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的「江湖斷代史」

最近，賈樟柯導演的《江湖兒女》正在熱映，賈導跟胡主編關於"臭豆腐是否美味"的交流，也成為熱點。

很多看了影片的朋友說，這部“江湖”裡融合了賈導過去的很多影片，之前看理想帶大家回顧了從第一部《小山回家》一直到現在22年的時間裡，賈導帶給我們的各種滋味。

今天再將其分享一遍，一起看看，那些年賈導幫我們說出來的“真實”。

賈樟柯的「江湖斷代史」

「小山回家」

- 1996 -

1995年元旦，北京。

在北京宏遠餐館打工的民工王小山被老闆趙國慶開除。回家前他找了許多從安陽來北京的同鄉，有建築工人、票販子、大學生、服務員、妓女等，但無人與他同行。

他落魄而又茫然地尋找尚留在北京的一個又一個往昔夥伴，最後在街邊的一個理髮攤上，他把自己一頭城裡人般凌亂的長髮留給了北京。

當我們這些更為年輕的人一旦擁有攝影機，檢驗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誠而且專注。

《小山回家》中，我們的攝影機不再漂移不定，我願意直面真實，儘管真實中飽含著我們人性深處的弱點甚至齷齪。

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迴避。

不知從哪一天起，總有一些東西讓我激動不已。無論是天光將暗時街頭擁擠的人流，還是陽光初照時小吃攤冒出的白汽，都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存在。

不同面孔上承載著相同的際遇，我願意看民工臉上灰塵蒙蓋下的疙瘩，因為他們自然開放的青春不需要什麼“呵護”。

我願意聽他們吃飯時呼呼的口響，因為那是他們誠實的收穫。一切自然地存在著，只需要我們去凝視、去體會。

我們關注人的狀況，進而關注社會的狀況，我們還想文以載道，也想揹負理想。

我們忠實於事實，我們忠實於我們。我們對自己承諾——我不修改。

「小武」

- 1998 -

1997年，山西汾陽。

小武是個扒手，自稱是幹手藝活的。他戴著粗黑框眼鏡，寡言，不怎麼笑，頭時刻歪斜著，舌頭總是頂著腮幫。

他常常撫摸著石頭牆壁，在澡堂裡練習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軋馬路，與從前的“同事”、現在的大款說幾句閒言淡語。

他穿著大兩號的西裝，在大興土木的小鎮上晃來晃去。

這是一部關於現實的焦灼的電影，一些美好的東西正在從我們的生活中迅速消失。

我們面對坍塌，身處困境，生命再次變得孤獨從而顯得高貴。

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是獲得話語權力的一種資本。

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佔有“苦難”，將自己經歷過的自認為風暴，而別人，下一代經歷過的又算什麼？至多隻是一點坎坷。

在他們的“苦難”與“經歷”面前，我們只有“閉嘴”。

“苦難”成了一種霸權，並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

這讓我想起“憶苦思甜”，那時候總以為苦在過去，甜在今天。誰又能想到“思甜”的時候，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

年輕的一代未必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誰都知道，幸福這種東西並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

我不認為守在電視邊、被父母鎖在屋裡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沒什麼高低之分。對待“苦難”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站臺」

- 2000 -

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汾陽縣文工團的崔明亮、張軍等年輕人在舞臺上排演詩朗誦《風流歌》。

進入80年代。大家在髮廊裡聽鄧麗君的《美酒加咖啡》。崔明亮收到張軍從廣州寄來的明信片，望著畫面上的高樓大廈，崔明亮徹夜難眠。

張軍從廣州看望姑媽回來，帶回了電子手錶、錄音機以及一把紅棉牌吉他。

文工團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排演了一臺輕音樂節目，並要巡迴演出。清晨，一輛汽車拉著崔明亮和張軍等人向遠處駛去，開始了他們的演出之旅。

電影從1979講到1989，中國出現最巨大變化和改革的時期，這十年也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

