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离奇的自杀
1997年5月21日这天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绿色刚染绿兰州市。西固看守所里，犯人们一早把院里的水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几棵榆树把院子点缀得生机盎然。早上八点，太阳已升得老高，上正常班的干警和接班的干警都带着一颗舒畅的心情来到班上。
新接班的看守员老王和值夜班的小刘按惯例进行交接。二人共同巡视监舍，这是他们铁的纪律，看人犯安全不安全、生没生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有没有什么不安全隐患等等。然后，两人在值班日志上各签上自己的名字。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交班只是一种惯例。老王和小刘在走道里边走边聊。
“昨天有什么问题？”
“连个苍蝇都没死，也没有人病，只有8号监舍高科头疼，临睡前我检查时发现了，发了点药。”
两人边说边检查，开门关门锁门，偶尔问问老病号病怎么样，也对个别情绪不太稳定的人犯交谈几句“好好改造，既来之则安之，出去还是个好人……”之类的话。两人不觉来到25号监所，老王打开门锁，刚一推开，就不由得大叫一声：
“不好，这人自杀了！”
小刘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双手发抖，腿也打起了哆嗦，他三步并着两步跨到死者跟前。尸体吊在窗户的钢筋上，头略略倾斜，舌头吐得有半尺长，脸色铁青，样子恐怖。小刘不是怕死人，而是为担责任而发抖。他才25岁，刚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公安局做刑侦工作，因为连着三天三夜审一个盗窃犯人，最后累得在床上睡了一觉。罪犯就铐在暖气管上。不料他睡着时，罪犯撬开铐子逃跑了。于是，他得了一个处分，被处罚来看守犯人，谁料到刚到这里不久，又出现了人犯自杀的事，怎能不精神紧张？
小刘的神经几乎崩溃了，带着哭腔一个劲地说：“昨晚三点，我检查时还好好的，怎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单间。罪犯杨德昌身份特殊，是流氓团伙的头目，担心他和其他人关在一起聚众闹事，便把他单独关在一间房里，采取了最严密的安全措施，外人送来的衣服、吃的食品全都进行检查，谁料到却死了……
杨德昌的眼睛还睁着，像有什么不满和恐惧。
小刘扑上去就要解绳子，老王大喊一声：“不能动，保护现场！”
老王也心里紧张，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的责任。在看守所死了人，这责任可大了，小了挨处分、撤职、接受一系列调查、笔录，写无数次的自我陈述与检讨，大了就要丢饭碗。
两人几乎慌不择路地跑到办公室，哆哆嗦嗦地向看守所长汇报。所长也紧张得张大了嘴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快，快，报案。”所长当然也想到责任。这个所今年要是不出问题，就可当全国先进了，这下又砸了。不光砸了先进牌子，恐怕自己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很快，分局刑侦队来人了。主管看守所的副局长和政委全来了。因为案子涉及公安内部，又请来了市局刑侦大队勘查现场。市局刑侦大队经验丰富，看了一下，说必须请西固检察院和兰州市检察院两级检察院来一同勘验现场，因为是自杀，必须分清责任。否则，家属一告，检察院一追究，看守所就没招了。
市局的意见是对的。当下便向检察院打电话，请求勘验现场。
杨德昌的家属也被请来了。
于是，两级公安、两级检察院及有关领导共30多人共同勘验现场。
谢天谢地！在杨德昌身上发现了三封信。
检察院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封：
尊敬的看守所领导，检察院领导：
