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膽瀉肝湯是臨床常用方，清肝膽實火，瀉肝膽溼熱，是治療肝火和肝經溼熱的代表方劑，是“苦寒直折”的代表方劑。倘問龍膽瀉肝湯出自哪位醫家之手，也許很多人不會想到李東垣。
龍膽瀉肝湯出處不一，藥物組成也有別。最早出自哪一本書，方書中說法不一。有標明為《醫宗金鑑》，有標明為《醫方集解》，而《醫方集解》書中又標明為《局方》，但《和劑局方》中卻找不到該方。《蘭室秘藏》和《東垣試效方》兩書中都載有龍膽瀉肝湯，也許該方最早出自於李東垣之手。
李東垣是在一則醫案中記錄該方的。《蘭室秘藏》中載有該案：“一富者前陰臊臭，又因連日飲酒，腹中不和，求先師治之。曰：夫前陰者，足厥陰肝之脈絡循陰器，出其挺末。凡臭者，心之所主，散入五方為五臭，入肝為臊，此其一也。當於肝經中瀉行間，是治其本；後於心經中瀉少衝，乃治其標。如惡針，當用藥除之。酒者，氣味俱陽，能生裡之溼熱，是風溼熱合於下焦為邪。故《經》雲：下焦如瀆。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酒是溼熱之水，亦宜決前陰以去之。龍膽瀉肝湯，治陰部時復熱癢及臊臭。柴胡梢、澤瀉(以上各一錢)，車前子、木通(以上各五分)，生地黃、當歸梢、草龍膽(以上各三分)。上銼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三盞，煎至一盞，去粗，空心稍熱服，便以美膳壓之。此藥柴胡入肝為引，用澤瀉、車前子、木通淡滲之味利小便，亦除臊氣，是名在下者引而竭之；生地黃、草龍膽之苦寒，瀉酒溼熱；更兼車前子之類以撤肝中邪氣；肝主血，用當歸以滋肝中血不足也。”
後學者多知李東垣遵《內經》“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擅長“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從上案中可以看出，根據病症具體情況，李東垣同樣也善於“在下者，引而竭之。”只是所用劑量仍然帶有東垣特色，量極輕，一劑藥不足四錢。服用方法也同樣講究，頓服，空心服，稍熱服，服後以美膳壓之。
與後世通行的龍膽瀉肝湯方相比較，方中沒有用黃芩、梔子、生甘草三味，苦寒清瀉的力量相對小些，而相對而言清熱利溼的力量要大些，這與患者病變部位在“前陰”有關。假如病變部位不在下焦而在上焦，如以目赤或耳痛、耳鳴為主症，也許李東垣會減少清熱利溼藥而加用苦寒瀉火藥，甚或加用升散藥物。治“大頭天行”的“普濟消毒飲子”中用到了升麻、柴胡、桔梗之升、散，可以例證。
東垣方和後世方中都用到了當歸、生地黃。對這兩味藥的解釋，方書中幾乎眾口一詞，認為屬於清瀉中用補藥以顧護正氣。《成方便讀》中說：“古人治病，瀉邪必兼顧正，否則邪去正傷，恐犯藥過病所之弊，故以歸、地養肝血，甘草緩中氣……。”《醫宗金鑑·刪補名醫方論》中說：“然皆瀉肝之品，若使病盡去，恐肝亦傷矣，故又加當歸、生地補血以養肝。”《時方歌括》中說：“然瀉之過甚，恐傷肝血，故又以生地、當歸補之。”筆者始終對這類解釋不能完全認同。“瀉邪必先顧正”，但顧正並不一定要用補。“瀉肝之品”用得適宜，只為瀉邪之用，加補肝之藥反為掣肘。“瀉之過甚，恐傷肝血”，減其瀉邪之力，不要過甚，不就不傷肝血了嗎，何需用補？還有，方中諸瀉藥不僅可傷陰血，更可傷陽氣，若要顧正，為什麼只顧及肝中陰血而不顧及脾胃陽氣呢？好用炙甘草的李東垣在方中連甘草也沒有用。
細讀李東垣筆下的當歸、生地黃，可以發現後人的認識和李東垣是有一定差別的。李東垣用生地黃合龍膽草“瀉酒溼熱”，合澤瀉、車前子、木通“撤肝中邪氣”，為什麼？生地黃可助溼、留邪，為什麼反用其瀉溼、撤邪？還有，“用當歸以滋肝中血不足也”，為什麼不用當歸身而用當歸梢？很明顯，不取其純補。有沒有一種可能，患者原本就有肝陰、肝血不足呢，在瀉邪的同時佐以補肝？回到上案，儘管案中沒有提到“虛”，但提到患者為“一富者”，所患為前陰病，誘因為“連日飲酒”，有沒有平素酒色內傷之嫌？如有酒色內傷，生地黃、當歸即為治內傷而設。試想，如患者為一勞役過度、食不果腹的貧者，李東垣也許會在方中使用人參、黃芪、炙甘草，而不是生地黃與當歸。這樣說來，如果患者沒有內傷，李東垣使用龍膽瀉肝湯是會去掉方中的生地黃和當歸兩味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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