在中國，國家命運和自身幸福、政治形勢和人性處境總是互相牽連；過去十年，因為革命理想的消失、資本主義的來臨，很多事都變得世俗化了，我們置身其中，也體驗良多。

我學會騎自行車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騎車到三十里地之外的一個縣城去看火車。

當時對我這樣一個沒有走出過縣城的孩子來說，鐵路就意味著遠方、未來和希望。

在《站臺》中瀰漫的那種對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緒就是我自己體驗過的東西。

我記得我在十七八歲唸書的時候，晚上老不睡覺，總期待第二天的到來，總覺得天亮了就會有新的改變，就會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

這種情緒一直伴隨著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經驗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受。

站臺，是起點也是終點，我們總是不斷地期待、尋找、邁向一個什麼地方。

人物角色的發展和環境變遷，構成《站臺》的敘述次序，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後，蘊涵著生命的感傷，花總會凋零，人總有別無選擇的時候。

「任逍遙」

- 2002 -

斌斌一個人站在汽車站的候車室裡發呆，他不是旅客，從來沒想過要離開這個城市。

小濟抽著煙坐在售票處前的長椅上看報紙，他不看新聞，只想找份工作。他們是朋友，不愛說話，但都喜歡遊蕩。

這個城市叫大同，正在流行一首叫《任逍遙》的歌。大同在北京的西北，距大海很遠，離蒙古很近。“任逍遙”是一句古話，他們覺得“任逍遙”的意思就是“你想幹啥就幹啥”。

這一天，城市的上空突然傳來一聲巨響，他們分不清這是遠處的雷聲，還是夢中的排浪。

站在大同街頭，看冷漠的少年的臉。這灰色的工業城市因全球化的到來越發顯得性感。

人們拼命地快樂，但分明有一股淡淡的火藥氣味隨KTV的歌聲在暗夜中瀰漫。

這城市到處是破產的國有工廠，這裡只生產絕望，我看到那些少年早已握緊了鐵拳。

他們是失業工人的孩子，他們的心裡沒有明天。帶著攝影機與這個城市耐心交談，慢慢才明白狂歡是因為徹底的絕望。

於是我開始像他們一樣莫名地興奮。知道嗎？暴力是他們最後的浪漫。

小的時候看完《西遊記》，我一個人站在院子裡，面對著藍天口裡唸唸有詞，希望那一句能恰巧是飛天的咒語，讓我騰空而起，也來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

這些年跟頭倒是摔了不少，人卻沒飛起來。

我常常想，我比孫悟空還要頭疼，他能飛，能去天上，能回人間，我卻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帶給我的一切。

太陽之下無新事，對太陽來講事有些舊了，但對我來講卻是新的，所以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觀，但不孤獨，在自由的問題上連孫悟空都和我們一樣。

「世界」

- 2004 -

趙小桃坐在單軌列車上打電話，她說她要去印度。她以前的男朋友突然來找她，他說他要去烏蘭巴托。

趙小桃說的印度是世界公園的微縮景點，她在公園裡跳舞，為遊人表演。他們相見，吃飯。小飯館瀰漫的煙霧正好掩飾他們告別的憂傷。

趙小桃現在的男朋友叫成太生。他正在埃菲爾鐵塔上執勤，是世界公園的保安隊長。

這座公園佈滿了仿建世界名勝的微縮景觀，從金字塔到曼哈頓只需十秒。

在人造的假景中，生活漸漸向他們展現真實：一日長於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1993年，我陪父母在京旅遊，行車經過荒涼的郊區曠野，來到“世界公園”。

掛曆裡才能看到的異域建築出現在了眼前，穿越於埃及金字塔和美國白宮之間，途中經過莫斯科紅場。

廣告板上寫著“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人們對外面世界熱忱的好奇心就這麼被簡單地滿足了。

作為人造的景觀，“世界公園”一方面說明人們瞭解世界的巨大熱情，另一方面又表明一種誤讀。

當人們面對這些精心描繪的風景名勝時，世界離他們更加遙遠。

我越來越覺得，超現實成為了北京的現實。這座城市幾年間變成了一個大的工地，一座大的超級市場，一座大的停車場。

一方面是各種各樣的秀場歌舞昇平，一方面是數以萬計的人失去工作；一方面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方面是血肉之軀應聲倒下。

