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中國農業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向松祚
一段時間以來，弱化或否定民營經濟或私有經濟作用的言論時有所聞，甚至有人重新喊出消滅私有制的口號。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因為，如何看待民營經濟或私營經濟的運用，實際上就是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經驗，而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經驗，本質上決定了未來中國經濟走向何方。
所以，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偉大成功，最重要的歷史經驗是什麼？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人民創造了舉世公認的經濟奇蹟。每一箇中國人對此都有切身感受，都為此深感自豪。我們可以用無數個指標和精彩故事來描述這個偉大奇蹟。
概括起來說，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創造的奇蹟，就是中國經濟成功實現了第一次歷史性跨越。
第一次歷史性跨越有10個主要標誌：
1、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
2、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2012年)，目前中國進出口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15%左右；
3、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2012年)。幾乎所有制造業產品的產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4、中國積累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鉅額外匯儲備。最高時接近4萬億美元，目前大約3.2萬億美元。毋庸置疑，這是巨大的財富和經濟實力的體現；
5、中國人均GDP達到8500美元，接近“中高等收入國家”人均GDP水平。沿海發達地區很多人的收入水平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中國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
6、中國湧現出一批世界級規模的大公司。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公司超過100家；
7、中國成為全球科技進步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8、人民幣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貨幣和金融第五大貨幣。2015年，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籃子的成員貨幣，躋身世界重要儲備貨幣行列；
9、中國金融市場規模躍居世界前三位，債券市場規模躍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上海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10、中國開始成為全球經濟、貿易、金融規則改革或重塑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為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從過去兩三百年的歷跨度度來考察，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蹟，其意義則更加偉大和深遠。
人類有史以來持續的經濟增長起自第一次工業革命（大約是1750年左右開啟，持續至1850年）。今天世界的主要經濟大國、強國和富國（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等等），多數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崛起（1850年-1950年左右）。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大約開始於1950年代前後（1946年人發明類第一臺計算機）。由於長期歷史原因所造成的積弱積貧和內憂外患，中國沒有趕上參與上述三次工業革命。
鄧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恢弘的政治魄力開啟改革開放，中國才開始迅猛全面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中國用了40年時間基本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補上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課，追上了現代信息工業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的蓬勃浪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如果從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算起，也只用了60多年。無論哪種算法，都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奇蹟。沒有人能夠否定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必須充分肯定和尊重。
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經濟問題乃至所有中國的問題，都必須以這個基本事實為前提。
這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次歷史性跨越，是一次真正偉大的跨越！我們討論中國經濟的未來，正是站在第一次歷史性跨越所鑄造的臺階上才有可能。
面向未來，回顧歷史，我們需要深刻反思的基本問題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偉大成功、中國經濟實現第一次歷史性跨越，最重要的歷史經驗是什麼？
全世界都在研究和討論這個問題，全世界都在討論是否有一個“中國模式”。美國新制度經濟學開山大師科思教授（Ronald Coase）生前曾經將中國模式概括為“共產黨+私有產權”。
我們可以簡要地將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概括為“政府主導+市場活力+後發優勢”模式。這是我理解的中國模式。
然而，“政府主導+市場活力+後發優勢”三大力量構成的模式裡，哪一個是最主要的力量呢？圍繞中國模式的辯論，主要分歧正是哪種力量是最核心的、最關鍵的力量。
我認為，市場競爭活力的逐步釋放和企業家精神的鼓勵弘揚---也就是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才是中國經濟成功實現第一次歷史性跨越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其他都是次要的和輔助性的因素。
首先，私營企業已經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貢獻者。目前，私營企業創造了中國GDP的60%、財政收入的70%、就業的80%（甚至更多）。中國最具活力和最具創新力的企業都是私營企業。
其次，縱觀四十年神州大地的變化，我們看到一個驚人的卻又是意料之中的現象和事實：越是政府幹預少的產業或地區，它發展得就越好。越是計劃經濟和政府幹預色彩濃厚的地區或產業，它發展得就越差。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為什麼在中國發展迅猛？中國互聯網企業為什麼能夠躋身全球最重要公司行列？中國人口眾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重要原因是互聯網和新經濟興起之時，政府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和管理。互聯網企業正是在沒有政府強力干預和壟斷的背景下“野蠻生長”並且壯大了。
深圳和杭州為什麼成為中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因為深圳和杭州的計劃經濟色彩最淡，政府管制和官本位意識相對比較弱，當地文化氛圍對企業家創新精神比較尊重、比較寬容。
不容否認，四十年改革開放，政府主導和所謂舉國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主導和舉國體制曾經創造了“兩彈一星”的偉大奇蹟。改革開放以來，載人航天、高速公路、高鐵網絡、城市地鐵、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快速建設，同樣得力於舉國體制和政府主導。世界其他國家都非常羨慕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度和快速決策機制，這是事實，也是我們這個體制最主要的優勢。
後發優勢或國際產業分工的比較優勢對中國經濟奇蹟的貢獻同樣很重要。
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力於所謂的“三低模式”：也就是依靠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要素成本、低環境成本，迅速成為“世界加工廠”。利用三低模式，中國企業和產業贏得全球產業鏈分工上的比較優勢。
1980年代之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產業升級換代和產業轉移，隨之而起的信息科技革命風起雲湧，全球產業鏈重新整合，這些國際經濟的環境變化給中國創造了重大的歷史性機遇。
2001年，中國審時度勢、經過艱難談判，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抓住了歷史性機遇，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公正地說，中國是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和WTO規則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這是歷史事實，應該承認。
但是，如果沒有鄧小平極力推動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如果不是鄧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巡講話重新將中國前進的路徑扭轉到市場化改革的正確軌道之上，上述所有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都很難發揮作用。市場化改革、致力保障私有產權、激勵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積極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共同創造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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