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伦敦某拍卖行的相关人员聊天，对方问我，是否可以去讲一点书画鉴定的课，我婉拒了。对方问：原因是什么？我说，目前鉴定课中，都是讲考证，然后得出真迹或者赝品的结论，其实，考证的得失，与真迹与否，不构成因果关系。对方不愧是英才，想了几秒钟，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们在高中三年级，学过《义理、考据与辞章》的课文，讲的是材料要有把握，才能构成证据的基础，所以需要考证。这种思想，算得上深入骨髓，高三之后，遇到“考证”，我们马上肃然起敬。
此后，涉足古书画界，老先生写的文章，多数都是考证一番，就得出真迹或者赝品的结论。大家读多了，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正确逻辑。
我这十多天，连续撰写了《古书画鉴定中宏观视野缺失》与《古书画鉴定真伪的概率问题》（点击可查看）两篇文章，不小心逼近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古书画鉴定中，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什么才可以与“真伪”构成“因果关系”？难道是考证吗？考证好了，难道就可以得出真迹或者赝品的结论？
从现实来看，当然有一些正面案例，但是反面案例也不少啊！《古书画鉴定中宏观视野缺失》一文中指出，最近20年来，出现的几乎全部名品，都曾一度被诬陷为赝品，诬陷的办法，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考证。
什么才是真迹的逻辑？我想了好久，发现：“与其他真迹群体，是否构成联系”才是导向“真迹”的正常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主要使用图像逻辑，进行判断。也就是说，考证有时可以帮助真迹成立，有时却帮助不了。真的印章未必带来真迹，真迹上也会有伪印章。只有在艺术史中，进行整体图像判断，才可以下真伪的结论。
正是因为以往学术道路错了，所以，20年来，所有重要古书画出现时，都曾被诬陷为赝品，而且解释给外行听，外行全部表示“听不懂”。
反而，是赝品出现时，大家会表现出“不屑于讨论”。在外界看来，倒是无争议。最近又一批古书画也是如此局面，可笑之至。
鉴定的要点，是建立相关的群组关系，而不是考证关系。鉴定的理想状态，是看了画面，就理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不需要去看印章什么的。这一层意思，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已经反复阐述过，只是他们没有说，考证与真伪不构成因果关系。如果看到一幅画，你就跑去看印章、行踪、官阶、避讳、交游、递藏、题跋、著录，说明你已经放弃画面，走入歧途。
考证道路，与真伪不构成因果关系，用之来鉴定，显然是错误的。
有人以为，上述讨论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实践问题。
如果我们认识到，考证是一条只能增加信息、缩小可能性范围的工具，而不是鉴定工具，那么，鉴定古书画，就变成了一场浩大的艺术史研究。譬如说，你要鉴定林散之，那么，你需要熟悉200件以上的真迹中所有信息，要将这些真迹细节、演变情况，排列清楚，并且要记住，然后，你才可以去鉴定。这还是信息简单明了的当代大书法家鉴定时需要准备的资料。
如果是明清书画家，你就需要像做一篇极为严格的博士论文一样，将其生平大致上搞清楚，主要作品搜集完备、排列清楚，详细分析之。这样不断积累，才能够抽象出几条要点，遇到实际问题时，可以依此抽象要点，进行实战检验。鉴定是实战，不是纸上谈兵，因此，即便说得再好听，实战这一关才是关键。
这样一来，大家看到了，鉴定行业与艺术史行业，非常重合。
确认书画鉴定的常规道路，带来的麻烦，其实挺大的。因为正确的道路，是一条非常昂贵、非常需要机遇的道路，这与物理化学不一样，物理化学，只要一个学生是天才，基本上有机会在本科阶段冒头。鉴定这条道路，你有天才，也未必有机会展示，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有时人家告诉我，什么地方又出了一篇好的论文，我像发现一张宋画那样高兴，因为人才太难得。
有人说，照你这么说，老先生的文章逻辑都写错了，为什么学科还是进步了？这很简单，他们那时的学术台阶，是他们那个时代必须的途径。好比，虽然出现了爱因斯坦，但不是说牛顿就不伟大了。
仔细想一下，徐邦达他们辛辛苦苦写文章，会影响了几个人呢？估计有人会说：100多人？我估计就是20个人左右。我们现在写这些文章，搞不好也只能影响20人左右。
