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是一个苦逼的皇帝。
即位之后，他圈禁十四弟、诛杀年羹尧、打压隆科多、扫荡八爷党，用了四年左右时间，稳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
在位十三年，勤于政务，宵衣旰食，朝乾夕惕，最终暴病身亡，不能不说与过度操劳、机关算尽相关。他没有成为一代名帝，相反却是疑案最多、争议最多、诟病最多，在历史的天空中划过一记悲情而悠长的感叹号。
对“曾静策反案”的处理，集中体现了雍正敏感多疑、工于心计、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征，也是他成为“三多”皇帝一个重要因素。
雍正六年九月的一天，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接到一封拦路上书，信封“天吏大元帅”五个大字，信函开头便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清王朝，朗朗乾坤，怎么会有无主游民？岳钟琪心中一惊，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封逆书，川陕总督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这封书信的原件，清宫档案已无记载，但主要内容还是被历史记录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自作聪明的雍正皇帝。
书信列举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等十大罪状，否认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规劝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利用“握重兵，居要地”的条件，“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来信煽动性极强，乡野之人、市井小民根本不可能炮制出来。
被政敌举报攻击、曾经两次提出辞官的岳钟琪，预感到大祸临头，不禁惶恐之至。为求自保，他一面密折奏报雍正，一面立即联系满臣按察使司硕色，连夜审讯投信人。严刑拷打，好言相劝，软硬兼施，关于何人主谋、为何谋反、同党何人，投信人一概不招。
岳钟琪变换策略，假意共同谋反，果然收到奇效。投信人承认本名“张熙”而非“张倬”，写信人真名“曾静”而非“夏靓”。张熙来自湖南，拜曾静为老师，自认同谋六人，并把姓名和地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于是，岳钟琪紧急上了第二道密折，汇报案件取得“重大突破”。后又套出另外知情者七人名单，而且得出一个重要信息，曾静、张熙等之所以产生反意，是受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吕留良的影响。
书信原件密报雍正后，雍正朱批“朕览逆书，惊讶坠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能让当世皇上哭出泪来，可见这枚“重磅炸弹”对雍正内心打击之大。
雍正通过兵部发送“廷寄”的方式，派出三路人马，立即实施大抓捕。第一路浙江总督李卫，查拿吕留良家人和门徒；第二路两江总督范时绎，后来并无所获；第三路命副都统海兰为钦差大臣，与湖南巡抚王国栋一起共同抓捕曾静等一干人等。湖南一路收获最大，遵照雍正谕旨，没有实施严刑审讯，曾静为求生路已经痛哭流涕、叩头服罪。
这曾静何许人也，竟然如此大胆？
此人是湖南郴州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秀才，参加科举，屡试不第，以教书授徒糊口。由于考试五等，秀才被革，弄得连开馆教书的资格都没有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怀才不遇、仇视社会的“愤青”。家乡所处，多山丘陵，以物易物，连“康熙通宝”“雍正通宝”官方货币都不流通，经济之落后，环境之闭塞，可以想见。吕留良在清朝开国以来并无犯罪记录，著有《士子应试文》《备忘录》《吕晚村已刻文集》《未刻文集》等，在江南士子中颇有影响。他的孙子在康熙朝犯有灭族重罪，但圣祖皇帝认为吕氏乃读书明理之家，全部赦免，连他的孙子也不追究。
犯人悉数到案，尚未审理，针对曾静书信所列事项，雍正皇帝急不可耐，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布了史上最长的一份上谕。八十多面，洋洋万言，全文记于《雍正朝起居注》。写的什么？当然是雍正为自己正名，把反书对他的攻击进行一一批驳。雍正命内阁把这份上谕抄写百份，每省九份，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高级武官等人手一册，层层传达，不准走样。
云贵总督鄂尔泰最先回奏，雍正在其奏折上朱批一段话，“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朕怎么样？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懑，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雍正一面像个孩子表达了委屈，一面又故作轻松镇静。
雍正是如何“出奇料理”的呢？
第一， 亲自审理曾静
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异景象。贵为一国之君，放下身段，粉墨登场，直接审问曾静。对曾静策反书提出的十条指控，摆事实、讲道理，逐条加以批驳，规劝曾静“悔过自新”。
他要挖掘策反的思想根源，认定一介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书生，与外界并无多少接触，不可能知道那么多朝廷信息。来源不外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信以为实之所致。”他把罪责归到被自己打击的政敌——几个亲兄弟身上。