我叫杨德昌。我向你们郑重申明，我的死纯粹是我个人的行为，和看守干警没有一点关系。相反，他们对我很好，让我住单间，对我很关心，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更没有污辱我。我的犯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甘心情愿领罪，我不恨公安机关，更不恨看守所干警。希望你们别追究看守员的责任，自杀的绳子是我把衣服撕开拧成绳的，你们是防不住的，所以看守人员谁也没有责任。我要说明，免得你们给看守员找麻烦。
杨德昌
读罢全文，看守所干警和分局领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小刘老王也有所放松，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所长长出了一口气，不顾在场的三十多人和领导，大声说：“杨德昌，你够哥儿们，你是个男子汉，你没害我们，我个人捐200元，算我个人一点意思。”
小刘也说：“我捐200元。”
老王说：“我捐300元。300元能买一个清白，值。”
所长又说：“兄弟，你走得冤，我们看守所负责厚葬你。”
检察院法纪科的科长和所长见看守所长很激动，说：“你们也别太激动，后边还有信。”
第二封信是写给父母、妻子、儿子的。大意也是后悔，说没有对父母妻儿担起赡养义务和责任，劝妻改嫁等等。人之将死，其言很善，写得十分动情真挚，令在场的许多人摇头嗟叹。
最后一段，他才交待了自杀的原因：
其实，我一百个不想死，我才三十八岁，我的事业正值上升之时，我有善良的父母，有一个把生命全倾注在我身上的关爱我的妻子，更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不缺吃不缺穿，我为什么要死呢？论家庭，论事业，论金钱，我绝对没有自杀的必要和理由。
可是，我的命不好，我走错了路，尤其我一生交上了一个恶友，使我不能自拔，他像一个魔鬼跟着我，逼着我。我遇到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我是万万抵不过，也无法摆脱的。他心狠手辣，什么恶事坏事都干得出来，他父亲又是省上的大官。他非要把我置于死地不可，我若不死，全家也会遭殃。我感到绝望。在阳世间，我斗不过他，可在阴间，我放不过他。这个人就是李智李捷，我在这里也写明白，省得你们去猜测。这封信公家肯定能见到，我也写明白。他们作恶太多了，势力太大了，我斗不过，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遭到老天报应的。
我去了，亲爱的父母，妻子，儿子！
杨德昌
1997年5月30日
显然，这是杨德昌自杀的真正原因了。
第三封，笔迹显然变了，稿纸也不一样。办案人员展开，只见文字十分简短，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恶气杀气，让人不寒而栗：
杨德昌，我告诉你，我已出来了，我庄严地告诉你，我和你永远没完，不杀了你我誓不罢休。我绝对是说到做到。不信你等着。不过，也不用等我来杀你，法院会判你死刑的。你和我做对，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我们不但手下人比你多，我父亲的职位你也知道，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凭什么和我对抗呢？你也知道，咱们共同打仗，差不多是一起被抓的，还打死了你们的人，可我为什么放出来了，而你还在里边蹲着？这就很说明问题。我父亲已从法院打听到，你肯定会判死刑，我也会让我父亲给法院去说。我父亲有能力给我抹平重罪，当然也能给你判重罪。不信，你看着吧，你只有去死。自杀还好些，否则，不是法院枪毙你，就是我永远不放过你，法院不杀你，我也会杀了你，我可是二进宫的人，我说到做到，你看着办吧。
你的永远的敌人李捷
1997年5月10日
在场的办案人员都传阅了这封信，不由都眉毛拧卷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知情，甚至有人直接参与过审理此案，李捷李智案之所以不了了之的结果大家心里一清二楚。
