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佛說阿彌陀經》水墨紙本，十七開冊，1932年弘一大師為其先父進士公百三十年冥壽而書，工正端嚴，一氣貫通，亦弘一大師生平得意之筆也。
弘一法師從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有遠大的理想抱負，他年青有為，意氣風發，熱情地投身於文學藝術與政治之中，在文學藝術上，詩詞、書法、繪畫、音樂、篆刻、戲劇樣樣精通，並能把各種藝術融匯貫通，充分體現了他的藝術天分。
在政治上，他在留學日本期間，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後私涉康有為、梁啟超，曾刻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師。”可見其追求進步，積極向上的思想。在出家前這段時間裡，他的書法也體現了雄強剛勁、挺拔茂密、超逸放縱、精神奮發的特點來。
但其間，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較為惡劣，時代無法成就其抱負。再加上晚清至民國，佛學風靡一時，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革新者常以佛學來鼓舞鬥志，對佛學推崇備至，認為“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勇而雄強剛猛者也”，“佛教之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乃無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別”，“乃自力而非他力”，在這種思潮下，他走進了佛門。
這是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探尋一種和平、寧靜的理想社會，體現了自身的潔淨和存在的價值。他希望能以佛家思想教化臣民，淨化人們的靈魂，使社會能象佛寺一樣和平安寧，使人們的心靈能象出家人那樣的慈善。於是他於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出家之後，他決定拋棄所有的藝術，潛心研究律宗，但書法作為抄寫文字之用，且留下一技。
生活環境和思想領域的改變，使他對書法的理解產生變化。此時的書法已不是作為一種藝術來追求，而是宣揚佛教的工具，但出家前的臨摹功夫暫且也沿襲了下來。之後經過13年之久，出家前所沿襲下來的書法風格漸漸拋棄，並在無意中逐漸形成自己的書風，被人稱之為“佛體”。這一書風形成的過程雖不是刻意追求，但卻形成超凡脫俗、古今未有的自家風貌，真乃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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