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上海，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爆發了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淞滬會戰。這也是整個抗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淞滬會戰儘管以中國軍隊敗退而告終，但還是打出了中國軍民保家衛國、誓死抵抗敵軍的決心。侵華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被粉碎——淞滬會戰就整整打了三個月。
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無疑是這場悲壯、慘烈的戰役中，中國軍隊最高光的一幕。那面飄揚在炮火中間的中國旗幟，那些視死如歸的面孔，是抗日戰爭中不屈的中國軍民的縮影。
留守就等於送死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打響。雖然中國軍隊以前所未有的英勇表現讓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是由於力量對比、指揮不當等原因，兩個多月後中國軍隊還是漸漸落於下風。
10月26日，大場陣地陷落，戰局急轉直下，中國軍隊面臨著被日軍合圍的危險，不得不放棄閘北、江灣一線，向滬西撤退。
當天清晨，第九集團軍第88師師長孫元良接到上海戰區最高指揮官顧祝同的電話。顧祝同說：“委員長想要第88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見怎麼樣？”
孫元良聽完不由一愣，蔣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他是要犧牲整個第88師。
強敵在前，蔣介石為何要第88師做出無謂的犧牲呢？原來，正值淞滬抗戰最激烈時，10月6日，國際聯盟召開大會，通過了國聯理事會遠東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的關於中國事變的決議，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指責日本違反了《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決議決定，11月初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就中日衝突的具體問題進行討論。
蔣介石對這次會議寄予厚望。在他看來，贏得“友邦”的同情與干預是迫使日軍停止進攻，坐下來和談的唯一辦法。
為了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軍民抗擊外侮的決心，蔣介石將自己的主力部隊悉數派到淞滬戰場。
10月底，堅持了兩個多月的中國軍隊還是面臨著全線潰退的局面。此時，距離布魯塞爾會議召開，只有不到十天時間。蔣介石認為，在上海留下一支孤軍堅持抵抗，對於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有很大幫助。
然而，作為一線將領的孫元良不能苟同。當顧祝同向他轉達了蔣介石的指示後，孫元良沉吟片刻說：“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願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裡，於激戰之後，幹部傷亡了，聯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
孫元良擔心電話裡說不清楚，特意派師參謀長張柏亭前往顧祝同的司令部，當面陳情。
一見面，張柏亭就婉轉地表示，閘北一片平坦，毫無隱蔽，地形上不具備打游擊的條件。而且，第88師已經補員6次，許多新兵甚至連槍都沒放過。讓他們分駐在上海各處據點，很容易被敵人打散。
張柏亭直率地說，部隊留在閘北，兵力多是犧牲，兵力少也是犧牲；守多個據點是守，守一兩個據點也是守，意義完全相同。不如留下一個團左右的兵力，固守一兩個據點，也就夠了。
