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確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已經走過整整四十年。期間，從中央銀行與國有銀行的分離與職能重構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金融服務業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逐漸凸顯。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提到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今年，一系列擴大開放的新舉措，金融業改革開放迎來了新的機遇期。
回顧過去四十年金融改革開放歷程中，界面新聞針對金融改革的最重要的核心話題：金融改革時機的選擇和金融改革的成敗的標準為主線，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
黃益平指出，過去四十年金融改革開放發展是非常驚人的，但質和量差別明顯，特別是離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決定作用還有一定距離，資源配置出現扭曲，進而滋生風險。當前階段，國內經濟金融結構調整和中美貿易摩擦同時並存，應更加註意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與此同時，繼續深化金融改革開放，通過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幫助化解金融風險。
黃益平認為，對於所謂改革和開放的“最佳時機”問題應該慎之又慎，甚至可以說沒有“最佳時機”。在宏觀經濟運行良好的所謂“最佳時機”擴大開放，固然會吸引資本大量流入，推升經濟繁榮，但也可能由於疏於監管而為下一輪金融危機埋下隱患。而在宏觀經濟面臨壓力時擴大開放，則會特別關注風險防範問題，開放的同時完善監管，說不定反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匯率改革方面，黃益平還提到，央行匯率改革的大方向是始終如一的，即逐步走向靈活的由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過去，因為過於擔憂匯率大幅波動對經濟金融運行造成影響，干預措施頻繁，造成匯率彈性不足，進而對其他一些領域的改革形成約束。不過，這一現象在經歷過2015年以來的匯市大幅波動和央行成功穩定市場後，已經有所改觀。
“應當認識到，貶值和升值之間沒有絕對的好壞之說，最終還是要看國內金融體系能否承受匯率的波動。”黃益平說，在面對新一輪波動時，央行應該繼續保持定力，讓市場供求充分發揮作用。但如果匯率變動衝破邊界，進而導致比較大的信心逆轉時，央行還應該及時干預。應在繼續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同時，不斷完善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放大波動區間，加強非常態性干預的透明度，加強投資者教育。
以下為採訪實錄：
界面金融：您認為過去四十年，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取得了哪些成就？怎麼看金融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標準？
黃益平：過去四十年金融改革開放發展是非常驚人的。
1979年，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1984年，工商銀行分出，人民銀行專司中央銀行職能；1990年代初，深交所、上交所相繼建立；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後又不斷調整；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通過沖銷轉移不良貸款，注資引入國際標準；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承諾一些金融服務業開放；2009年後人民幣國際化提速，一是增加跨境業務結算，建立離岸市場，二是不斷開放資本項目。2017年年中，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
不過，也可以看到，金融改革開放的質和量差別明顯。從量上看，我們在過去40年間發展出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行業，一方面，各類金融機構都應有盡有；另外一方面，我們的金融市場規模很大，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走在全世界前列。過去我們說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不足，但股票市場規模已經全球第二，債券市場規模排第三，規模已經很大。缺陷在於市場機制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存在資源配置的扭曲，甚至由此帶來風險。政府對一些資源的配置定價干預多，隱性擔保、剛性兌付沒有消除。
總體而言，在金融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方面，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即說了很多，但做的不多，尤其是銀行業的開放。例如加入WTO時，銀行業對外資銀行承諾五年後所有人民幣業務開放，但在後來開展過程中面臨一系列政策限制。近年來，外資銀行比重不斷下降，其中雖然有外資銀行自身的原因，但一個比較一致的抱怨是，他們沒有感受到國民待遇，在與內資競爭上仍然沒有在一個起跑線上。
界面金融：四十年金融改革開放中，人民幣匯率改革一直是焦點問題，您怎麼看待長期以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
黃益平：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是清楚的——逐步走向靈活的由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
官方語言說匯率政策一般就是三句話，第一是要增加匯率彈性，第二是市場要在匯率決定中發揮更大作用，第三是短期保持匯率穩定。這三句話乍聽起來是有些矛盾的，但實際上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我認為就是要逐步地增加匯率靈活性，保持彈性，目的就是逐步走近市場均衡。但在短期內又不願意接受過大波動，即所謂“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難點在於，過去我們對匯率靈活波動可能導致的後果擔心過多。但凡匯率一波動，就擔心的不得了，然後採取措施干預，導致人民幣匯率彈性不夠，繼而約束了一些其他領域的改革。
比如在金融服務業的改革開放方面，除了剛剛提到的開放應該力度更大一些之外，我的另外一個評價是，單純強調“以開放促改革”是不夠的，還要加上“以改革助開放”。因為金融行業具有特殊性，如果在國內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放開，一不小心，就容易出問題。
一定程度上，金融風險就是投資者信心的問題。2015年“8.11”匯改後，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強，最後導致之前一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措施實際走了回頭路，包括離岸人民幣市場萎縮、跨境資本流動管制重新加強等。這裡面一個明確的教訓就是，在匯率彈性不足的情況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有很多後患的，萬一未來出現無法接受的波動，又會想盡一切辦法去穩定匯率。
界面金融：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出現大幅調貶，央行則以喊話形式迅速穩定了市場信心，是否可以說過往導致人民幣匯率彈性過低的情況已經有所改觀？
