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五朵金花》和它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成功地展示了大理白族的生活風貌，成為了雲南民族文化極其重要的名片。電影插曲《蝴蝶泉邊》的流傳，展現出勤勞、質樸、幸福、和諧美好的白族生活。下面，讓我們一起去看看這部電影和音樂的創作歷程。
民族文化傳播的典範
丨《五朵金花》的海報登在電影雜誌《長春電影畫報》上
1959年，文化部牽頭攝製了《五朵金花》。這部電影由雲南省委組織電影編劇，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製作。這部電影誕生時，正值建國十週年之際。當時，文藝界想用拍電影的方式來慶祝新中國的十歲生日，所以報了很多選題。
1958年，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到大理參加西南民族文化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親身感受了大理的民風民俗和奇山異水，於是，他向雲南省委提議，組織創作一部以大理為背景、歌頌社會主義、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電影劇本。
這個提議得到了雲南省的積極響應。雲南省立馬組織人編寫，但是寫得都不滿意。到1959年3月末，把下放到西雙版納的作家王公浦和趙季康夫婦緊急召集回昆明。宣傳部要求王公浦和趙季康夫婦一個星期內出故事大綱，以便趕上國慶獻禮。
丨王公浦（1922-），作家，代表作品：《綠色的底層》《邊界上》(合作)等
這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後來還真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漂亮。王公浦提出到大理採風，但時間已來不及。他們只好先聽滇劇團的席國珍講述從大理蒐集到的素材。席向他們介紹了好幾個叫金花的姑娘的故事，季康和公浦一下子有了靈感。而公浦在勐海勞動時，與一位同樣下放到當地的音樂學院教授相識，當時他就想編寫一個音樂家採風的故事。聽了席的介紹，他們覺得用金花的同名造成誤會，用誤會法編一個小夥子找金花的故事，應該有喜劇效果。又聯想到他們夫妻1955年在大理看的三月街的情形，可以把它作為序幕和尾聲，再用音樂家採風來串聯故事，就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戲劇結構。後來，考慮到一個音樂家太孤單，又加上一個畫家。就這樣，他們用三天時間寫了《十二朵金花》的劇本提綱，隨後又按袁勃（時任雲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指示，將十二個金花減為七個。
丨夏衍（1900年10月-1995年2月），原名沈乃熙。著名文學、 電影、 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
這個創作過程很精彩——就是聽了幾個“金花”的故事，加上以前有過大理旅行的經驗，外加其他地方的生活體驗，然後就拼出了一個經典的電影故事——這在今天來說依舊是很好的創意。
《七朵金花》的劇本交給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後，這位劇作家出身的領導又提出了修改。他建議把七個“金花”的故事，刪改為五個，這個建議被採納，於是就有了現在的《五朵金花》。
電影正式拍攝是1959年5月底，拍攝歷時3個多月，9月結束，正好趕上了國慶節。
拋開特定時代的政治主題，《五朵金花》的創作過程堪稱雲南民族文化創意轉化的典範。如何講好雲南民族文化的故事，這是永恆的話題，王公浦和趙季康夫婦，作為經驗豐富的劇作家，做了最好的示範。
把對白變成對歌
丨電影《五朵金花》的劇照
和很多新民歌一樣，《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邊》也是作曲家加工過的“二手”民歌，保留了大量的白族民歌元素。這首“新民歌”很符合人們對於雲南民歌的想象。在電影裡，通過這首歌模擬了一個在雲南常見的生活場景——對山歌。對山歌，對出感情，然後就結婚——這是另類的浪漫。電影的男女主角（阿鵬和“金花”）的愛情，就是這樣對出來的。
《蝴蝶泉邊》這種對歌的形式，在中國電影史上也是一個創造。據說，這個主意是電影作曲者雷振邦提出的。雷振邦問電影編劇，能不能把對話改成對歌？電影導演王家乙也很贊同這個主意。於是編劇之一的趙季康馬上即興朗誦了一首歌詞，接下來幾天一口氣寫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歌詞。
丨電影裡另一首插曲《繡圍裙》的歌片
把對話改成對歌，是非常大膽的創意。電影中有一類是“音樂電影”，類似音樂劇，劇情用音樂推動，裡面的人一言不合就唱歌。他們的歌唱很刻意，跟《五朵金花》還不一樣。《五朵金花》的音樂是很民族、很鄉土的對歌。這種對歌有民俗的基礎，很真實自然，讓人以為電影之外的真實生活就是這樣。
雷振邦把對歌的方式在《五朵金花》中成功實踐後，後來又做了一個作品——《劉三姐》。同樣是少數民族題材，這回對歌的形式更是被推到極致。可見對歌這種形式，雖然源於生活，但進行適當的創新，還成了一種電影創意。
丨周恩來總理接見《五朵金花》中阿鵬的扮演者莫梓江
《五朵金花》的拍攝，趕上了一個好時代。1959年是中國電影大爆發的時代。這一年的國慶獻禮片，僅故事片就有18部，而其中《青春之歌》《林家鋪子》這樣的電影，無論是從原著小說到電影，都堪稱經典。
這是一個充滿文藝電影氛圍，也充滿競爭的好時代。《五朵金花》沒有今天所謂的“大IP”，然而，就是這樣一部講述祖國西南邊疆一對白族小青年找尋愛情的故事，最後獲得了極大成功，收穫了從普通人到政治領袖、從國內到國外普遍的讚譽。
1959年11月2日，在國慶獻禮片的慶功宴上，出席宴會的周恩來總理提到《五朵金花》時這樣說：“《五朵金花》歌頌了我們美好的國家，美好的人，歌頌了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係。我們的電影已經開始創造一種能夠反映我們偉大時代的新風格。”
丨1960年，長影代表團參加第二屆亞非電影節，左四為金花的扮演者楊麗坤
周總理的意思是，這部電影把我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美好，形象地描述了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大理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好榜樣。當然，不僅如此，講述這個故事的電影《五朵金花》也成為新時代文藝片的典範。
在這個建設新社會的時代，國家急需樹立各領域的標杆。也正是因為這部電影承載了當時國家的理想，因此當時的副總理陳毅每次出訪國外，最喜歡帶上這部電影。而這部電影，不僅通過外交渠道介紹給外國友人，還正式在40個國家放映。1960年，《五朵金花》獲得第二屆亞非國際電影藝術節最佳導演和最佳女演員兩項大獎。
《五朵金花》所展示的新中國形象，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五朵金花》對那個時代的意義已經超出了電影領域，成為當時的社會理想的一種示範。
閱讀更多 民眼看天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