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系」備考指南:進入心流狀態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明代“佛系”備考指南:進入心流狀態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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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科舉考生選擇教輔書不必太糾結,認真讀讀《昭明文選》總是不錯的;宋朝情況稍為複雜,但好好溫習下蘇家父子三人的文章,再找來東萊先生呂祖謙的幾部作品看看,終究不會有太大差池。

可要是你不幸穿越到了明朝的中後期參加科舉考試,那麼選擇教輔書就著實不易了。

當時林林總總的教學參考書,可謂是“亂花漸欲迷人眼”,就算和當下的高考教輔市場相比,也毫不遜色。

今天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那時有《皇明歷朝四書程墨同文錄》;今天有《歷屆高考作文名師精解》,那時有《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 》,已經頗具市場意識的書商,還不忘在扉頁上打個小廣告,大意是:“新科翰林嘔心瀝血之作,帶你中舉帶你飛!”

看到這裡,對那時歷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會產生疑問。明清時代,程朱理學是主體思想,文章形式主要是八股文,思想單一而且形式固定,要那麼多種參考書是什麼緣故呢?其實,這種印象多少有些片面:

首先,形式相對固定並不代表出題就不刁鑽,別忘了八股文還有另一個常用的馬甲叫“時文”,顧名思義,時文和時事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

信手拈來時事素材的出題老師,恰似飛花落葉都可以用來傷人的武林高手,沒點充分的準備,考生還真的很容易被秒殺。

其次,程朱理學確實在明清兩朝的大部分時間是佔據壓倒性優勢的主導思想,但這個“大部分時間”並不包括明朝中後期,那時思想的多元化傾向其實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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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分析下考官出題格外刁鑽的原因:

經過了近千年的發展,科舉在明朝已經成為相當完善的體系,一個讀書人的家族要想有依靠,關鍵就得看你能不能在科舉上折騰點名堂出來。

據估計,明朝隆慶年間,科舉生員達到了35萬~50萬人之間。

考生多了,試卷批改量增大,考官難免審美疲勞,對千篇一律效仿古人模板的文章感到厭煩。

正如如今的高考閱卷老師,看到例證中的司馬遷、愛迪生和馬雲幾大經典案例人物,就會有撞牆的衝動;那時的考官,看到了三千位高仿的陶淵明,或者五千個山寨版蘇東坡,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拍案叫絕的衝動吧。

名人模仿策略失靈,大多考生自己原創能力又實在有限,怎麼辦?

好在考生的智慧是無窮的,他們把睿智的目光投向了水平遠遠高於自己,卻又沒有陶淵明和蘇東坡那麼樹大招風的模板。

於是,最近幾屆的狀元、會元以及翰林院的學士們的文章彙總的時文集,就成為考生熱衷模仿的對象;除了這些牛人的模版外,有多次參加考試經驗並最終取得功名的考生經驗分享,也很受人歡迎。

實踐出真知,讀時文集的考生和老老實實讀古文集的考生經歷了幾個回合的PK,後者完敗,這就像是捧著新概念英語教材的學生,會在GRE和托福考試被熟練掌握新東方應試技巧的考生碾壓的體無完膚是一個道理。

久而久之,就連當時的家長和老師也認識到,“得時文者得天下”。舉子要是不看時文集而是去看古人的文章,往往會遭到老師和家長的阻撓。

典型案例是明朝有個叫孫慎行的考生,臨近考試了還不開竅的繼續閱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被他父親看到後,大為光火,對他的迂腐大加批判。

受時文集火爆的影響,萬曆年間,以會元、狀元或翰林之名選編或評點註釋的舉業用書竟然達到了近百種。

到了晚明社會更是呈現出“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 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的形勢,教輔市場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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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時文的大行其道,充滿了短期的投機色彩,看上去似乎有百害而無一利,但事實並非如此。多種多樣的教輔書籍,在很大程度上,給佔據主導思想多時的程朱理學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當然,程朱理學在明朝中後期遭遇挑戰有更顯性的原因,那就是陽明心學的興起以及佛道發展規模的擴大。

但具體到科舉考試命題思想的多元化這件事兒,以刊載時文為主要內容的教輔的作用還著實不小。

由於明朝已經有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出版業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商業程度,再加上寫時文的作者五花八門,官方的教學參考書已經無力涵蓋,舉子用的大多是民間的參考書。

而主考官在閱卷的過程中發現,水平比較高的考卷,大多是和民間的教學參考書有類似風格的。久而久之,就連主考官的風格也難免受其影響,偏離了從四書五經中命題的傳統路徑。

比較著名的“跑偏型命題人”是李春芳,沒錯,就是此前提到的那位《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好友,後來成為宰相的李春芳。

李春芳深受道家思想的薰陶,這從他有吳承恩這樣一個寫怪力亂神類小說的好友可見一斑。

1568年,在李春芳擔任主考官時,他就出了一道相當與眾不同的題目,在破題時,李春芳寫下了這樣的一句:

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在今天的人看來,似乎平淡無奇,可對於那時的人,卻相當具有顛覆性。

百度一下儒家的五經,你會發現,其中根本沒有“真知”兩個字,倒是在和儒家唱對臺戲的《莊子·大宗師》中,出現了真知二字,原文是: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考官積極跨界,考生也毫不示弱,在十年後的一次科舉考試中,一名叫楊起元的考生答題時引用了佛學典籍,後來竟然也被錄取了。

考官出題用莊子,考生答題用佛經,這反過來又為一系列畫風更加清奇的教輔書籍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比如兼備陽明心學和佛學氣質的《遊藝塾文規》和《遊藝墅續文規》等備考書籍,而他們的作者,正是因《了凡四訓》而聞名的明代思想家袁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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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出生在1533年,本名叫袁表,後來改名叫袁黃,最初的號叫空海,後來改名叫了凡。