那些來自外地的民工，用犧牲自己健康和生命的方法點亮夜晚城市的霓虹。而清晨的街道上又擠滿了初來城市的人潮。

這座城市日夜不分，季節不明。人們能複製一種建築，但不能複製一種生活。

「三峽好人」

- 2006 -

煤礦工人韓三明從汾陽來到奉節，尋找他十六年未見的前妻。兩人在長江邊相會，彼此相望，決定重婚。

女護士沈紅從太原來到奉節，尋找她兩年未歸的丈夫，他們在三峽大壩前相擁相抱，一支舞后黯然分手，決定離婚。

老縣城已經淹沒，新縣城還未蓋好，一些該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該捨棄的要捨棄。

在三峽，如果我們僅僅作為一個遊客，我們仍然能看到青山綠水，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

但是如果我們上岸，走過那些街道，走進街坊鄰居里面，進入這些家庭，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古老的山水裡面有這些現代的人，但是他們家徒四壁。

這個巨大的變動表現為一百萬人的移民，包括兩千多年的城市瞬間拆掉，在這樣一個快速轉變裡面，所有的壓力、責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長的歲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們在承受。

我們這些遊客拿著攝影機、照相機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與我們無關。

但是當我們坐下來想的時候，這麼巨大的變化可能在我們內心深處也有。

或許我們每天忙碌地擠地鐵，或者夜晚從辦公室出來凌晨三點坐著車一個人回家的時候，那種無助感和孤獨感是一樣的。

我始終認為在中國社會里面每一個人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們都承受著所有的變化。

這變化帶給我們充裕的物質，我們今天去到任何一個超市裡面，你會覺得這個時代物質那樣充裕，但是我們同時也承受著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壓力。

那些改變了的時空，那些我們睡不醒覺、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不僅是三峽的人民。

有時候我們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或者面對這樣的電影，這是我們一整代人的懦弱。

「二十四城記」

- 2008 -

1958年，一家東北的工廠內遷西南。三代廠花的故事和五位講述者的真實經歷，演繹了一座國營工廠的斷代史。她們的命運，在這座製造飛機的工廠中展開。

2008年，工廠再次遷移到新的工業園區，位於市中心的土地被房地產公司購買，新開發的樓盤取名“二十四城”。往事成追憶，斗轉星移。

時代不斷向前，陌生又熟悉。對過去的建設和努力充滿敬意，對今天的城市化進程充滿理解。

三個女人的虛構故事和五位講述者的親身經歷，共同組成了這部電影的內容。

同時用紀錄和虛構兩種方式去面對1958年到2008年的中國歷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對我來說，歷史就是由事實和想象同時構築的。

故事發生在一家有六十年曆史的國營軍工廠，我的興趣並不在於梳理歷史，而是想去了解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動，必須去聆聽才能瞭解的個人經驗。

當代電影越來越依賴動作，我想讓這部電影回到語言，“講述”作為一種動作而被攝影機捕捉，讓語言去直接呈現複雜的內心經驗。

無論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經歷這個時代的個人是不能被忽略的，《二十四城記》裡有八個中國工人，當然這裡面也一定會有你自己。

我採訪的這五十多個人裡面，有非常激烈的講述，也有驚心動魄的瞬間，但是我在剪輯時，全部把它剪掉了，只留下一些常識性的經歷。

但這個常識性講述希望提供給觀眾一種更大的想象空間，這個想象空間可以把自己的經驗、經歷都投入在裡面，它不是一個個案，它是一個群體性的回憶。

「海上傳奇」

- 2010 -

上海，風雲際會的城市，人來人往的碼頭。這裡曾經遍佈革命者、資本家、工人、政客、軍人、藝術家、黑幫，這裡也曾經發生過革命、戰爭，暗殺、愛情……

1949年，大量的上海人去了香港和臺灣。

在上海、臺北、香港找尋上海記憶，十八個人物的親身經歷，像長篇小說的十八個章節，為我們講述了從1930年代到2010年的上海故事。

在我用電影同步觀察中國變革十多年後，我越來越對歷史感興趣了。

因為我發現，幾乎所有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都可以在歷史深處找到形成它的原因。

於是我帶著攝影機來到了上海，並追隨著上海人離散的軌跡去了臺灣和香港。

幾乎所有中國近現代史上重要的人物，都和上海發生過關係。

發生在上海的那些影響中國的事件，又給這座城市的人帶來了生離死別的命運變遷。

在上海，在這座城市的背景上，書寫著複雜的歷史詞彙：19世紀的“殖民”，20世紀的“革命”，1949年的“解放”，1966年的“文革”，1978年的“改革”，1990年的“浦東開放”。