顧祝同覺得張柏亭說得有理，讓他立即回去告訴孫元良，就照這樣辦，當晚必須部署完畢。
張柏亭回到師部時，孫元良正在室內來回踱步。原來，顧祝同已經來電話指示，讓一個團留守閘北。不過，孫元良覺得留下一個團，物資供給很困難，不如就留下一個加強營，反而更為合適。思量再三，他決定讓第524團副團長謝晉元率領一個營留下。
中午11點左右，第524團團長韓憲元將謝晉元和第524團1營營長楊瑞符叫到團部。楊瑞符記得，見面後韓憲元欲言又止，足足20分鐘，一個字也沒說。讓自己的部下留守閘北，無異於讓他們去送死，韓憲元實在說不出口。
最後，還是謝晉元告訴楊瑞符，師長決定讓他倆率兵死守閘北。楊瑞符對韓團長慨然道：“請團長放心，我誓以最後一滴血，為中華民族爭人格……”
話音未落，韓憲元已緊緊握住他們倆的手。當時他們都沒有想到，在一個半月後的南京保衛戰中，韓憲元在南京光華門殉國。
是根據地，也是墳墓
謝晉元。
27日凌晨，大部隊已經開始往滬西撤退，而謝晉元和楊瑞符則開始召集自己的隊伍，到閘北集合。
當時，第524團1營的隊伍分散在前線各處，楊瑞符手下只有兩個傳令兵。他最擔心的是，自己的隊伍稀裡糊塗地跟隨大部隊撤走。
兩個傳令兵分頭行動，追了一宿，只追回了第2連和第1連1排、2排。怕謝晉元等得著急，楊瑞符只好先帶著這一個半連趕往四行倉庫報到。
沒想到，早上9點，其他隊伍也紛紛趕來報到。楊瑞符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們事先不知道有新任務，跟著二營、三營撤走了。幸虧路上遇到了團部的人，才知道一營留守四行倉庫，於是便匆匆趕了回來。
在當時的情形下，留守閘北，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戰士們得到命令後毫不遲疑地回到了自己的陣地，令謝晉元、楊瑞符非常感動。
淞滬戰場到底有多殘酷？馮玉祥這樣回憶：
在上海戰場上，一百里以外看著，半邊天都是紅的……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師一師地、兩師兩師地加入前線，有的師上去之後三個鐘頭就死了一半；有的堅持了五個鐘頭就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是個大熔爐，填進去就熔化了。
此時，第88師早已不是淞滬抗戰剛剛打響時那個全部德國裝備的精銳部隊。戰爭爆發後，第88師每20天就要補員一次，10月底已經補員6次。
這次補充到謝晉元麾下的戰士來自湖北保安團。據統計，留守在四行倉庫的452人中80%都是湖北人。這些湖北新兵，雖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戰場，但他們卻在四行倉庫寫下了抗戰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樂章。
四行倉庫是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四家銀行共同出資建造的貨物堆棧，是這一帶最高的建築。由於這裡存放的是銀行客戶的物資，所以建造得異常堅固。
孫元良選四行倉庫作為孤軍死守的據點，一是因為它不但堅固易守，而且糧食彈藥存量充足，連飲用水也有很大儲備。二來是因為它地理位置獨特。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以西，與公共租界隔蘇州河相望。根據條約，中日之間的戰火不能燒進租界中。日軍怕彈藥落入租界，也不敢朝租界方向猛攻。同時，從四面八方彙集來的各種物資，也可以通過公共租界送入四行倉庫。這裡絕對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點。
部隊到齊後，謝晉元發現四行倉庫的大門太大，必須趕緊做防禦工事，否則根本守不住。
1連連長上官志標回憶，他們將四行倉庫一至三層的所有窗戶和門一律封死，南面牆角堆積了五米厚的麻包，北邊各門口是敵人主要攻擊方向，堆了10米厚的麻包。麻包一直從地面堆到天花板，幸虧四行倉庫中存放著大量大豆、小麥和羊皮的麻包。即便這樣，四層還是因為材料不足，沒有做防禦工事，只是在外面做了一些誘敵設施，引誘敵人消耗彈藥。
四行倉庫五層對面是交通銀行，當時已經被敵人佔據為攻擊據點，但由於交行大樓只有四層，所以四行倉庫對敵人還是有高度優勢。