在他亲自“开导”之下，曾静在审问时供出，他所听到的流言全部都是允禟等人门下发遣广西的太监捏造散布的。这就印证了雍正的判断，于是，交由刑部广为查证之后，所有案犯全部送京处死。
第二，开启舆论大战
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命令将曾静等人犯历次口供、反省、悔罪的忏悔书，曾静本人所写《归仁说》和雍正历次发布的上谕汇编成册，雍正亲自命名此书为《大义觉迷录》。刊刻颁发全国各府州县，让读书士子及乡间小民共知共阅。而且命令所有州府县学校各贮一册，使后学新进之人观览知悉，敢有不贮者，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中，雍正上谕和曾静的《归仁说》是主要内容。核心思想是：雍正对父“诚孝”，对母“备尽孝善”，对各位兄弟极尽“宽宥”“仁爱”，他们或病故或“伏冥诛”，允禩、允禟的死都与他无关。他“清心寡欲”，“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也”，他既不酗酒、也不贪财，“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蟋蚁亦不肯践踏伤损”。总之，雍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光明正大、忠孝仁爱、不近酒色、爱民如子的“圣君”，他的继位合理合法。曾静在《归仁说》中肉麻地吹捧雍正至诚至孝至纯至仁，说雍正朝乾夕惕、勤政爱民，表示“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或使凶顽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大宣传”在全国风起云涌，弄得人尽皆知。
第三，释放奖励逆犯
这是雍正“出奇料理”“曾静策反案”最为奇异之处。
雍正七年十月，议政大臣等按照谋反大逆律，奏请凌迟处死曾静、张熙师徒，雍正不准。怡亲王允祥、诸王大臣再疏请诛曾静等人，雍正不仅不准奏，而且下令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谕湖广地方官员等不得暗中伤害，否则，必问抵偿之罪。明确地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雍正留二人性命自有他的道理。他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浙江等地宣讲，又命尚书史贻直带带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宣讲主题无外乎雍正合法继位与他的大德仁孝。他命令湖南巡抚赏曾静白银一千两，作为安家之用，并谕令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衙门听用。
雍正践踏大清律法，奖励并提拔逆犯，引起湖南乃至全国士子极大愤慨。雍正八年八月，湖南省城长沙贴满传单，约定九月十九日将败类曾静沉潭，地方巡抚立即采取措施将曾静保护起来。曾静于雍正九年请假回家置产，雍正特别给假一年，期满后仍回观风整俗衙门上班，逆犯成为公职人员。
第四，株连无辜吕氏
雍正即位之时，吕留良已经死去数十年。案件审理查明，曾静上书谋反，虽受吕留良思想（曾有过反清复明言论）影响，但吕氏本人、后人及门生并未指使，更未参与。
雍正是非不分、强奸民意，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发下谕旨，说“据各省学臣奏称”“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
处理结果是：吕留良、吕葆中（子）剖棺戮尸，吕毅中（子）斩立决，吕留良孙辈“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吕留良门生严鸿逵戮尸枭示、沈在宽凌迟处死，嫡属照律株连治罪。刊刻、收藏吕留良作品的黄补庵、车鼎丰、孙克用、周敬舆等人，或斩立决，或斩监候，妻孥发送功臣为奴。另外罗织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这就是清世宗的大德大仁。
一场所谓的“惊天大案”，历时四年才处理完毕，雍正“出奇料理”的闹剧终于收场。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全中国工商仕民如何评价这位皇帝的所做所为，躺在皇陵之中的雍正再也无法得知。
公元1736年，乾隆即位。登基之初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违背大行皇帝旨意，处死曾静、张熙，并且下令将《大义觉迷录》全部销毁。后又为其八叔允禩平反，释放了被其父辈圈禁的所有亲属，开启了统治中国长达60年的乾隆盛世，也算是其为雍正纠正了错误。
曾静乃一介书生、乡野草民，上书策反不过是一个狂悖之举，大抵算个笑话。可是，雍正别出心裁、出奇料理，煞费苦心为自己洗白，却让他的臣民们记住了“谣言”。《大义觉迷录》被刊印成多个版本广为散发，虽说乾隆下令全部销毁，但官方长达七年的强力传播，如何销毁得完，它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后人更愿意相信，雍正一直极力辩驳的东西，恰恰是皇家想要掩盖的事实。假如雍正明白“屎越扬越臭、纸愈描愈黑”的道理，拥有举重若轻的智慧，秘密处死曾静、张熙等人，不搞株连无辜，不搞大肆渲染，结果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聪明是一个人难得的天赋。但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的就是聪明不可以过头。凡事有度，自作聪明、过犹不及都是低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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