大家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魔王，关在看守所还念念不忘用恐吓手段消灭对方！
至此，杨德昌的死因已十分明白了：他是被人吓唬和逼杀的。
检察院的同志将所有信件记录在案，准备带走。市局的同志提出，把这几封信复印几份，分别给看守所、西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各家一份，以备以后查阅。
检察院当场做了结论：“杨德昌是被恐吓自杀，未发现值班人员有打骂羞辱擅离职守等非法手段。直接的死因，与李智李捷的恐吓信不无关系。”
令人纳闷的是，李捷李智和杨德昌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之间有如此深仇大恨？
事情得从头说起。
1988和1989年，李智李捷开始闯荡社会。那时候，李智还是省高级法院的干部，虽然没上班，整天在外面混日子、做生意，可是工资还照样发。两个人跟了当时的那个兰州黑头目田某，开始了筑山头拉帮派的生涯。也就从那时起，他萌生了离开这个黑头目自己当老大的念头。李智认为，要当黑社会老大，没有一定的背景不行；要想花天酒地的过日子，没有经济实力不行。于是，他们开始走上办实业的道路。
起步初期，本钱不足，他们就和一个叫仁贵的人合伙开了一个蓝天酒店。其时，李捷从监狱刚刚提前释放出来。仁贵任经理，李智当副经理，他们的马仔们分别担任着部门经理。
这个酒店，为李智后来拉杆子立山头起了很大的凝聚作用。那时，杨德昌还是仁贵的大马仔，而陈叔陇当时还是杨德昌的马仔。
酒店生意红火，挣了些钱。后来，仁贵又开了一个叫富丽华的酒店，是兰州当时最有名气最高档次的酒店，以至于在兰州当时混社会的人员中有一句口头禅叫：“抽的大中华，吃的富丽华。”足见当时富丽华酒店的舒坦和气派。
李捷李智入的是干股。就是只投资不管经营，只管分红。后来双方便有了矛盾。有一次召开业务会议，双方为分红问题发生争吵。
当时李捷从监狱释放不久，判了十年只坐了六年，野性不但未改，而且因为坐过监狱，“资本”更加丰厚了，比李智狂妄得多，恶得多，智慧不足，坏脾气有余。为此，李智对这个哥哥常常教育一下。可是，李捷根本不听。在那次业务会上，与仁贵发生了公开争吵。双方互不相让，到了白热化程度。李捷说话咄咄逼人，对方也不甘示弱。
没有几句话，李捷不顾李智阻拦，站起来将抽了半截的香烟塞入杨德昌的耳朵。这太欺负人了。
杨德昌是仁贵的大马仔，是极有头有脸有势力的人，哪能咽下这口气？当下，他的一帮人剑拔弩张，准备出这口恶气。
李智毕竟智高一筹，也稳重一些，一看这个架式，马上向对方连赔不是，说：“诸位休怒，我大哥脾气太暴躁，这做法不对，我表示歉意。”
李捷不服弟弟李智的检讨，又对弟弟顶撞起来：“我没错，给他们检讨什么？软蛋！咱走着瞧！”说完，怒目圆睁，一拳砸在桌上。然后，摔门而去。
李智圆了场子，当场虽没有打起来，但双方不欢而散。
杨德昌此时也正是意气奋发之时，他比大老板仁贵的年龄其实大几岁，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手下盘踞了一批十七八岁、二十来岁左右的小青年，都靠着这个大树过日子。手上有兵，自然傲气。他难咽这口气：不惩治那两个家伙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手下怎么服？于是，便决定报复。
1992年3月8日凌晨三点，杨德昌带了二十多人，手持自制手枪、三尺长的马刀、匕首、棍棒，来到兰州饭店东楼找李捷李智算账。
当时，李智在生意上已崭露头角，有了比较充实的经济基础，所以常年在兰州饭店包租了一套房子做为他公司的办公地点。这个兰州饭店，也不是一般饭店，建于1958年，最早叫甘肃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改叫兰州饭店，一直是省政府所属的政府招待所，设备齐全配套，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改建新建，所以一直是兰州的一流饭店。在这里长期包租两间住房当公司，李智的实力可见一斑。
