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家住沭陽縣某鎮的徐某通過網絡公司製作虛假網站，發佈有公司供應豬苗等虛假銷售信息和電話號碼，謊稱自己有公司從事生豬養殖和銷售等，並冒用他人公司營業執照騙取被害人信任，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為誘，聲稱先交錢再發貨，待被害人通過微信轉賬等方式支付後，即將被害人微信、手機號拉黑等，作案7起，騙取全國各地被害人7人，共計18540元人民幣。
本案事實、證據清楚，但在法律適用方面，存在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徐某的行為應認定為詐騙罪。本案犯罪嫌疑人徐某實施犯罪活動時沒有養豬場，沒有任何與養豬、出售豬苗相關的管理、經營活動，報的價格遠低於市場價，用微信給被害人發送的營業執照照片也是他人的，被害人來實地考察，徐某領人到他人養豬場去看當幌子，其本人供述所對外宣傳的價格連運費都不夠，根本沒法發貨。
從罪名歸類分析，合同詐騙罪中的行為人必須實施與合同內容相關的經濟活動，擾亂和破壞了市場秩序。如果行為人客觀上沒有實施任何與合同內容相關的經濟活動，“合同”就意味著僅是一個道具，未實質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而僅是侵犯了他人財產權利，則構成詐騙罪。對於個別案件中穿插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和詐騙行為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構成詐騙罪的，可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徐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但數額不夠2萬元追訴標準，應當不起訴。根據最高法刑事審判參考第309號宋德明合同詐騙案的裁判理由，合同詐騙罪是從一般詐騙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罪名。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和刑法第266條關於“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的規定，對於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不應以一般詐騙罪論處。
徐某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在網上建立虛假網站，通過百度競價排名發佈類似要約的廣告，欺騙了被害人，擾亂了豬苗交易市場的秩序，不能以其不是經營活動的主體這個身份來認定，而應從擾亂市場經濟活動這個客觀後果來看，其行為屬於合同詐騙，而不是詐騙，達不到合同詐騙罪的追訴標準，對其予以行政處罰即可。
【檢察官說法】
區分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在司法實踐中是認定的難點。根據最高法發佈的刑事審判參考、最高法刑二庭劉曉虎在2018年1月24日撰寫的《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區別要點與適用衝突把握》，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有以下幾點需要釐清：
第一，從立法淵源來看，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1996解釋，已廢止）第二條明確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1997年刑法修正時，考慮到合同詐騙罪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將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根據現行刑法224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必須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等於將“經濟合同”的要求修正為“合同”。因此，合同是合同詐騙罪中的客觀要素，缺少合同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且利用了合同的，就成立合同詐騙。
第二，張明楷等學者觀點和最高法觀點都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僅包括書面合同，也包括口頭協議（口頭合同），但這裡的口頭協議要受市場秩序調整，具有交易性質，發生在生產經營領域，侵犯了市場秩序。
第三，行為人是否是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是否實施了與合同內容有關的經濟活動，是否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是判定構成合同詐騙罪的關鍵。如果行為人客觀上沒有實施任何與合同內容相關的經濟活動，“合同”就意味著僅是一個道具，未實質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而僅是侵犯了他人財產權利，則僅構成詐騙罪。
是以，承辦檢察官同意第一種意見，徐某並非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其實質是以合同作為實施詐騙的手段和工具，是普通詐騙，且利用互聯網發佈虛假信息侵害了全國各地不特定被害人，涉及面廣，危害大，若該行為不處理，將違背法理和刑法的目的，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被害人利益，僅僅行政處罰，對犯罪嫌疑人也不具有足夠的威懾力，因此，承辦人認為應當以詐騙罪向法院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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