但我關心的是在這些抽象的詞彙背後，那些被政治打擾的個人和被時光遺忘的生命細節。

當我面對我的人物，聽他們不動聲色地講述驚心動魄的往事時，我突然發現我的攝影機捕捉到了，始終閃爍在這些講述者目光中的自由夢。

「天註定」

- 2013 -

山西，一個憤怒的男人決定採取個人行動。重慶，一個遊子發現了槍的無限可能。湖北，一個女人被逼到牆角，她忽然想起自己有刀。廣州，一個總在換工作的少年飛向自己的綠洲。

縱高鐵出沒、私家飛機遨遊，只要山河大地在，俠義就在。

這部影片講述的故事，取材於近幾年發生的一些真實事件。

這些事件涵蓋了山西、重慶、湖北、廣東四個地區，從北到南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

我想用最直接的方式，對當代社會做一次縱貫的描繪。在尊嚴隨時可能被剝奪的境遇裡，個人的暴力開始抬頭。

很顯然，暴力對於弱者來說，是最快、最直接挽回自己尊嚴的方法。我們必須去理解瞬間之“惡”，並努力避免此類事件發生。

這四個人物常讓我想起胡金銓的武俠片。我想借鑑武俠片的方法，拍一個當代故事。

這也是一部有關人和人之間彼此關聯的電影，我想探討我們所處的世界演進到今天，人和人是以何種方式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故事沒那麼複雜，也不深刻，也不含蓄。

總之，樸樸素素的，四塊石頭擺在草地上。不試圖去感染別人，不解釋不煽情不落淚，只是沉甸甸存在過，存在著。

「山河故人」

- 2015 -

1999年中國北方小城汾陽，濤兒一直徘徊在煤礦主張晉生和礦工樑子的三角關係之中。

2014年重病纏身的樑子，背井離鄉十五年後帶著妻兒回到故鄉，等待生命最後一刻的停擺。病床前濤兒與樑子相望唏噓，濤兒已經離婚，前夫張晉生準備帶兒子移民澳大利亞。

2025年濤的兒子長大成人，住在澳大利A城。他不喜歡講中文，只記得母親的名字叫“Tao”，波浪的意思。

北半球，冬季的汾陽。五十多歲的濤突然回頭，彷彿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但圍繞她的只有紛飛的大雪。

經歷過悲歡離合，所以想拍《山河故人》。

這部電影在時間上涵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從1999年跨越2014年再到2025年。

從9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開始加速度發展。伴隨著這場超現實的經濟運動，人們的情感方法無法阻止地被改變了。

觸發我拍這部影片的動機在於，我們放大了人類活動中經濟生活的比重，卻縮小了情感生活的尺寸和分量。

因而我會幻想，再過十年，在我們的未來，我們會怎樣理解今天發生的事情，我們會如何理解自由的問題？

佛教把人的生命過程歸為“生、老、病、死”，我想用電影去面對：無論哪一個時代，所有人都要經歷的那些不可迴避的艱難時刻。

山河可變，情義永在。

在《賈想》的序言中，陳丹青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這樣說非常得罪我的同輩，但我對自己也同樣無情。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們出發時，只有一個荒涼的背景。

現在三十年過去了，我對文藝的期待，就是把我們目擊的真實說出來。同時，用一種真實的方式說出來。

沒有一種方式比電影更真實，可是在三十年來的中國電影中，真實依然極度匱乏。

剛才有年輕人問：“誰能救救我們？”我的回答可能會讓年輕人不舒服：這是奴才的思維。

永遠不要等著誰來救我們。每個人應該自己救自己，從小救起來。

什麼叫做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實於自己的感覺，認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煩，不要放棄，不要敷衍。

我們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筆一筆地畫畫，賈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膠片。

出版社: 理想國|臺海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國

副標題: 賈樟柯電影手記1996—2008

出版年: 20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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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賈導 江湖 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