同時，戰士們在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底層相連的牆上打出一個大洞，方便往來穿行。如果日軍圍攻倉庫，孤軍可以在倉庫內部調動人員，抵抗各方進攻的敵人。
為了方便與四行孤軍聯繫，掌握閘北戰況，蔣介石特意指示為四行倉庫送來四部電話機。
到四行倉庫送電話機的文強回憶，當他來到四行倉庫給謝晉元送電話機時，四行倉庫的工事已經佈置得井井有條。分手前，謝晉元從日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道：“永保長城萬里在，留得丹心照汗青。”可見，他當時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一切準備就緒。謝晉元將全體將士召集到一起，慨然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是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現在我們四面被日軍包圍，這倉庫就是我們的根據地，也可能是我們的墳墓。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就要同敵人拼到底！”
最後，他當場立下遺囑：“餘一槍一彈誓與敵周旋到底，流最後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當代價。”
一時間，四行倉庫沉浸在悲壯、莊嚴的氣氛中。
初戰告捷
1937年10月底，日軍圍攻四行倉庫。
27日拂曉，中國的主力部隊已經撤往滬西。也許是聽說部隊撤走了，老百姓拖家帶口，四散奔逃。楊瑞符從四行倉庫向外望出去，垃圾橋上的難民如潮水一樣湧來，可看到前方著起大火，他們又茫然地停了下來。那一刻，人命真如草芥一般。
此時，四行倉庫中的戰士們已經各就各位。三連一個排守大門；二連兩個班守敵人主要進犯方向——滿洲路（今晉元路）中段；二連其他人守樓梯和二樓朝北方向的窗口；四連守樓頂防空；一連對付西北方向來的敵人；其餘的相機行事。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過，日軍如蝗蟲般漸漸向四行倉庫逼近。7點半，日軍佔領北站，向北站大樓進攻。8點一刻，日軍佔領北站大樓，並在樓頂插上了太陽旗。10點左右，四行倉庫西北兩面著火。
下午2點，一支打著太陽旗的日軍小分隊，從滿洲路方向走來。八百壯士倖存者章渭源回憶：“敵人鬼鬼祟祟像是打怕的狗，向路兩邊民房亂放槍，還入內大發中國財。待其至我軍射程之內時，我軍出其不意，用兩挺機槍一陣猛掃，這小股敵人全部被消滅。”
此時正在蒙古路上巡邏的日軍聞聲趕來。他們見到滿地屍體，立即臥倒用機槍猛烈掃射。過了一會兒，他們見沒有動靜，剛一露頭，就被駐守在四行倉庫外圍陣地的戰士們擊斃了。
連續消滅兩股敵人，戰士們士氣大振。此時，謝晉元提醒大家，敵人肯定要發起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他讓傳令兵告訴駐守在外圍的蔣敬班長，敵少則就地消滅，抵抗不住就立即退回倉庫，誘敵深入。
果然，不一會兒，100多名敵人在一輛坦克的掩護下，從滿洲路方向氣勢洶洶而來。敵眾我寡，全班負傷過半，子彈和手榴彈也很快用完了。正準備率隊撤回的蔣班長突然中彈，他向想要揹他撤退的副班長大喊：“快撤，我來掩護，這是命令！”隨後，手握兩枚手榴彈，與衝在最前方的鬼子同歸於盡。
蔣班長為撤退的戰友們贏得了時間。當戰士們安全撤回，守門的三連戰士將最後一個沙包壘住大門時，鬼子已經衝到門前。此時，負責把守大門的3連連長石美豪面部被子彈打穿，滿臉是血，但仍用毛巾捂著，不離陣地。
謝晉元見來犯的鬼子都已經進入火力範圍，一聲軍號吹響，埋伏在路邊民房和倉庫各樓層的戰士一齊開火，機槍、步槍居高臨下，彈無虛發，再加上設在高層樓上的重機槍連續掃射，敵人們立足未穩就被擊斃了。
敵人憑藉坦克掩護向四行倉庫大門衝來。關鍵時刻，守在6層的敢死隊成員陳樹生把炸彈和手榴彈綁在身上，拉斷彈弦從窗口一躍而下，跳在坦克上。一聲巨響，陳樹生與敵軍坦克同歸於盡。
四行孤軍與日軍的第一天戰鬥，大獲全勝。經過一整天的激戰，日軍傷亡慘重，四行孤軍只陣亡兩人，傷4人。
當時，蘇州河南岸擠得水洩不通，前來觀戰的上海市民多達幾萬人，其中也不乏各大媒體記者。當天傍晚，許多報紙都以“號外”的形式報道了四行倉庫孤軍與敵人激戰的新聞。中央社記者寫道：
