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问：“究竟有没有研制导弹的条件?”钱学森肯定地回答：“有”
1953年，陈赓在军事工程学院时，钱学森的两位高足罗时军、庄逢甘向陈赓院长介绍了钱学森教授的情况。陈赓听了以后印象很深，他说，钱学森教授不仅有科学知识，是科学家，而且很有组织能力，他又愿意回国。我们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力量和办法，把钱教授动员回国。陈赓很快向周总理汇报了，总理非常赞同。陈赓和周总理的关系十分密切，陈赓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地下斗争时期的得力助手。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当时病得很厉害，是陈赓和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用担架抬着他走过来的。
这时，陈赓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又是副总参谋长。
1954年12月，彭德怀、刘伯承、陈赓等应苏联之邀请，秘密参观苏军原子弹条件下的战斗演习，苏联的原子弹之父也参加了演习。参观回来，陈赓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要筹建“两弹“系，我们自己也要搞“两弹”，要做好思想准备。
1955年1月15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1955年10月8日，经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周恩来总理的精心策划安排，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回到了祖国，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界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陈赓自始至终都给予关注。12月，陈赓邀请钱学森教授到东北，先后考察了鞍钢、歼击机厂、发动机厂等军事工业，接着又去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哈军工搞喀秋莎火箭炮的专家任新民，是留美的，一系搞发动机的专家梁守 也是留美的，同钱学森傅士都很熟悉。陈赓院长把任新民、梁守 等教授请来同钱学森教授一起座谈。在东北、哈军工考察完了以后，陈赓问钱学森教授：“究竟我们国家有没有研制导弹的条件?”钱学森教授极为肯定地说：“有!”陈赓激动地说：“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有，我们就马上干嘛!”
钱学森教授
陈赓回到北京，先到训练总监部部长叶剑英那里汇报情况。陈赓向叶帅提议，请钱学森教授讲一讲发展导弹的问题。1956年元旦那天，叶帅在三座门请钱学森教授和陈赓吃饭，钱教授介绍导弹和航空等方面的情况。中间，陈赓听说周总理也来了三座门，就建议说：“我们先不在这里讲了。我们去见总理一起谈吧。他现正在三座门，我把他请来。”叶帅一听也很赞同。陈赓把总理请来，说：“钱学森教授要谈谈中国如何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周总理说：“在这里就不要详细讲了，请钱学森教授写个报告嘛!关于我国怎样发展研制导弹的建议及其他等等方面。”陈赓院长说：“那好。”在周总理的启示下，钱学森教授回去动手写报告，直接送总理、国务院，题目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3月14日，周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为委员。5月26日，周总理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
钱学森说， 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要容易。陈赓为之振奋
钱学森教授回国的时候，正赶上我国要制定12年科学规划。中国的国防工业到底应该搞什么?由于抗美援c的经验，中国想发展航空飞机。中央军委的意见就是要有制空权。钱学森教授的意见是：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固然重要，但赶不上发展导弹重要。因为导弹有很高的马赫数，比声速还要快，导弹的马赫数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声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飞机最多也就是两倍。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打导弹，门都没有。
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是陈毅主管。1956年的规划会议上，中央军委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是由陈赓大将主持的，将航空方面的专家、材料方面的专家召集来开会。陈赓请钱学森教授在会上发言。钱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惊人的发言。他说，从中国人来说，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他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的解决是靠经验，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飞机的材料是重复使用的，要能经受长时间的考验，10年、20年；而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要容易!与会的各位专家听了钱学森教授的发言，全场都为之振奋。陈赓更是由衷地高兴。陈赓把情况汇报到陈毅、聂荣臻，他们也非常高兴。又汇报到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那里，就这样决策加速搞导弹。当时决策搞导弹是一个超前性的决策。这是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的功劳，是历史性的贡献，他使中国的导弹成功至少提前了10年。
中国两弹事业举世瞩目
1956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5局)。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聂荣臻至少开了两次会议。参加的单位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机械部等。聂荣臻讲，成立第五研究院，按照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钱学森教授的《意见书》，遵照周总理指示，准备从各单位调配人员。开始，会上没有人发言。这时陈赓院长讲话了，他说，搞导弹是非常重要的，成立机构是需要人的，我们军事工程学院要支持，准备调任新民、梁守 、庄逢甘、卢庆骏、朱政等6位教授。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接着有人发言说，我们这里知识分子不多，老知识分子就更少了，这是我们的“老母鸡”，还准备靠他们“下蛋”呢，怎么能够调走呢。陈赓听了这话很不愉快，接着又讲开了，他提的原则很高，这是巩固国防的大问题，有了导弹、原子弹，人家就会另眼看待你。
成立第五研究院开始是军委下的命令，陈赓认为应该由国务院下命令，是国务院直属的一个独立的部门，部级单位。周总理同意了陈赓的意见。
五院成立了，接着就是配备干部，党政干部的配备由陈赓亲自抓，包括试验靶场的领导干部都是陈赓亲自抓。他认为，建立一个单位，第一任领导干部要选最好的，最优秀的。一个连队，要把连长、指导员选最好的，一个团也是一样，要把作风带好，领导干部疲疲踏踏的，部队作风肯定带不好。研究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技事业无私奉献的干部去。最后，陈赓把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去当五院政委。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办公楼旧址