從這些持續迭代的名號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受到多種思想衝擊,三觀發生多次改變的人,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就統一稱呼為袁了凡吧。

同為教輔書編者,蕭統是南梁皇帝的兒子,呂祖謙是北宋宰相的後代,而袁了凡的身份就遠遠沒有那麼顯赫了,他的長輩們,從事的主要是醫療行業。

按照家族傳承的手藝,袁了凡大概率會成為一名大夫。不過,在人生不同階段,他遇見了幾位名師,從而改變了人生軌跡。

根據袁了凡自己的回憶,年輕時他結識了一位姓孔的易學大師,大師告訴他未來能當官,甚至詳細的算定了他在人生各個階段的細節。於是,袁了凡放棄了醫療事業,專攻科舉,若干年後,小有成績,但孔老師的宿命論思想,也讓袁了凡深感人生已成定數,心如止水。

袁了凡第二位重要的老師是雲谷禪師,這位禪師嚴厲的批評了袁了凡同學的宿命論觀點,告訴他“命自我立”,自己的命運要靠自己改造,並傳授給他一系列的具體做法,這也成為袁了凡的那本非科舉類暢銷書《了凡四訓》的主要思想來源。

而對袁了凡影響至深的第三位師傅,是被稱為“荊川先生”的唐順之,也是陽明心學的第三代傳人。

雖然並未得到王陽明老師面授,但在文武雙全這一點上,唐順之卻應該是心學傳人最接近王陽明的,沒有之一。

文學方面,唐順之寫得一手好文章,和歸有光、王慎之並稱為“嘉靖三大家”;數學方面,唐順之不僅寫下了《勾股弧矢論略》、《勾股六論》等一系列的數學著作,還掌握了一手打算盤的絕技;更讓人稱奇的是,唐順之竟然還是一名優秀的武術家,拳法和槍法相當了得,就連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曾向他請教槍法。

當然,袁了凡和唐順之老師主要學習的不是武術、也不是數學,而是文章的寫法,這也成為他的系列作品中陽明心學色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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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妨回顧一下王陽明老師對於科舉的態度,雖然王陽明本人對於科舉並不太感冒,年輕時也常因這個緣故被他的狀元老爸王華責罵,但成為一代宗師後,王陽明對於科舉的態度卻緩和了很多。

在王陽明看來,既然科舉是士人實現抱負的一個重要階梯,就不應該徹底否定他,參加考試的學子只要能端正動機和態度,努力複習參加科舉,無礙聖賢之道。

受到諸位老師陽明心學和佛學思想的影響,加之自己積累了參加六次會試和六次鄉試的豐富經驗,袁了凡老師相繼寫出了多本科舉暢銷書,雖然這種偏重於“場景知識”的作品在後世並未產生像《了凡四訓》那麼大的影響,但在當時,袁了凡卻無愧於金牌教輔作者的稱號。

在這些教輔書籍中,袁了凡老師針對讀書和寫作,給了考生不少頗為獨到的建議:

首先,要把文章寫好,必須善於涵養心性。

在袁老師的眼中,文章只是枝葉,而根本在於內心。要凝神靜氣,消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放在題目上,保持專注的凝視,寫文章自然也就開竅了。

袁老師在他的一部作品中還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描述了自己是如何進入類似我們今天所說的“心流狀態”中的經歷。

一年春天,袁了凡在南京的燕子磯讀書,每日除了寫作就是沉思,心中沒有雜念。看起來整個人處在神遊的狀態。朋友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帶他出去放放風。

爬上山頂後,袁了凡望著江上的雲。突然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從此就再也不會因為寫文章而焦慮了。

第二,寫文章要趁早,人過中年太油膩了,就很難寫出好文章了。

袁老師很看重文氣,他認為,小的時候,不良習氣沾染的少,容易寫好文章;而年紀稍長俗務纏身,文氣衰竭,想寫出高水平的文章就變得困難了。

第三個建議,有條件不妨靜坐半年再讀書。

要達到閱讀的最佳效果,需要掃除心裡的汙穢,沉浸在本心的美好中。條件允許,最好是靜坐上個半年,這個時候再拿起書依次來讀,狀態自然就不一樣了。

最後,袁老師激勵考生,不妨把考試的挫折當成一種修行和磨礪。

面對考試的失意者,袁老師援引佛經上的內容,讓他們能對挫折和毀謗泰然處之。

他說:每一尊佛出世,都會有一個像提婆達多(與佛陀敵對之惡比丘)這樣的對頭給他毀謗,讓他遭遇挫折,每遇到一次誹謗,必然會有一番警醒。每受到一分挫折,也都會對身心有所磨練。

袁了凡的這些頗具“佛系”氣息的備考書籍,經過眾多考生實踐,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深受廣大科舉考生的歡迎,先後再版了多次。而這些書籍的風行,也投射出了明朝中後期思想多元化的狀況。

總結一下,明朝中後期,程朱理學遭受陽明心學和佛道思想的挑戰,科舉考試的套路和反套路如火如荼,也由此誕生了諸多特別的科舉參考書。

袁了凡等人編撰的融合了陽明心學和禪學思想參考書,得以登堂入室,成為備受考生青睞的教輔書籍。

清朝建立後,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再次強化了程朱理學思想的一統地位,科舉考試日益僵化,最終走向衰亡。

但閃爍在明朝中後期的那些多元化思想的光輝,鼓勵考生們創意寫作,真摯表達,時至今日,仍有值得我們回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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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內容參考了天津社會科學院張獻忠研究員多篇文章中的觀點,在此表示感謝。

文章轉載自“師之app”《教林廣記》欄目,感興趣的可以下載訂閱查看最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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