这一晚，杨德昌带着二十多人气势汹汹地冲进饭店，砸开了李智公司的门。可里边空空如也。他又往外走，欲去李智的家里和其他地方找他们复仇。 可是，他想得太天真了一点。原来，杨德昌一伙报复李智李捷的事早有手下的两面派密告了李捷李智。李捷李智早做了迎敌准备，纠集了比杨德昌更强大的人力火力早早埋伏在兰州饭店外等候他们来犯。当杨德昌一伙开着五辆车冲进兰州饭店时，他们早看见了，但按兵不动，单等他们出来。
五辆车寻敌未果，果然开车出来。
李捷一声令下，埋伏于两边的刀斧手一齐冲上去，开枪的开枪，使刀的使刀，刹那间，杨德昌的车便伤痕累累，慌忙中向外开了几枪，一看势力太弱，命令撤退。
这边的人也登上已准备好的七辆大小车辆追了上去。
凌晨三时，大街上车已很少了，完全没有十年后的今天这么多的车辆。平日显得十分拥挤的天水路空荡荡的，路灯贼亮，一个人影也见不到。这给双方枪战提供了极好的战场。
杨德昌的五辆车前边走，李捷的七辆车后边追，追着追着，从两边赶上来和杨德昌的车辆平行了，然后相互挤撞，左冲右突，边走边打开窗户进行射击，和港台枪战片中上演的流氓团伙的火并情景一模一样。
双方混战达半小时之久，直到公安机关闻迅赶来，双方才各自逃遁。 这一仗的结果，除各自有人受伤，汽车上有枪伤刀伤外，就是杨德昌方面一个马仔被打死了。
这是解放以来兰州最大的、最现代化的、性质最恶劣的一次流氓聚众持枪持械斗殴事件。这在当时影响很大，舆论哗然。群众纷纷致信致电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其实不用群众致信致电，也不用领导批示，这样大的恶性斗殴，公安机关自然展开了调查。
一调查，问题就彻底暴露出来了。双方都不是善鸟，违法乱纪，打架斗殴的事多得很。于是，公安机关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调查，于1993年6月将双方的头目李捷、李智、杨德昌等二十多人全部抓获。又经过半年的全面调查，李捷、杨德昌等六人以流氓罪被逮捕。而同案抓获的李智、董海俊等人关到1998年，三次报捕，三次被人民检察院退查。
当时李捷关在兰州市以东的榆中县看守所，杨德昌关在兰州市以西的西固区看守所。
那时候，按通常人的习惯，大概就是反省，后悔，惧怕，要么就是默默忍受，要么就是希望早判少判，要么就是设法走门路判轻点儿。从一般人的正常情感思路，这些想法无可厚非，属于正常的思维逻辑。
可是，李捷这个恶人，想法就不一样了。对于第二次坐监狱，他没有任何的反悔和惧怕，也没想应该守法服法，相反，满不在乎得很。
一方面，他让其父利用权力千方百计运作，尽量少判；另一方面，却在加紧和一些狱友勾结。还有一个方面，即使在此时，他仍念念不忘他的敌人的命运。当然不是关心他，而是要置他于死地。同是天涯沦落人，并没有丝毫的同情感，也没有想就此罢手，反而更加强烈地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一案，由于李父的作用，虽然推到了检察院和法院，就是迟迟判不下来，李捷一审被判十年，而二审却拖了四年，当然不是因为法院人手少案子多，而是由于李父从中做梗。
李捷在榆中看守所里，一方面让父亲活动为他减刑，一方面处心积虑地策划更大的杀人阴谋。经过多日思谋，终于定下一个恐吓威胁促其自杀的主意。于是，李捷设法通过一些关系，将此信转给了关在西固看守所的杨德昌。
因为犯事触犯刑律，杨德昌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也知李家兄弟的后台背景，心知此回难逃其掌，早已身心疲惫。知道难以摆脱李氏这个恶魔，后悔当初和李捷李智兄弟合作，也后悔去找李捷报仇。自听说李捷已经“出狱”，果然后台硬邦，已知此回困于笼中，只有做他人砧板之肉，不由陷于绝望。李捷的亲笔“恐吓”终于致其心理崩溃，采取了消极的自杀方式来解脱自己。
这一回，李捷似乎赢了。
但这一回，李捷的邪恶面目也使人们看得更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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