酒泉靶场，陈赓大将亲自点将调孙继先去当司令员。核试验马兰基地，陈赓把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调来当司令员。张蕴钰至今对改变自己后半生命运的那次任命还记忆犹新：1958年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曾绍山副司令员电话告诉他，说工作有变动，立即到北京去。于是第二天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晚就同曾绍山去见陈赓副总参谋长，还没坐稳，陈副总长就对他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他当即回答说，行，服从命令。就这么几句话，张蕴钰的后半生就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对原子弹靶场的定点问题，张蕴钰同万毅经过实地勘察，认为离敦煌120公里太近了，会影响到人民的安全，也不利于对国家文物古迹的保护。回到北京，在陈赓副参谋长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张蕴钰汇报了场地情况，陈赓副总参谋长说，那里不好，另找一个地方吧。与此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也给中国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1958年12月，总参谋部批准了向罗布泊地区转场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弹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
60年代初，军委在广州开会，陈赓副总参谋长向军委领导提出：现在发现研究院有一种不正的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呢?钱学林教授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教授提出的问题，你们只要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解他的精力。我自告奋勇，去当五院的院长。这些扯皮的事我来管。
军委领导考虑到陈赓的健康原因，没有叫他去兼任五院院长，而是派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长。但是陈赓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不要干扰钱学森教授，要保障钱学森教授的要求得到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陈赓自我牺牲的精神。他非常珍惜和爱护这些专家们，让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搞科学研究上。
陈赓说， “自力更生”不是说不吸引别人好的东西……
1956年初，彭德怀元帅和陈赓大将会见苏联军事总顾问时，提出了请苏联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方面的图纸资料等问题。
哈军工旧址
1957年9月赴苏谈判代表团组成了，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万毅、刘寅、王诤、张连奎，还聘请了二十几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然后去苏联，经协商起草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准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经政府同意批准后于10月15日由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签字。还有具体化的《协定》(包括苏联应提供的材料、资料、实物等)，由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同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签字。
回国以后，陈赓根据中苏签订的协议抓落实工作。他说，总的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不要相信“大公无私的援助”那些话。苏联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花钱买的。他们有许多资料不给我们，实验室不叫我们看，有些东西不是现在的装备，都是他们用过的，不是最先进的。当然，专家来了我们要好好关照，多知道和了解一些情况，总比我们自己重新摸索、研究要好嘛。“自力更生”不是说不吸收别人好的东西。美国的资料和技术我们也照样用嘛。
陈赓大将去世
1957年底，聂荣臻召集会议，研究制定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抓具体落实。会议上有些争论，陈赓大将坚持“两弹”第一，同工业部门有不同意见，争论得比较激烈。1958年初会议结束后，陈赓就得了心肌梗塞，到医院进行抢救。聂荣臻、陈锡联来医院探望陈赓，陈赓醒来的第一句话就说：某某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见，不能让步，还是要坚持“两弹”第一。过不久，那位同志因患脑溢血猝死。陈赓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他说，这个同志是好同志，过去对党有功!今后会为党做很多的事，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这是他对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讲的。可以看出陈赓的品德和思想境界是多么高尚。
1958年秋季，陈赓的身体稍好一些，他请钱学森教授两次去军事工程学院研究导弹专业的设置问题。10月份，陈赓副总参谋长邀请钱三强教授到三座门谈话，陈赓问道：“搞导弹的事落后了，我们究竟能不能够制造原子弹呢?时间能不能提早一点，请你说一说。”钱三强教授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但是设备上是核反应堆卡着脖子。”陈赓说：“咱们不是有个核反应堆吗?”钱三强说：“那个核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陈赓说：“我们自己能建造吗?”钱三强说：“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建造，但是要找一个地方建造，最好是上海。”陈赓说：“那你就提吧，我去上海找柯庆施同志解决。”钱三强说：“这还是个研究的问题，要一步一步进行。”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决定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陈赓任副主任。国防科委的成立，标志着国防科技工作有了集中统一管理机构，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9年春天，中苏两党关系出现裂痕，哈军工还有一些苏联专家。为了继续争取他们的支持，陈赓特邀请一些苏联专家来北京。陈赓一身戎装很高兴地在家中接见了他们，给他们做工作。陈赓对苏联客人说：“你们来中国，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你们为中国多做贡献，我们会感激他们的。”晚上，他和万毅同志在北京饭店请苏联专家吃饭。
1959年，陈赓布置军兵种要搞导弹学校，提出计划报军委批准。陈赓说，因为军事工程学院对各军兵种包揽不下来，我们可以为他们培训教师，毫不保留地给他们资料，各军兵种自己都有实力搞嘛。后来，空军、海军、炮兵等各军兵种的导弹学校确实都筹建起来了，筹建好以后，陈赓大将把报告提交到军委讨论批准。陈赓因操劳过度，第二次心肌梗塞住院，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陈赓还从军事工程学院选调了一些科技干部去各军兵种。可以看出陈赓大将为发展“两弹”事业是多么地顾全大局，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心脏多次梗塞变形，不幸在上海逝世，年仅58岁。陈赓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特别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
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志讲，陈赓大将逝世太早了。他逝世的前一天在上海还解决了核反应堆加工的一些关键问题。安东同志曾多次讲过，陈赓大将为发展中国“两弹”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直到他逝世。
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听到陈赓病逝的消息，于3月25日经武汉赶回北京。当天，立刻前往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并主持公祭大会。事后，周恩来题写了3张“陈赓同志之骨灰”供陈赓的夫人傅涯选用。当邓颖超将3张题字送到傅涯手中时，她感动得流下了流泪。
閱讀更多 《軍事文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