自正午起至三時止，敵軍乃大舉向我四行儲蓄會堆棧進撲，人如潮湧，擬奪門而入。此時，我軍已大發機關槍，拋擲手榴彈，敵軍被擊斃者達六七十人之多。自此，敵軍即取包圍形勢，未敢輕進。記者目擊此種壯烈情形，不禁感泣。
感動落淚的不止記者一人，可以說在蘇州河對岸觀戰的所有上海老百姓都激動得熱淚盈眶，連租界裡的外國人也不禁蹺起大拇指。公共租界萬國商團司令斯馬萊特說：“我曾參加過歐戰，但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英勇善戰的軍隊。”
當天晚上，一名外國記者通過英租界遞進來一張紙條，問四行倉庫守軍有多少人。為了自壯聲勢，謝晉元不假思索地答覆：“800人”。由此，才有了“八百壯士”的英名。
獻旗壯舉
“八百壯士”第一天的英勇表現，讓所有中國人心潮澎湃。然而，人們絕不會想到，更加激動人心的一幕馬上就要上演了。
10月29日清晨，上海市民發現四行倉庫樓頂飄揚著一幅巨大的中國國旗，在四周插滿的太陽旗中間，分外奪目。那一刻，“八百壯士”和這面飄揚的旗幟，永遠定格在人們心中。24歲的女童子軍楊惠敏衝破敵人封鎖線，為四行孤軍獻旗的故事，也成為四行倉庫保衛戰經久傳頌的佳話。
楊惠敏。
雖然楊惠敏和許多當事人對“獻旗”事件有過很多詳細的描述，但流傳在民間的敘事，跟當時的實際情況還是存在著微妙的差異。
在楊惠敏的自述中，獻旗之舉似乎完全出於她個人的一時壯舉。據她回憶，27日夜裡，她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到四行倉庫對岸。看著身陷日本太陽旗包圍的四行倉庫，她想，如果能在四行倉庫插上一面中國國旗，那麼對四行孤軍和全體中國人民將是最大的鼓勵。
於是，楊惠敏回到家。第二天晚上，她將一面國旗緊緊纏在身上，外面罩上制服，前往四行倉庫。她在敵人進攻的間隙，匍匐前進，爬過馬路，爬過鐵絲網工事的缺口，到達四行倉庫的東側樓下。這時，謝晉元和戰士們都在等待她。當楊惠敏脫下外套，將浸透了汗水的旗幟呈獻給戰士們時，大家都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然而，種種資料和當事人回憶表明，獻旗絕不是楊惠敏一時興起的個人行為，而是謝晉元與上海市商會共同策劃的行動。
28日清晨，謝晉元讓通訊兵撥通了上海市商會的電話，要求商會為他們支援糧、油、鹽和一面國旗。上海市商會接到謝晉元的電話，異常興奮，立刻通過廣播電臺，呼籲租界內的上海同胞支援四行孤軍。得到訊息的上海市民沸騰了，不到一天就募集了10大卡車物資。
同時，上海市商會把“獻旗”的任務交給了上海童子軍團，童子軍團團長將任務佈置給41號女童軍楊惠敏。
獻旗路線是經過周密策劃的。四行倉庫北、西、東三面都是厚牆，唯有南面有窗戶。四行倉庫的東邊和蘇州河南岸屬於公共租界；倉庫東南方向蘇州河上，有一座垃圾橋，連接蘇州路與北蘇州路，橋的西北角有英軍把守。倉庫東南角牆外是一家紙菸店，戰士們將牆壁鑿穿，經由這裡與外界聯繫。
曾經參與28日夜間向孤軍運送慰問品的上海童子軍理事鄭昊樟回憶：“大量慰勞品逐漸堆積在泥城橋北岸的東邊，為避免敵人的察覺，我們分派了幾個人爬到馬路西邊。在那兒，我們精忠的鬥士正候著我們……我們用繩索把東西兩面聯繫起來，東邊的慰勞品系上繩索，西邊的人們便把它們拉過去。”
最後，紙菸店裡的六位士兵，把他們傳過去的慰問品一包一包地往裡搬。可見這條路是一條安全通道，楊惠敏應當也是通過這裡，進入四行倉庫的。
不可否認，楊惠敏是一名勇敢的女性。她隻身犯險，給“八百壯士”獻旗的形象，成為不屈的中國軍民的縮影，但29日飄揚在四行倉庫上空的中國國旗，並不是楊惠敏送去的那面，送旗者另有其人。
1966年，擔任上海市商會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第50團團長的葉春年應上海文史館之邀，寫過一篇名為《給四行倉庫送旗的經過》的文章。
據葉春年回憶，一天中午，楊惠敏來到市商會，她說自己曾給倉庫守軍送過一面國旗，但是尺寸太小。於是，商會選了一面尺寸最大的國旗，用牛皮紙包好。葉春年特地回家，把家裡一根最大最粗的竹竿，拿到戰時服務團團部。
當天夜裡，葉春年與胡惠祥等六位團員，童子軍理事會趙邦鏞、鄭炅樟和《立報》館記者白廣榮乘卡車，來到新垃圾橋東面的路口。當時，四周寂靜無聲，葉春年第一個匍匐穿過橋面到達倉庫旁邊的紙菸店。當時，紙菸店卸下了一塊排門，幾名戰士站在櫃檯上，接受了他送去的一面大旗和一根長竹竿。第二天早上，飄揚在四行倉庫樓頂的，就是這面大旗。
