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啟蒙運動公認的領袖和導師，被稱為“法蘭西思想之父”。伏爾泰主張言論自由，他曾被認為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伏爾泰欣賞孔子，視其為真正的哲學家，認為“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因為孔子是用道德的說服力來影響別人，而不是用宗教狂熱和個人崇拜。伏爾泰獨具慧眼，說：“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
這個思想銳利、才華橫溢的哲學家，是中國文化的深切認同者。他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介紹、評述幾乎終其一生。他十幾歲就進耶酥會士辦的路易學院，瞭解到關於中國的最初的知識，聽到教士們以讚賞的口吻談論中國。也有種種證明，他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很多啟發，以此發展自己的思想體系，並藉以攻擊歐洲當時黑暗的宗教和政治專制。他的著作《路易十四時代》（1751）和《風俗論》（1756）兩書都有專章論述中國歷史文化，推崇中國倫理道德與理性。美國學者孟德衛說：“
通過伏爾泰和其他啟蒙思想家的努力，中國的道德和政治取代語言和歷史，開始對歐洲社會產生重大影響。”（《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172頁，新星出版社，（美）孟德衛／著）伏爾泰倡導寬仁，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奉為至理。他認為，眾人之中，“中國人是最有理性的”，並將中國人推崇的“理”解釋為“自然之光”。為了光揚他所說的“中國精神”，進而根據元曲《趙氏孤兒》，寫出了劇本《中國孤兒》，為中法文學交流的歷程豎立一碑。
在他的著作《哲學通信》（1734）中。他對中國的家庭和政治制度大加讚賞，對中國的自然宗教以及宗教寬容十分敬佩。
他稱讚中國歷史的寫作。“讓我們首先注意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在我們還沒有使用文字時，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語言撰寫的連貫的歷史。”（238頁，《風俗論》，伏爾泰／著，商務印書館）他認為中國歷史的寫作樸實無華，沒有虛幻的人為想象。他說，中國人的歷史是一部沒有玄虛的理性的歷史。“如果說有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正如我們在另一個地方曾經說過的：中國人把天上的歷史同地上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們始終以日蝕月蝕、行星會合來標誌年代；我們的天文學家核對了他們的計算，驚奇地發現這些計算差不多都準確無誤。其他民族虛構寓意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85頁，《風俗論》）
對於中國文化的道德體系，伏爾泰充滿敬佩。他認為，中國人的理性的道德和基督教的道德有本質的差別，是歐洲人所應追隨的目標。中國也是伏爾泰的理想國。對中國道德體系的讚美突出表現在對孔子的讚美上。他也直接以孔子的思想作為攻擊宗教神秘主義的武器。他在《哲學辭典》中評論孔子：“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並作筆記，我覺著他所說的只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蹟，也不涉及玄虛。”“他們的孔子不創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啟者，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88頁，《風俗論》）“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麼奧義。在他的第一部書中，他說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書中，他證明上帝親自把道德銘刻在人的心中；他說人非生而性惡，惡乃由過錯所致。第三部書是純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辭，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5000人，他可以成為強大的黨派的領袖，但他寧願教育人，不願統治人。”（《風俗論》，88）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矇騙的味道。”他還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宣稱，“
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他讚賞中國的重農主義，以為中國尊重農業，舉世無雙，歐洲各國大臣都應該要讀一讀耶酥會士記錄的關於中國皇帝尊重農業和收穫期的國家祭奠等情形。在《哲學辭典》農業條中伏爾泰說：“我們歐洲的統治者們知道這些例子之後，應該是讚美啊！慚愧啊！尤其是模仿他們啊！”
對於包括科技發展在內的整體物質文明，伏爾泰也是推崇中國，並希望歐洲從中學習。他認為，中國的木板印刷，比歐洲的印刷術更多優點。而對於許多西方人認為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首先發明的說法，他的論述給了明確的反駁：“我們知道，這種印刷術是在木板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紀在美茵茨首先利用的方法。在中國，在木板上刻方塊字的工藝更為完善。”
在建築方面，他說，公元前300年就有萬里長城，又如以人工開鑿貫通全國的運河，都是歐洲人應該自嘆不如的。而長城的建造更是體現了中國人的思想境界。“唯有和平思想才能想象出這一防禦工事”，甚至是“為人類的思想帶來最大榮耀的工程”。（738頁，《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法）安田樸／著，耿昇／譯，商務印書館）
對中國開明君主制，伏爾泰盡力稱讚。他認為，中國的君主制度不是獨裁。他給“獨裁”下了一個定義：“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憑個人意志，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從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來看，皇帝雖高高在上，但不便為所欲為。皇帝作為天子，也必須遵循一定的法律。中國君主政治中設有諫議制度，所有官員都可以對皇帝提出建議和異議。這不正是民主的表現嗎？伏爾泰認為，中國的法治，不僅對平民，也對皇帝。“這些人從表面現象判斷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認為他們是奴隸，而接受人們跪拜的那個人必定是1.5億人生命財產的絕對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帝國最早時代，便允許人們在皇宮中一張長桌上寫下他們認為朝政中應受譴責之事，這個規定在公元前2世紀漢文帝時已經實行……這一重要事實推翻了《論法的精神》中對世界上這個最古老的國家提出的籠統含混的責難”。（250頁，《風俗論》）
伏爾泰反駁孟德斯鳩的觀點，認為中國君主並非歐洲一些國家的那種真正獨裁。他認為集權不等於獨裁。他更是形容中國皇帝：“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最有權威的預言者；皇帝的御旨幾乎從來都是關於道德的指示和聖訓。”（251頁，《風俗論》，同前）“中國人對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249頁，《風俗論》）
他讚賞中國的政府組織結構，評價說：“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錄用。在中國，這些衙門就是治理一切的機構。……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裡人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儘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風俗論》，460頁）伏爾泰在當時的情形下甚至還感嘆：“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 ”
在《哲學辭典》中，這樣註釋“中國”：在歐洲，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證明是能和中華帝國相媲美的。他又說：“當我們還是一小群人並在阿登森林中躑躅流浪之時，中國人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已經治理得像一個家庭。”（87頁，《風俗論》）
伏爾泰有著開闊博大的世界觀。他的《風俗論》，把整個人類文明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打破了“歐洲中心論”的史學觀。而當時的西方社會把基督教歷史作為整個人類歷史，以西方歷史作為整個世界史。對中國文化的讚賞，最明白地表現了他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201頁，《風俗論》，同前）
伏爾泰二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室內掛著一幅孔子畫像。他認為孔子訓導的儒生講究氣節，講究尊嚴，還講究坐懷不亂，道德上遠比巴黎文人來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國的藍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來的咖啡。
伏爾泰對中國的孔子有著特殊的情感，曾作詩稱頌：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說，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開啟心靈，
他的講話只是一個聖人，從不是一個先知，
然而人們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國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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