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更多的是由宏观调控带来的，也就是
过热—调控—过冷—刺激这个循环圈。实际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内在上，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从道理上来说，这是说的通的。
因为中国的管理者们，大体上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从基层起家，一步一步走上来；二就是国有企业出身，也是从普通员工逐渐成长起来；三是从智囊机构出身，通过自己的理论水平来实现政治理想。
无论哪种出身，在他们中青年的时候，或是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或是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在他们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所以政策上的延续性得以保留。
今天，我们就从中长周期的视界，来回顾一下四十年来的三次大型宏观调控，巧合的是，这三次宏观调控，都与中国最密切经济体的危机在时间上高度关联。
第一次是88年代前后的宏观调控，对应的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第二次是94年前后开始的宏观调控，对应的是亚洲金融危机；
第三次是04年前后开始的宏观调控，对应的是美国金融危机。
第一次宏观调控：
1978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一件是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件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邓小平正式主导中国的进程。在两件事中间，10月份，邓小平出国访问，第一站就是日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恩怨如麻。事实上，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有两个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援助需要让人铭记，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日本。建国初期的苏联技术转让（156工程），让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而1980年代的日本，则帮助中国初步进入了现代化。
日本对外开发援助（即ODA计划）,始于1979年日本首相大华正芳访华，在其后的近三十年里，累计为中国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3.2万亿日元（约300亿美元），从投资企业、培育人才、转让技术等无所不包，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对于这一事实，中日两国均保持罕见的低调。1980年代的中国，积郁多年的经济发展动力一下激活，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非常快速，1984年的南方谈话，更是强力催化剂，将投资和发展推到了顶峰.这一年，GDP增长达到了15.2%，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38.8%。
当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物价也失控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过“价格双轨制”这一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所谓双轨，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其特点是同时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
价格双轨制，使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制度套利的“倒爷”，他们利用自己体制内的资源和内外不同的差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改革第一批暴富阶层。
1988年，货币主义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得到高层的接见。他主张放开价格管制，用霹雳手段让物价迅速回到市场调节的轨道当中。
3月，中央决定实施“物价闯关”，新华社认为：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为，要冒一定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事实证明，这件事没办好。
物价闯关开始后，全车掀起抢购狂潮，通货膨胀再次快速升温。
物价闯关的失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10月份，第一次大型宏观调控降临。
自此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宏观调控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进行双紧缩，并且加之行政力量的配合，打击民营经济的标杆人物。
从财政政策上，在1989年财政部长王丙乾的两会工作报告上，他说，１９８９年国家预算安排的主要原则是：坚决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资金需求，压缩财政支出，控制财政赤字。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实质上是一次财政分配结构的调整。在调整中，必须有取有舍，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并且各方面都要过紧日子。
而从货币政策上，1988年，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开办保值储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控制贷款方面，主要是减少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严控贷款规模、对企业融资实施计划管制。
而对民营的整治，首先是打击偷税漏税开始。8月，国家税务局下发《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税收秩序的通告》，要求工商户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以江苏为例，一个月就补交税金5179万。
而作为这一轮打击民营经济的祭旗者，就是著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
宏观调控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从过热一下子就冷却下来。我们隔壁的日本，也开始了漫长的衰落。
实际上，日本的问题从1987年就开始。由于日本实行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金融资产与房地产积累了巨大的泡沫，日本政府决定主动去杠杆，减缓银行贷款，控制货币供应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债券市场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1987年9月，日本债券期货市场有大量的投机多头头寸无法平仓，债券市场崩盘。由于美国国债市场高度依赖来自日本的买盘，但是日本从买方变成卖方，同时造成美国国债的崩溃，由于美联储加息造成无风险收益率的快速上行，美国股票市场岌岌可危。
美国股票市场1982年8月道指从769点启动，到1986年12月29日达到1930点，累积涨幅150%，年化涨幅23.28%，这是196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牛市。
我们当下所处的新一轮美股大牛，2009年3月份见底后截至2017年底，累积涨幅283%，年化回报率16.46%。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市场蒸发金额达5000亿美元。
离奇的是，这一轮崩盘日本独善其身。实际上，日本也出现恐慌性卖盘，股份跌停（是的，日本也有跌停），成交量微弱。
但是，但是，但是！日本财政金融业主管机构—大藏省，打了几个电话，卖盘奇迹消失，买盘大量涌入，市场收复跌幅。
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不同，显示出了行政的力量。
以至于金融大鳄索罗斯感叹：
股票市场崩盘能否无限期避免，是当代金融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如果他们（日本）能成功，则在历史上成为创举，这标志着新时代来临。显然，新时代没来，来的是漫长的黑暗。
中国和日本几乎在90年同时进入衰退，但是国运这东西，实在难以捉摸。日本从此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而中国，更像是前进中的一个小插曲，在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星辰大海。
第二轮宏观调控：
这一轮经济过热，始于1992年。9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对当时中国的冲击很大。在高层看来，应该把把反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并行为整个中国的两大任务，当时的改革可以说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