那天晚上白廣榮連夜趕寫送旗和物資的報道。葉春年堅決要求不要提到自己。他考慮到自己還要在日本勢力範圍內進行抗日活動，如果暴露不利於繼續工作，而楊惠敏只是一名普通的童子軍團員，即便宣傳出來，日本人也不會注意到後面的組織。因此，多年來楊惠敏成為了唯一的獻旗英雄。
《立報》記者不忍心埋沒二次送旗的壯舉，他在10月29日的報道中寫道：“昨晚（28日）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國旗一面，他們已把它掛在窗口，半夜裡又有人送去巨大國旗兩面，今晨飄揚於四行倉庫頂上……”
這段文字暗示，楊惠敏送去的國旗尺寸太小，因此商會連夜又派人送去兩面巨大的旗幟。
29日清晨，當租界裡的上海市民看到飄揚在四行倉庫樓頂的國旗後，奔走相告，士氣大振。當時報紙報道：“29日晨有數千人赴往西藏路泥城橋及新閘地區向北遙望，瞻仰我國及忠勇將士……自朝至暮，瞻望群眾約達3萬餘人。”
攻不下的四行倉庫
見四行倉庫樓頂飄揚起中國國旗，日軍惱羞成怒。29日，他們發起了更加瘋狂的進攻。
楊瑞符在戰地日記中記錄，當天中午12點，敵軍四五輛坦克封鎖了四行倉庫以北的主要路口，企圖掩護其步兵實施圍攻。
各連戰士一面趕築工事，一面用機關槍掃射敵寇，阻止他們靠近倉庫。
與此同時，站在蘇州河南岸的民眾，時刻關心著敵人的動向。不時有人往倉庫打電話報告軍情：“大隊敵人，準備在今日午後二時，向四行倉庫總攻，希望你們多加註意。”
連駐守在租界內的英軍也打來電話說：“敵人將開始向你們總攻了，希望你們趕快離開此地，保存實力。”
“八百壯士”早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29日上午，謝晉元給孫元良的信中寫道：
職以犧牲之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成達到任務前，決不輕率疏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工事經三夜加強，業已達到預定程度。任敵來攻，絕不得逞。廿七日敵再度來攻，結果據瞭望兵報告，擊斃八十人以上。昨日晨六時，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河南同胞望見，鹹拍掌歡呼。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作壯烈犧牲。
這不單是謝晉元的決心，也是全體四行孤軍的心聲。
下午2點，敵軍的總攻果然開始了。
日軍的九四式輕型坦克，炮口只有37釐米，根本無法轟垮四行倉庫。情急之下，兩輛坦克竟然直接撞向四行倉庫，結果被守軍用手榴彈和迫擊炮炸燬。
相持了一個多小時，敵軍毫無進展。下午3點半，日軍派來兩艘武裝小艇，從黃浦江駛入蘇州河老閘橋，企圖封鎖守軍與租界之間的聯繫。同時，天空中飛來兩架敵機，往來盤旋，加以掩護。為了對付“八百壯士”，敵軍將海陸空力量全用上了。
蘇州河水道狹窄，兩岸停泊著許多民船。日軍不時用槍恫嚇，讓民船讓路，可從四面八方聞訊而來的民船，還是將蘇州河堵了個水洩不通。有人趁此機會，將一張標註了日本船位置的地圖送到四行倉庫中。
此時，謝晉元派士兵從紙菸店窗口向對面的英軍喊話，不能讓日本汽船開過來，如果敵船開到西藏路橋，守軍就開火，炮彈落入租界，只能由英軍負責。
下午4時，英美法外交人員和萬國商團等組織的人，趕到老垃圾橋，勸阻日船不要前進。可日本軍官卻以“我軍已佔領閘北，有權行駛於蘇州河”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租界當局生怕流彈飛過蘇州河，堅持不允許日船通過。
日軍本打算水陸夾擊四行倉庫，結果遭到租界當局強烈反對，只好作罷。5點鐘左右，兩艘日本汽船掉頭返回。
下午6點，天色漸漸暗下來，謝晉元料到，敵人肯定會趁黑夜再次發起進攻，連忙命令各瞭望哨留神。果然，不久他們就發現，敵人在倉庫西北挖地道，要炸燬倉庫大牆。
經過磋商，他們決定用照明法對付敵人。所謂照明法就是把手電筒綁到一根大竹竿上，伸出窗外，如果發現敵人，另一戰士就投擲手榴彈。不過，這種方法容易暴露。排長尹求成剛把手電筒伸出倉庫窗戶，就遭到敵人機關槍掃射。於是，他們想出用棉花打成粗捻子，浸油點燃後往下扔的法子。