黃益平：最近央行大大減少了經常性干預，匯率彈性也較以前有所提高，我覺得央行做得很好。中國仍然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動”就是指基本上讓匯率浮動，但如果接近心理邊界，是需要干預的。目前來看，央行顯示了充分的定力。
匯率彈性完全是心裡的關卡，決策層必須與市場相互試探，投資者的接受度也是慢慢培養的。例如現在沒有干預，央行通過喊話形式穩住了市場信心。過去最糟糕的是沒有波動，害怕波動，越沒有波動，越害怕波動。但是，經歷過上一輪波動，央行穩定市場的能力給投資者提供了信心。央行在穩定市場方面仍然有足夠的彈藥和手段。
界面金融：人民幣匯率改革是否一定要在“好時機”推進？
黃益平：對於“好時機”的判斷並不容易。經濟與政治要同時考慮，很多因素會影響所謂最佳時機的選擇，甚至可以說沒有最佳改革時機。
學界過去一直以來對金融改革的時點上有非常大的爭議。以往的觀點是，要在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比較好的時候開放資本市場。後來發現，此時放開，雖然會出現大量資金流入，推動貨幣升值、資產價格上漲、經濟繁榮，讓開放效果看上去很成功，但也很容易忽視潛在的資金迴流風險。經驗表明，一些國家選擇在“最佳時機”開放，恰恰為下一輪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所以，對於選擇所謂“最佳時機”應該始終保持謹慎。反之，在經濟有壓力的時候開放說不定會收到更好的效果，因為此時會特別關注風險問題，在開放的同時完善監管。所以現在有一種觀點就是要在不好的時候開放，這樣的話才能防範後面大的危機。
說到底，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去做。現在有些人說我們錯過了匯改的最佳時機，我其實不太同意。2017年以來，央行逐漸退出了常態性干預，能不能認為其實改革已經開始了呢？核心問題不是改革何時開始，而是央行不進行常態性干預、讓匯率主要由市場決定的狀態能維持多長時間，這就是改革。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下一輪波動應如何應對。我認為，需要儘量保持定力，但如果匯率變動衝破邊界，進而導致比較大的信心逆轉，央行還是要干預的。同時，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還有可為，波動區間還可以進一步放大，央行非常態性干預和其他一些管理辦法可以更加透明一些。未來應該把人民幣的貿易渠道和投資渠道結合起來看，應當認識到，貶值和升值之間沒有絕對的好壞之說，最終還是要看國內金融體系能否承受匯率的波動。
界面金融：近十年以來，大眾對中國央行的貨幣供應量的政策產生了較大的爭議。最大的質疑來自於貨幣超發。今年以來，央行多次實施定向降準，並提出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您對中國是否存在“貨幣超發”問題如何看待？定向降準對小微企業融資的幫助作用究竟有多大？
黃益平：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相對而言是比較高的。如果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GDP的比例來衡量，中國是全世界第三高的。但僅憑這一指標，不足以對中國存在“貨幣超發”問題下定論。一方面，由於無法明確“最優”是多少，所以對“超發”並不好定義；另一方面，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貨幣供應量不同。
我國貨幣供應量較高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來，我國金融體系主要由銀行主導，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通過存款、貸款和債務的方式體現，變為貨幣供應，這區別於美國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二來，國內存在的剛性兌付、政府隱性擔保機制確實容易引發貨幣超發。所謂政府隱性擔保，就是經濟好的時候多發貨幣支持經濟擴張，經濟不好的時候也要多發貨幣來穩定經濟金融市場，這為貨幣供應提供了內生的加速機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世界各國的財政政策變得相對保守，穩定經濟的職能主要通過貨幣政策實現。這種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不僅是我國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
近期，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央行通過定向降準鼓勵銀行多向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國務院也一再要求金融機構增加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同時降低貸款利率。這一政策意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這不是市場化的做法，同時也讓金融機構很為難，是否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尚不可知。首先，從風險定價角度來看，小微企業本身風險比較高，自然對應融資成本比較高。再者，增加的資金一定能全部進入小微企業嗎？我認為，幫扶小微企業需要想辦法，主要還是應該順應市場。
界面金融：從當前國內宏觀政策方向來看，改革、開放和防風險三者之間應如何權衡？
黃益平：這三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的，最後都是為了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短期內，防風險更為迫切，但這不意味著就要放棄改革和開放。相反，改革和開放還可以幫助降低金融風險。以金融業對外開放為例，雖然一定意義上可能增加市場不穩定性，但與此同時，也可以使得國內資產配置更加多元化，還可以通金融開放促進市場紀律的加強。比如對於地方政府負債，國內評級機構傾向給出高評級，但如果讓國際投資者和國際評級機構進入，是否會讓我們的市場紀律強一些？
在當前階段，之所以說防風險最為重要，就是要更加註意處置風險的風險，也要關注外部經貿衝突對國內金融穩定的衝擊。
防風險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具體來說，首先就是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過去的分業監管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現在的混業經營趨勢，一些交叉業務和新興業務沒有受到有效監管。所以監管框架和監管方式需要改變。第二，我國儲蓄率一直比較高，但後來出現銀行存款短期化趨勢，實際上是錢要活起來。這時出現的問題是，可投資的資金很多，但可投資的資產比較少，最後錢集中到哪裡，哪裡就容易出風險。所以還要繼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同時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能像過去一樣用“大水漫灌”來穩增長、穩金融。此外，還要強調市場紀律，打破政府隱性擔保。
我認為市場波動本身沒有太大問題。就像信用債違約，當然要擔心繫統性風險的問題，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就是要釋放風險點嗎？完全無痛改革是不可能的。這對決策者是一個重大考驗，即如何求得足夠的定力和不引發系統性風險之間的平衡。我個人認為信用債違約是難以引發系統性風險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去槓桿”之下，不要最終把問題集中到了民營企業，實際上民營企業是在經濟當中質量比較好的經濟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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