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岸元为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近期提高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政策完全令人费解。该政策的好处是：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出口价格竞争力，部分吸纳关税冲击，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坏处是：减少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事实上帮助了特朗普政府缓解关税政策国内压力。不仅如此，美国加征关税，获得关税收入；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少财政收入。整个过程的利益流向是：中国财政到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到美国财政。略过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环节，中美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只发生在两国财政之间，可以理解为：中国向美国缴税，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所有负面效应买单。
如果说提高出口退税措施与贸易战“以牙还牙、打七寸”策略南辕北辙的话，以下两项减税方案则在路径上有所偏差。
问诸位两个问题。
一、如果要对企业减税，同等减税规模情况下，减增值税或所得税，哪个更容易被股票市场视为利好？
答案显然是减所得税。因为增值税涉及上下游抵扣，不容易确定税率下降究竟最终会对哪类上市公司最为有利。理论上，越是缺乏抵扣项、增值较多的行业，越是可能从税率下降中获得更多收益；这些行业多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如果降低所得税率，所有企业税后净利润可以立即相应比例增加，只需要通过简单算术，投资者就知道ROE如何改善，市场估值如何提升。这一效应可称为“估值幻觉”。
二、如果要对居民减税，同等减税规模情况下，提高起征点、降低边际税率，或增加扣除项，哪个措施更容易为人民喜闻乐见？
答案显然是提高起征点、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设立扣除项势必增加流程，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纳税人之间扣除项的差异，将引起更多争议。而提高起征点、降低边际税率，只要简单调整个税计算器参数，纳税人就知道少交多少税，并因此获得感满满。
遗憾，现实中我们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减了税，不落好；大快人心的事办得别别扭扭。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以下两方面。
一是现有税收结构制约了政策空间。增值税作为间接税，是第一大主体税种。而提高直接税占比是中国税改的重要方向，专业的税改方案设计者始终优先考虑降低间接税率，逐步增加直接税占比，进而与国际接轨。横向比较，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不高，下降空间不大。如果现在将所得税率降得过低，必然限制未来降低增值税率的空间。
当下减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扭转市场预期，企业所得税率变化带来的更为直接的估值效应予以关注。鉴此，似可考虑宣布一定时期内，对所得税实施特别优惠税率，待三档变两档的增值税改革完成后，再将所得税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是将部门本位考虑置于优先地位。拒绝大幅提高起征点，无非是要网罗更多的纳税人群，将更大规模人群的收入纳入政府调控范围。设立扣除项而不是简单降低税率，固然符合国际先进个税制度的要求，但更重要的还是强化了政府对居民收入、支出的管控力度，取和予都要经过申报核准。至于将社保征缴改革与个税改革合并推出，则是弄巧成拙。个税归个税、社保归社保；职能转移、国地税部门调整等属于政府内部工作，你将二者合并推出，公众并不理解内在逻辑。舆论反而因此质疑你减税的诚意，万众期待瞬间变成千夫所指。国常会已经就社保问题做了政策补救。希望明年推出的分类扣除方案“敞亮些”，简化简化再简化，不要让人觉得你的扣除方案“心不甘、情不愿、意不诚”。
税收理论有句戏谑但绝对达意的名言：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降低企业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政策方向，必要性确定无疑；财政捉襟见肘、为国理财不易，也是客观事实。愿意端出的减税盘子就那么大，更要将有限的减免空间放在明处。处庙堂之高者要多了解江湖的想法。把肉放在饭头上，所有人一眼看得见、吃得着。不要让人在饭里面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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