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不论是学者，还是爱好者，用考证的办法对各种大名作，都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判断。在记忆中，《出师颂》《鸭头丸》（网络讨论）《功甫帖》，近期的《著色山水》《枯木竹石》，都是被人长篇大论质疑的，其主要思路，就是抓住“考证疑点”，然后给出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恶意猜测。
最近发生的事件，对《枯木竹石·米芾题跋》，对《千里江山·蔡京题跋》，与十年前，对《研山铭》，对《砥柱铭》的考证，几乎完全是同一思路，那就是找到一个细枝末节，找出与文献不吻合的环节，就开始质疑。
我有时想，如果按照这条思路来研究，假设我们有“玄武门事件”的真实现场录像，估计录像与文献也不吻合，那时，还有人会跳出来质疑“玄武门事件”的，因为细节不对。
由于古书画本身是真实存在，类似于“玄武门事件”的录像，这个录像片，与历代文字记载，也不会完全吻合。
有人指出，如果遵循“考证”的思路，那么颜真卿《祭侄稿》也是赝品，因为按照考据派的做法，《祭侄稿》上的疑点，比比皆是，我们简单列出了几条，以供一乐：
与颜真卿所有刻帖，如《忠义堂帖》《争座位》，风格明显不同；
本幅没有款；
纸张质地太差、明显到不了唐代；
用墨太干，古今名作未见成例；
个别字迹显露出双钩的痕迹；
不少字迹的结体似米芾，疑为受米芾影响；
宋朝皇室排斥颜真卿书法，遇到就毁，一篇草稿如何逃得过强大的皇权？
赵子昂的印鉴是假的；
鲜于枢题跋书法不是标准风格，印鉴不对；
存在很长的流传空白期。
简单一凑，就有以上十条可以质疑。大家看看，考证的思路，可笑吗？
甚至大家还商量写一篇《“戏考”祭侄稿》。但是这种文章过于扭曲了，我尝试写了一小节，太恶心了，写不下去。
从这种太恶心的感觉出发，我发现，那些写质疑文章的人，绝大多数是真心质疑，不是伪装的，因为如果一定要写一篇违心的文章，那是非常难以下笔的。
考证思路的逻辑错误在于，看似严谨，其实不合实际，好像你如果用完人的标准来研究人，那么结论一定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人。
有人问，考证就完全无用了吗？显然不是的，每次考证，都会缩小古书画的可能性范围，但最后的判断，一定是图像判断，而不是考证。譬如说，我们某个大博物馆，一直说他们的王羲之是宣和内府收藏的，但是这卷上的宣和印，怎么也对不上。这就是考证的作用，简单对比印章，就可以发现问题。
但是，考证搞错方向的事情，也不胜枚举。
有人问，你的《古书画鉴定中的宏观视野缺失》那篇文章，说要宏观观察，各种元素都要检验，这什么学理？我想了一下，其实就是概率论中的“广义加法原则”，公式是：
对任意两个事件A与B，
P (AB) =P (A)+P(B)-P(AB)
假如，你对书画中，山石画法是真迹有8分把握，对签名的真实性有8分把握，那么两个要素同时出现在画面上，真迹的概率就是96%。
0.8+0.8-（0.8*0.8）=0.96
在一件书画上，你如果多检验几个元素，譬如说，检验5个要点，尤其是隐藏的要点，如果都趋向于真，那么，真迹概率在“广义加法原则”下，就会无限接近1，也就是真迹。如果有更多要点，那么更加妥当。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这就是以前很多人，认为古书画鉴定中，可能无限接近真迹，但是无法证实是真迹的源头吧？用的是“广义加法原则”？
古书画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也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是未知的，当概率已经无限接近1的时候，其实就是1。因为那个概率差异，人造不出来，这一点，大家以前是否忘记了？
这就好像，你不可能伪造一条“仿生鱼”，虽然看起来似乎不难。但是一条真鱼，其信息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无法伪造的。
当你从外形、味道、化学分析、手感都发现这是一条无限接近于鱼的东西时，那么，这就是一条真鱼。现实中，没有什么无限接近于鱼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概率出现在实际情况中时，当然可以下一个绝对真或者绝对伪的判断，因为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概率运用。
相反，考证却往往出现天然的缺陷，导致思维滑向“赝品”，而且任何真迹，几乎都会被“考成赝品”。因此，考证不是书画鉴定中的主要工具。
总结一下，考证确实可以缩小古书画的可能性范围，但是，考证绝对不是古书画的“微观层面研究”，因为考证是外在因素。一旦认为考证是“微观研究”，也就是认为这是内生变量，那么，就会滑向“赝品无数”的局面。
即便如上所述，“考证”这支拐杖，估计大家还是不敢扔掉，特别是还没有把握用好“图像分析”这个工具的时候。这大约就是现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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