這一天，敵人從早到晚派出六七百人，向四行倉庫發起猛攻，但是都被“八百壯士”擊敗了。
無奈撤退
在“八百壯士”與日軍激戰的四天四夜中，最先吃不住勁的是上海租界當局。
上海租界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產物，西方列強在租界中建立了獨立於中國政權體系之外的一套行政區劃和管理機構，是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經過近百年的經營，西方各國在租界中有數量眾多的僑民和財產。
淞滬會戰打響後，他們最擔心的是戰火燒到租界中。距四行倉庫幾十米外就有一個煤氣公司的大煤氣罐，一旦流彈擊中煤氣罐，後果不堪設想。
10月29日，各國駐華使節團向國民政府正式遞交照會，要求基於人道主義考慮，下令四行倉庫守軍撤離。
經過兩天的考慮，10月31日，蔣介石電令第88師師長孫元良，命令四行守軍撤離。蔣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為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謝晉元死守閘北一隅，任務與目的已達，故令其榮譽之撤退，不必再做無謂之犧牲矣！”
蔣介石派孤軍苦守四行倉庫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軍民抗日到底的決心，從而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但10月底布魯塞爾會議召開前，中國外交人員已經看出，西方列強根本沒有遏制日本的打算。
10月2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在給會議代表顧維鈞等人的密電中寫道：“依照目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此層我方須認識清楚。”
在上海投資最多的英國，一直疲於應付迅速崛起的德國和意大利，根本無暇東顧。只要他們的在華利益和東南亞殖民地不受日本人襲擊，他們樂得在中國問題上與日本妥協。
美國雖然表態貌似公允，但一刻也沒有停止向日本出口軍事物資。僅1937年上半年，美國就向日本出口廢鋼鐵1300萬噸、原油3500萬桶。這些東西無疑都成為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戰略物資。就連時任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都說：“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國大力支持，這種侵略行為不僅受到支持，而且我們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舉足輕重，如若斷絕援助，這種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顯而易見，西方列強並不想為中國主持正義，但國民政府仍沒有放棄幻想。10月26日，在討論布魯塞爾會議原則時，國民政府竟然決定向西方表明：“中國不獨願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且願與各國同樣合作，以發展中國經濟事業。機會均等主義，在中國領土內任何部分，應予普遍適用。”這無異於將自己作為一塊肥肉，送到西方各國嘴邊。
然而，這樣的姿態也沒有換來西方列強的支持。相反，將鐵蹄踏上他國領土的日本，卻底氣十足。他們公開表示，拒絕派代表參加布魯塞爾會議。日本拒絕出席會議，調停也好，交涉也好，全都無從談起，與會各國乾脆宣佈休會。
此時，再讓“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不如順應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呼聲，讓他們撤出來。
10月31日下午2點，公共租界萬國商團司令斯馬萊特、上海代市長俞鴻鈞、第 88 師副師長馮聖法、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和第 88 師參謀長張柏亭，在楊虎位於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的家中，召開了關於孤軍撤退事宜的會議。
