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新加坡总设计师”的李光耀23日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但凡关注新加坡或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虽然这位老人早在25年前(1990年)就卸任总理，但他的精神影响始终笼罩着他的国家。后李光耀时代肯定会来，但不是现在，不一定以他的肉身消亡为分水岭。
人亡政息这四个字，对李光耀和新加坡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或许是李光耀最了不起的成功——人之存殁，有自然规律，但政不会息。他自陈生平最敬佩戴高乐的魄力、邓小平的务实和丘吉尔的勇气，其实他自己也具备这三种品格。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念，在李光耀自己不仅深入骨髓，且一生身体力行。他得到的各种评价里，实用主义可以说是最异口同声的一个词。
具体到他对新加坡方方面面的设计，这种实用主义，简直样样都是从实用出发的拿来主义。有些人想当然地说，李光耀是华裔，治理华裔占四分之三人口新加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话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不仅因为李光耀青少年时代完全接受的是英式教育,成年后才学习汉语。但这也不等于新加坡就是西学为体，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孝悌思想，追求和谐社会的理念，把集体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更重，这些方面都在新加坡的“体”里也有很深的体现。
事实上，不管新加坡还是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已表明，体用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不分家也分不了家。李光耀的拿来主义，其实从不讲究拿来的是“体”还是“用”，实践中也很难取舍区分。他博采东西方，合成的是新加坡之璧。
对讲求实用的拿来主义者来说，“为什么拿”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拿什么，不拿什么，眼界便很重要。李光耀被称为战略家中的战略家，这个称号不是平白得来的。他的拿来主义，第一重实用，不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新加坡的具体需要来选择。第二肯变通，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他自陈在“拿来”时，总会比较分析一系列方案，不找最完美的，而是找其中成功概率较大的，“行得通，继续试一试，如果不行，试试别的。”第三，不把“拿来”当作权宜之计。拿来的东西好，往往很快就会制度化、法律化。他的执行力之强，理念于制度的转化率之高，在各国领导人当中罕有其匹。第四，没有阿Q心态，不会盲目跟风。第五，极富于前瞻性。即便九十高龄，在接受访谈时，他谈论的重心仍是亚洲和世界未来会怎么样。
比如，新加坡本是英国殖民地，沿用英国法律制度，李光耀从小接受的就是英国对殖民地精英的英式教育，在英国留学，从政之前是一名律师。但新加坡独立迄今，虽一直以英国法律制度为基础，也在逐渐采纳其他国家的法律，比如土地注册制度和公司法，就模仿了澳大利亚。而实行严刑峻法对社会进行精细化管理，则直接源自李光耀本人对二战期间日本在新加坡所作所为的观感。
但对英国1954年起实行的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却不以为然，拒绝“拿来”。一直以来，新加坡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每个人自行储蓄以备日后之需，政府则利用公积金制度强制人们储蓄。在李光耀看来，对人民爱护有加只会降低人民取得成就、实现成功的愿望。他尖锐批评英国高福利制度“侵蚀了英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动力，很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的雄心壮志都被磨灭了……更糟糕的是，个人的纳税负担较重，浇灭了很多人创造财富、获得成功的梦想。”
李光耀晚年说：“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回看新加坡的历程，这三个基本条件都不是先天具备，而完全来自后天创造。李光耀原本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中涌现的大批第三世界强力领导人之一。和他同样实现长期“坚强领导”的很多，但实现高效政府和社会法纪者鲜矣。
当然，和所有社会一样，新加坡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它就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直接变身发达国家，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巨大成功，亦绝非李光耀一人之功，但没有李光耀，新加坡的今天会怎么样，历史亦无从另行假设。
拿来主义一词在中国，是鲁迅先生首创的。1934年，他怀着痛切的心情，写下名篇《拿来主义》，主张不要别人“送来的”，而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这首先需要拿来主义者“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有这样的拿来，然后“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
对照之下，李光耀的拿来主义，似乎正合鲁迅先生当年的理想。（记者：徐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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