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 ] 促進農地集聚，引導農業規模化經營。這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基本路徑。
工業反哺農業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國家進行結構性戰略轉型的必然選擇。戰後日本較早開始工業反哺農業，成效顯著。
我國農業資源稟賦特點、發展模式與歐美有所不同，但與日本不僅同屬於亞洲文化，且土地資源稀缺，具有人多地少、精耕細作的典型東亞農業特徵，此外，兩國在市場經濟體制上都具有政府調控能力強的特徵。
因此，借鑑日本工業反哺農業的經驗,對我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日本工業能夠充分反哺農業，主要憑藉如下幾點做法：
促進農地集聚，引導農業規模化經營。這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基本路徑。由於工業反哺農業就是要激活農業發展潛力，完善農業自身“造血”功能，提高農業綜合生產效率，這樣才能增強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競爭力，讓農業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分成。
但是，農地零星分散，無法規模化經營，不利於農業機械化推廣，很難達到規模收益，嚴重阻礙高效率的工業生產要素流入農業。
為此，繼農地改革之後，日本陸續出臺一系列政策，提高農地流轉率。
正因如此，日本農地集聚與專業化經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更重要的是，這種浪潮持續至今仍未衰減。
由此說明，日本促進農地集聚，引導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政策效果非常顯著，為工業反哺農業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不僅方便農業機械化普及，而且有利於引進工業企業，促進工業資本反哺農業。
推廣農業科技，提升農業綜合生產率。農業機械化是農業應用工業技術的結果，更是工業反哺農業的一條重要路徑。戰後日本將現代化工業的技術優勢外溢至農業，推動工業技術反哺農業，使得農業機械化在日本國內迅速普及，比如每100平方公里耕地擁有的拖拉機數量的顯著變化。
隨著工業反哺農業的推進，日本先後分別超越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發達工業國，到1976至1980年，日本每100平方公里耕地擁有的拖拉機數量為2226.01臺，位居世界第一。
不僅如此，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平均每100戶農戶就已經擁有拖拉機112臺、機動插秧機53臺、水稻聯合收割機30臺、農用汽車52輛，農業機械化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
先進生產要素如此大規模反哺農業，使得日本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局面，實質性地提高了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工業反哺農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稻類與麥類平均單產量的逐年提高就是很好的佐證。
推動農業產業化轉型，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這是工業反哺農業的最佳路徑選擇。
當今，日本各地已經形成了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這不但有利於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而且使得工農業間形成聯動效應。如日本熊本縣產山村通過修建民宿設施、農產品加工設施、野營設施等，一方面促進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振興了地方產業;又如岐阜縣的一些村鼓勵農民修建直營的蕎麥加工設施，生產蕎麥加工品，利用蕎麥花景觀帶以及蕎麥加工品製作體驗等吸引遊客，在發展高附加價值農產品加工的同時，發展農事體驗型休閒農業和觀光農業。
日本在農業的產業化轉型方面，主要是依託農產品生產與開發，走的是一條以發展高附加值農產品加工業以及銷售為主、農園觀光與其他業類為輔的道路。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這是工業反哺農業不可或缺的路徑選擇。戰後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農業比較優勢快速向工業轉移，加快了農業份額的下降過程，導致國內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這樣的國民經濟格局,極有可能致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利於社會穩定。更為重要的是，農戶家庭人均收入相對減少會導致其對工業品的需求下降等負面效應，不利於經濟健康發展。
為防止此類問題發生，日本通過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等方式刺激農業發展，調整工農業之間的不平衡。這些政策包括對農作物進行價格補貼、在農村地區興辦工業企業，吸引當地農民“亦工亦農”等，使農民的收入實現翻番，甚至人們把這時期農戶家庭與城市工人家庭人均收入視為具有“戲劇性”的顛倒變化。
近些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結構改革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大規模工業反哺農業勢必成為今後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一步。
為了避免我國農業發展出現衰退，順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農業產出穩健增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我們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借鑑日本工業反哺農業的經驗：
將我國農地改革制度、工農產業政策等法律化，完善政策與法律機制。雖然我國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開始施行工業反哺農業戰略，但是農業機械化水平不高，農業生產效率仍然較低。究其根本，主要還是我國農地過於分散，難以實現規模化經營，阻礙了農業機械化普及。
為此，我們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加快我國農地流轉，實現農業經營規模化，改造傳統農業，普及農業機械，藉助產業政策協調，在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企業，促進非農產業與農業結合，向非農產業反哺農業的目標挺進。
同時,實施對農村地區產業的調整，鼓勵工業企業到農村地區投資，給農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把高附加值的加工環節留在農村，整體上提高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終實現工農業協調發展。
繼續加大農業財政投入力度，促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我國要確保農業財政支出的長期可持續性，並且保證財政支出“增量”，積極發揮財政投入機制的反哺作用。
其中，農業財政投入不僅包括對農民收入補貼、農業稅減免等，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農業設施投資，改善農村的生活與農業生產條件。
只有為農業發展注入活力，才能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通常是些只具有商業性質的農村信用社，難以做到像日本那樣以農協作為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地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彙集民間資本反哺農業。
因此，我國要結合中國的客觀實際，促進符合農村現實的金融改革，確保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經營重心能落在農業發展上，促使地方金融為農業發展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建立類似日本農協反哺的實現機制。當今我國農民進城務工已經成為“常態”，農村地區棄耕現象持續惡化、農業就業人口減少、農業從業人員高齡化等問題逐漸顯現，加之以家庭生產方式為主的小規模經營模式，難免會出現“小農業，大市場”的瓶頸。
雖然我國農村地區建設有以服務“三農”為目的的農村信用社，但其市場定位與商業化運作相沖突，很難保證不營利地服務於“三農”，況且農村信用社並不完全具備日本農協的職能。
為此，我國可以建立類似日本農協的社會組織，不僅給農村提供生活資料，特別是保障高齡勞動者的福利，而且可以把零散的農戶組織起來為其提供生產資料，協助農戶出租農地，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以便於農業機械化普及，有助於提高農地流轉率，甚至是與工業企業聯合成立農業加工公司，將更多的工業剩餘反哺給農業。(作者：張乃麗、歐家瑜，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閱讀更多 思源農特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