一見面，斯馬萊特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88師呱呱叫，頂好！”
楊虎傳達了蔣介石的撤退令，並且對斯馬萊特表示，必須有英軍協助，四行孤軍才能安全撤離。斯馬萊特說：“我的部隊與貴師官兵，數月來隔河相望，我們已經是好朋友，四行守軍撤離，我當全力支持負責掩護，但不知你們要我怎麼做？”
張柏亭表示，四行孤軍唯一的撤退路線是跨過蘇州河，經由租界前往滬西歸隊。日軍在國慶路方向，設有機槍陣地並有探照燈，封鎖著四行後門的北西藏路，所以孤軍撤離，必須要有英軍的掩護。
馮聖法強調：“孤軍撤離絕不是戰敗退卻，或者逃跑遁走，而是應友邦人士的請求奉命撤離，此點須請斯馬萊特將軍特別瞭解。”
斯馬萊特站起身來，拍拍楊虎的肩膀說：“你們放心！楊司令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們信不過我，應該相信楊司令。”
可是，後來孤軍撤到租界，並沒有享受到應有權利，斯馬萊特卻一句話也沒有說。
談妥之後，張柏亭當晚撥通了謝晉元的電話。當聽到撤離的命令時，謝晉元非常驚異。他激動地說：“全體壯士早已立下遺囑，相誓與四行最後陣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義！但求死得其所！請參謀長報告師長，轉請委員長成全我們！”
張柏亭和馮聖法輪番開導謝晉元、1連連長上官志標和營長楊瑞符。可他們態度十分堅決，張柏亭隱約聽到，電話中對方“聲淚俱下”。
然而，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謝晉元最終還是接受了命令，率領部隊撤離四行倉庫。
午夜時分，日軍的探照燈將四行倉庫附近照得猶如白晝。據上官志標回憶，駐守在新垃圾橋的英軍，用小鋼炮擊毀了日本人的探照燈。四行守軍趁夜色衝過北西藏路，但日軍的機關槍早已標定射擊，探照燈被毀後，他們開始瘋狂射擊，營長楊瑞符就是在這時被打傷了大腿。
關於英軍是否按照承諾協助“八百壯士”撤離的問題上，有許多截然相反的說法。據《大陸報》報道，當時英軍並沒有如事先承諾的那樣，用火力壓制日軍，協助“八百壯士”撤退，而只是躲在碉堡中向外瞭望。日軍則出動坦克來阻擊“八百壯士”。
負責殿後的楊養正回憶，他們兩個班被派遣打日軍坦克，但打了一陣子，日軍坦克巋然不動。楊養正大吼一聲：“我來打！”便趴在一架輕機槍前，裝上剛性彈，一梭子彈還沒打完，敵人的炮彈在他頭上爆炸。一枚彈片直插進他的左眼。後來，楊養正被四個戰友奇蹟般地拖下樓，拽過馬路，成功抬進租界。
那一夜，共有5人犧牲，24人受傷。
孤軍營
“八百壯士”全部撤到公共租界中國銀行倉庫中，已經是凌晨3點。進入倉庫後，租界當局立即要求他們繳械。一聽這話，謝晉元和戰士們全急了。謝晉元說，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不能離手，如果租界當局非要繳械，他們寧願回到戰場上去。就這樣，一直僵持了好幾個小時。
這時，按原計劃在漕河涇等待“八百壯士”歸隊的張柏亭坐不住了，驅車趕往新垃圾橋。當他得知英軍要“八百壯士”繳械時，非常憤怒，但為了穩住局面，他還是勸謝晉元暫且忍耐下來，容他們慢慢理論。
隨後，張柏亭通過楊虎打電話質問斯馬萊特，為何自食其言。英方解釋，進入租界者不許帶武器，這是慣例。他們不是要繳“八百壯士”的械，只是代為保管。
在張柏亭和英方少校馬飛的反覆勸說下，謝晉元最終同意交出武器。當時負責翻譯的鄭俠飛回憶：謝晉元“面容憔悴，滿眼紅絲，流著眼淚，悲憤之情，溢於言表”，在與馬飛少校交談中“有時泣不成聲”，而大家只能默然相對，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才好。
儘管一百個不願意，謝晉元最終還是服從上峰命令，交出了武器。當時，“八百壯士”共有步槍260餘支、輕機槍27挺、重機槍8挺、駁殼槍20支、手槍10支、手榴彈800枚、子彈12萬發。由此，也可證明他們絕不是走投無路、逃入租界的俘虜。
