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何以重要?

《李鸿章传》何以重要?

2016年夏天摄于合肥李鸿章故居

了解李鸿章,作品是汗牛充栋,但读一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却是十分必要。这本书与《朱元璋传》(吴晗)、《张居正大传》(朱东润),以及《苏东坡传》(林语堂)并列,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这四部作品都是大家写大人物的大作品。读人物传记,首选传记作者,否则很容易杯具了。你懂的!

“小梁”为“老李”鸣冤抱不平?

作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李鸿章可能是遭受误解和骂名最多的,绝对是清一代、乃至是史上最大的“背锅侠”。单单《马关条约》就将李中堂狠狠地刻在了所谓的历史耻辱柱上。但他老人家,剿太平、灭捻军、兴洋务,主持创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这些都离不开李鸿章的身影。为大清朝殚精竭虑40年,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浪潮,怎能在耻辱柱上待着?

今时今日,历史虽然在重新审视、评价李鸿章,但远远没有形成梁启超对李评价所能达到的共识程度。

1901年11月,两宫尚未返京,李鸿章已含着屈辱病逝,虽然慈禧“遽闻溘逝,震悼良深”。但在随后的一年,政商各界、公众层面对李鸿章扣以的都是“卖国贼”、“汉奸”的帽子,世人对李的怨恨可谓怒气滔滔。

在这一年时间,29岁的“小梁”同志目睹了这一切,我猜想,这位当时已名声在外的青年才俊,确实看不下去了,而他又比大多数人看问题要深入的多。在那个年代,明白人太少了。

所谓英雄惜英雄,在李鸿章逝世之后的1902年11月,梁启超洋洋洒洒,铸就了这本“仿西人之体,载述论断李鸿章一生行事”的传记,我们今天才能更公允地“知其为人”。

梁同学那时候虽然因戊戌变法蜚声各界,总体也还只是个激扬文字的小年轻,但他的笔法已经十分老辣,不偏不倚,还真不是“小梁”为“老李”鸣冤抱不平的洗地之作。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小梁”同志开篇即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句“吾悲李鸿章之遇”,道尽了“小梁”对“老李”的无限惋惜。正如梁启超自语道:

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在非民主体制之下,凡历史重臣,并做出丰功伟绩者,必有一位知己式leader支撑。商鞅之于秦孝公,二者引为“松柏与青山”。诸葛亮之于刘备,王安石之于宋神宗,郭子仪之于唐代宗,即使如俾斯麦者,威廉一世对其虽无同志般革命情谊,但也绝非“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

甲午战后,李鸿章游历欧洲,问道俾斯麦,如何在满朝文武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欲行厥志”,俾斯麦回答,“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听到这句话后,肯定是五味杂陈。

俾斯麦不忘补刀:

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听到这里,李,默然了。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说,老李头啊,早知今日,还不如早早回乡间含饴弄孙、晒晒太阳。1855年,32岁的李鸿章,当时还是籍籍无名的小伙子,眼看着太平军肆虐,我们从他的一篇私人日记当中,可以管窥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好青年。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一辈子戎马天涯,可是当我想起军队对人才的渴求,尽管我会写词作赋,更没有打算将文人的豪情壮志淹没于心,但现在战争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那么即使我满腹经纶,谁又会在乎呢?”

这段还是“小李”年龄的日记,其实写的逻辑混乱,显然是在笔记本上的随意记录。如果小李不那么忧国忧民,就一心沉浸在文学的世界,说不定咱徽派又多了一位大文豪。

李鸿章一生爱写日记,1911年,美国人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我们应该记住这个老美的名字,没有他,就没有了李鸿章的日记史料。)从李鸿章后人处拿到了非完全版本日记,字数就超过了160多万字。100年过去了,这160多万字,估计绝大部分又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曼尼克思曾择其精华17万字,写就《谋略高手李鸿章》。

想原汁原味的走进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这本书当是最佳文本。

东方俾斯麦吗?

在梁启超心中,李鸿章乃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而同时具备这五重身份者,历史上也就诸葛亮一人。其实,就创业之艰、功绩之大,李鸿章都“过于诸葛”,但是他所得到的荣誉却远远不及诸葛亮百分之一。

梁启超还将其与张之洞作比较:

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任怨,好名故常趋巧利。

李张CP,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今世界,无论是在政商各界,还是职场人生,细心一琢磨,李张CP真是无处不在,想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李鸿章,这样的张之洞?

李鸿章被称之为“东方俾斯麦”,他或许还有些羡慕这位德意志的铁血宰相。但梁启超认为“东方俾斯麦”虽然并非阿谀之词,但却已是虚妄之言。“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此誉乃是对二人的“重诬”。确实,他们虽然机缘巧合,同生于一个时代,一东一西,权倾天下,大展理想抱负,但各自所面对的时局和环境天壤之别,各自的功绩亦不在同一层面。“小梁”同志甚至设想,俾斯麦和李鸿章“易地已居,”但是“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

“小梁”同志总结道:

鸿章以中上之才,遇无上之机,因得功成名就。然不幸智短识少,未得增进国家之实力,使与列强相争衡实美中不足也。然惨淡经营,垂三十年之久,及其终也两宫远逃在外,京畿尚为人有,追心自问,能不伤悲?终以才智所限,环境所迫,东方之俾斯麦,固当如是也。

老曹同志几千年前也说过:

神龟虽寿,终有竟时。螣蛇乘雾, 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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