局面从上海开始打破，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解放日报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对改革一锤定音。在此驱动下，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升温，1992年，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44.43%和61.78%。通胀的魔爪两次侵袭，1993年，1994年CPI分别是14.7%和24.1%，长达50个月的宏观调控开始了。
这一轮宏观调控有一个主角，就是朱镕基。1991年，从上海调至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免去李贵鲜的人行行长职务，亲自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对抗通胀。与此同时，他做了两件意义深远的事：汇率改革和分税制。
1993年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贬值33%，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国际市场更便宜了，中国制造开始远征，而人民币的“提前贬值”，在四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是人民币能够坚挺的直接原因。
当年的中国政府，还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境，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31.6％，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缴才能平衡。
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国务院领导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使中央政府调控能力迅速弱化，没有充分的财力保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是一句空话。
于是，分税制出台。
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5%，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为宏观调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轮宏观调控，多了更多市场性的手段，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再次采取“双紧”配合。
从财政政策上，抑制总需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
从货币政策上，提高存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以人民银行的名义全国督查银行业贷款。
这一轮给宏观调控祭旗的，是长城机电的沈太福。
而这一轮的调控时间跨度长达50个月，直接造成的就是GDP增速从1993年-1997年连续五年的下行。
然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对冲基金，大肆抛售泰铢，泰国央行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贷款干预外汇市场，仍然不能阻止泰铢的溃败，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跌了20%。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港币、韩元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是现任那位93岁的马来西亚总理）大骂索罗斯是魔鬼，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危机深化的态势。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
这次危机直接改变了亚洲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东南亚诸国陷入了长期混乱与衰退，政治也进入了高度不稳定的时期。
刚刚回归的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力挺下，顶住了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了股市，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了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
在这次危机中的中国，保卫香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大国的尊严。
第三轮宏观调控：
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1998年-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经济增长相对温和，通胀相对可控，所以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呈现的是行业性调控，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所以这一轮过热，更多的是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上。
后来逐渐演变成通胀，又采取了全面的宏观调控，只是这一轮宏观调控，我们交了最贵的学费。
2003年，钢铁产业投资增速达到96%，水泥行业投资增速达到121.9%，电解铝行业投资增速达到92.9%，行业性的投资过热已经成为决策层注意的问题。
2003年、2004年，国务院分别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严控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并要求银行控制房地产贷款。
这一轮，给宏观调控祭旗的，是铁本钢铁的戴国芳。
尽管从口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是稳健，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呈现双紧的格局。
货币政策的紧缩最先到来，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8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6%一直提升到17.5%，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提高，央行6次加息。
财政政策上，推出缩减长期国债规模，缩减中央赤字等措施。
在进行货币和财政双紧缩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史上最大一波牛市，上证综指从998点一路狂飙到6124点，这个点位，至今未能打破。
与股市一起飙升的，还有通胀。CPI从2006年的0.8%一路攀升到2008年2月的8.7%。
此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实际上，次贷危机2006年春季就开始发酵，当时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金融体系决策层，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直到2007年8月，次贷危机升级，导致美国第四大投行贝尔斯登和法巴银行的货币基金冻结，大家才知道，也许情况比我们想的要严重，于是美联储降低贴现利率，日本央行开始进行注资，并开始了讨论银行救助计划。
可悲的是，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进行货币紧缩政策。2007年12月，人民银行再次加息，2008年6月，在次贷危机已经升级为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到17.5%。
运气不总是站在我们这边。
201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清算，将金融危机推向高潮，并逐步演变成经济危机。
唇亡齿寒，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开始了衰退，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在美国、日本推出向金融系统注资的同时，中国宣布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调整为宽松。
四万亿的代价是昂贵的，可以说至今我们仍然在他的后续影响当中。
我们经历了三次宏观调控，在时间上也对应着三次金融危机，其中的内在联系到底有多少，这其实很难量化，但是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1、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23万亿，在这个级别体量上，无论进行调控还是刺激，其难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小；
2、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重视金融周期，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已经到了金融周期顶点附近，尽管央行推出宏观审慎政策，但是金融界对这点的重视不足；
3、从大的周期来看，美股处在历史性的高位，这时候，任何一个X因素都有可能对美股的下跌形成助力；
4、中国金融系统高度不稳定，中小型金融机构过多，在风险来临之际，能否有充足的风险抵御能力，仍然是一个问题；
5、社会融资增速下行成定局的情况下，一定要控制住房地产价格，否则万劫不复。
如果说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算是宏观调控的话，我只能感到不寒而栗。
希望这次不要对应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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