在隨後的一次談話中，謝晉元說：“我等困守閘北四行倉庫凡四日夜，擊退敵軍六次進攻。彈藥的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於給養，雖堅守三年亦無絕糧之虞”，“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維護中立地區（公共租界）之安全，請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當局下令撤退者。”
然而，租界當局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送“八百壯士”歸隊，反而立即將他們送進了位於星加坡路膠州路口的意大利兵營。
蔣介石得知“八百壯士”被租界羈押後，派俞鴻鈞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送他們歸隊。另一方面，日軍也向租界提出引渡“八百壯士”的要求。租界當局本著誰也不得罪的原則，將謝晉元和他麾下377名戰士軟禁在意大利兵營。
自1937年11月1日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公共租界，“八百壯士”共被羈押了4年1個月零27天。
在漫長的羈押歲月中，謝晉元和戰士們既不能到前線殺敵報國，又經受著租界當局的種種欺壓，苦悶到了極點。即便謝晉元以軍人的標準，為戰士們制定了作息時間表，組織出操、生產，甚至是籃球、排球比賽，但是消極、散漫的氣氛，還是一點一點侵蝕著部隊的思想。
1941年4月25日清晨5點，戰士們在操場集合準備早操。大隊人馬剛跑出不遠，二連下士郝鼎城，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向謝晉元身邊圍攏過來。謝晉元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郝鼎城已經抽出一把一尺多長的匕首，向謝晉元面門、前胸、咽喉刺過來。
這位帶領孤軍苦戰日寇的民族英雄，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口下，竟然死在了自己人刀下，年僅37歲。
兇手為什麼要刺殺謝晉元，一時間眾說紛紜。四人在法庭上以“待遇不良，飲食不飽，外界捐款不公開”等說法，栽贓謝晉元。
不過，法國駐滬領事館警務處的情報，道出了刺殺案的原委。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日偽企圖勸降謝晉元，遂指使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親赴孤軍營勸降，並以偽陸軍總司令這樣的高官要職相誘。結果謝當面將委任狀撕毀，陳公博也被罵得狗血淋頭而逃。
後來，陳公博並不死心，又多次“好言相勸”，謝終不為所動。見謝晉元如此“不識時務”，日偽策劃了對謝晉元的暗殺行動。汪偽漢奸利用軍營舉行體育比賽的機會，收買了4名兇手，承諾事成之後，每人賞1萬元。
一代民族英雄，就這樣殉難於宵小之輩的刀下，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
謝晉元犧牲後，大批市民湧到孤軍營，短短几日有30萬人前來祭奠。
失掉主帥後，孤軍營更加風雨飄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孤軍營裡手無寸鐵的戰士們悉數被俘。這時的“八百壯士”，實際人數為340餘人。
日軍原打算將其改編為偽軍，遭到毅然拒絕後，又企圖將他們殺害。不過懾於這支軍隊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軍最終未敢動手，後將他們分散押解到浙江諸暨、杭州、南京孝陵衛、南洋的新幾內亞等地做苦工。“八百壯士”中的很多人，沒有犧牲於四行倉庫一戰，卻被日軍奴役折磨致死。至1945年抗戰勝利，倖存下來的“八百壯士”大概只有百餘人。
直到2008年，還有人在南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發現了“八百壯士”的遺冢遺骨。此時，距他們死守四行倉庫已經過去了70多年。
烈士英魂不泯，他們的英名將永遠銘記在每一箇中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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