《清稗類鈔》記載，乾隆曾在清江浦得到女伶昭容，後來還用鈿車錦帷把她送回揚州，賞了不少寶貝。還有女伶特意在自己的上衣肩頭繡上一條小團龍，跟別人說那是皇帝撫摸過的地方。第四次下江南後，乾隆的確帶了個江南美女陳氏回宮。一年後，乾隆封她為明常在，後升為貴人。此外，在清宮檔案中，另一位祿貴人也有明確記載來自蘇州。
即便如此，乾隆自然不會承認他下江南就是為了女人。即位之初，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做一位儒家經典裡的明君，仁慈、公正、愛民如子。登基之後十多年裡，他一直秉持輕刑、輕賦的思路，政治開明，體恤民情，結果不想卻遭到這種指控。
盛怒之下，乾隆下令徹查，結果發現，那道指控自己的偽奏，已經傳遍全國，各地民眾都在傳抄。“這件事情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張宏傑分析道，加之第二年，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種種現實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痴迷於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複雜江南
對乾隆來說，江南是一個心態複雜的區域。
首先，江南富庶。江浙兩省上交的賦銀賦糧分別達到全國賦銀總數的20.8%和賦糧總數的30%，鹽課銀佔全國鹽課銀總數68%。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江南，康乾盛世不再。
在當時，江南還是中國的文化中心，文風最盛。以科舉為例，從順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裡，共舉行了61科，其中，江浙兩省出了51位狀元，佔全國狀元總數87%。考察數量更多的進士，單是乾隆朝，共出進士5385人，其中21.3%出自江浙地區，為全國之首。
2014年9月24日，江蘇省揚州市，瘦西湖風景區大型實景演出《乾隆下江南》現場。（@視覺中國 圖）
但另一方面，清兵入關前，江南也是抵抗最激烈的地區，以至於出現人們熟悉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抗清過程中，文人對前朝的懷念和忠誠，又起到關鍵作用。
因此，對清朝前期幾任皇帝而言，雖然江南是科舉大省，但他們並不那麼喜歡江南官員，相反，一直對江南官員非常警惕。
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曾經點評一位官員時就說，這人有經驗、老到，是個明白人，“只恐有浙江習氣”。他的爺爺康熙，更是如此。曹雪芹的爺爺曹寅，被康熙派到江南做織造，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監控那些江南出身的官員。比如做過康熙老師的原禮部尚書熊賜履，告老還鄉，康熙就讓曹寅監控他。熊賜履生病，曹寅上報的情況細緻到誰來探並吃什麼藥，以及臨終有何吩咐等等。
到乾隆治下，同樣如此。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記錄過乾隆任上一則流言引發的政治動盪。那原是一則並不可信的謠傳：一些流民僧侶可以通過剪人辮子，收其魂魄。但這則流言很快引起乾隆的注意，並下發上諭，嚴查一切與“叫魂”有關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他發現，各地出現的叫魂流言似乎都與江南有關。
“江南是問題的關鍵。”孔飛力分析道，“在弘曆（乾隆皇帝的名字）看來，南方是漢族官僚文化的罪惡淵藪：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偽。強健的旗人可能會陷入江南的魔咒；弘曆會用最嚴厲的語言，斥責受到江南文化蠱惑的滿洲官員。”
對乾隆來說，想要了解江南的官僚系統，除了從密摺裡遠程觀察，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親自去觀察。有學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一組請安折檔案中發現了乾隆在第四次南巡途中的“官員記載片”。它們被稱為“總兵記載”。其中分別是所到之處的官員給皇帝遞上的請安摺子。官員名字的左邊是乾隆硃批，有人得到的評價是“且將就而已，不甚滿意”；有的寫著“尚妥當，然只可此任而已”；也有的寫著“有出息，好的”。
同時，乾隆還在江寧、京口（今鎮江）、杭州等地組織聲勢浩大的閱兵典禮。偏安一隅的江南軍隊早就在安樂中丟了危機意識，將領們不騎馬愛坐轎，士兵們樂於擺弄樂器勝過兵器。閱兵時，有不少人射箭脫靶，騎馬墜地，乾隆氣得罷了幾位將軍的職位。
儘管在無數影視劇中，乾隆下江南成了能裝載任何風流史的容器，但歸根到底，這是一次冠上了“皇權”的檢閱，剝去羅曼蒂克的外衣，內核是一代君王的無上權威。
恩威並施
對江南的統治，乾隆可謂恩威並施。
乾隆曾說：“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這跟康熙南巡如出一轍。祖孫倆下江南的第一要務都是先解決水患。在六次之中乾隆有五次視察黃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視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第三次南巡時，乾隆甚至親自參與浙江海塘建設。在到達浙江海寧的第二天，他就來到海塘施工第一線，並且親自打樁。只是，施工過程中發現，此地多是泥沙很難穩固。焦慮的乾隆夜不能寐，三更便醒，寫詩排解鬱悶。
此外，乾隆還經常減免江南地區的賦稅。單是第一次下江南就免除了江蘇元年至十三年稅欠地丁銀228萬餘兩，免浙江當年地丁銀30萬兩。之後5次，減免所經之地當年地丁銀的十分之三和江寧、蘇州、杭州三省會附郭縣當年地丁銀。根據向斯統計，“乾隆南巡所到之地一般都是減免三分之一賦稅。在他執政的60年間，減免的地方賦稅超過1.8億兩白銀”。
這無疑是為了樹立一個寬仁、愛民的形象。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接地氣，乾隆特許百姓一睹龍顏的機會。他下旨稱，自己經過的地方，可以允許百姓在道旁觀看，但不得喧擾。即便如此，皇帝出行，安保是紅線。據《清稗類鈔》記載，有一次途經揚州時，一個女子燒火做飯時燃起了煙，侍衛瞧見，以為有人要刺殺皇帝，直接將那人射殺。
不過，乾隆也深諳康熙“多有寬縱之弊”，雍正“多有嚴刻之弊”的教訓，自己就要“寬嚴相濟”。為了鞏固統治，乾隆對江南一方面營造寬以愛民的形象，但另一方邊，又鐵腕清理那些對自己政權不利的文人，由此一手炮製了清史最甚的文字獄。在整個清朝160餘起文字獄案中，光乾隆時就有130餘起，佔全部案件的80%。
揚州舉人徐述夔因為寫了“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詩句，被牽強為滅清興明。就連乾隆的忘年交沈德潛因為寫了一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被解讀為辱罵滿清奪了朱家江山而捲進文字獄，被從墳裡挖出來鞭屍。為了收緊對江南的思想文化控制，乾隆還打著修《四庫全書》的名號蒐羅江南民間流傳的書籍，再加以刪減篡改。由此，國民落下沉痾。魯迅描述病症為：“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75歲時，乾隆在《御製南巡記》中這樣說：“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他把下江南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顯然不是遊玩和豔遇所能承載的。對他而言，這是對帝國疆域統治的重要手段。為了統治，他可以施以隆恩，但也可能用嚴刑峻法。那些野史裡的羅曼蒂克，更多是民間的想象罷了。
《乾隆南巡的故事》，向斯，紫禁城出版社，2016
《大清帝國的得與失：乾隆出巡記》，趙雲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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