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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强，曾于2005年至2015年任职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年至今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赴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脱产和全英文方式学习英美法，获香港城市大学普通法硕士学位（LLM），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十余年，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000余件，擅长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研究。
继前两期于2016年底与读者见面后，“蒋强谈禁令”专栏在2017年初继续如约而至。蒋强法官以一系列文章，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诉讼禁令的管辖、听证、鉴定、担保、申请主体、胜诉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公共利益、保全错误之诉等问题逐一分析。知产力现将蒋强法官2017年发表的稿件汇总至此，以飨读者。
（蒋强法官2017年在知产力上推送的文章阅读量、分享量统计）
管辖权异议不能阻止诉讼禁令
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原告申请诉讼禁令（行为保全）后，由于管辖权异议可以中止受诉法院的常规审判权，有些被告会提交管辖权异议以应对。作者认为，受诉法院可以先审理保全问题、后审理管辖问题，也可以同时审理保全问题和管辖问题，但不能先审理管辖问题后审理保全问题。
以听证为原则，不听证为例外
禁令审查应以听证为原则，不听证为例外，本文介绍了禁令审查应组织听证的依据、思路以及例外情况。
停止侵权是诉讼禁令的支撑点，正确认识停止侵权，才能正确处理诉讼禁令。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权利人的诉讼动机比较复杂，停止侵权的后果有时很严重，考虑比例原则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具有合理性。如果判令停止侵权将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导致明显的利益失衡，可以在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的前提下，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
极大的胜诉可能性：“不纠结”原则
诉讼禁令要求的胜诉可能性不是“一般的胜诉可能性”，也不是“较大的胜诉可能性”，而应当是“极大的胜诉可能性”。“极大的胜诉可能性”≠“胜诉必然性”，但“极大的胜诉可能性”≈“胜诉必然性”－“相反证据”。“极大的胜诉可能性”以法官内心“不纠结”为原则，包括事实认定“不纠结”和法律适用“不纠结”。
禁令审查中的“纠结”
关联案件是禁令审查中的常见“纠结”。关联案件可能动摇权利基础、权利归属、侵权认定。关联案件对诉讼禁令的影响要具体分析，要认真分析关联案件的法律关系和基本证据，充分运用法律经验，快速预判申请人在关联案件的胜诉可能性。既要防止因胜诉可能性不足而导致禁令误伤被申请人，又要防止被申请人通过诉讼技巧拖延甚至架空诉讼禁令。
“难以弥补的损害”：基本思路
“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基本审理方法是假设法，基本判断标准是常规审判程序的救济明显失灵。不能以“胜诉可能性”反推“难以弥补的损害”，不能以侵权行为持续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不能认为金钱可以弥补所有损害,也不能认为金钱可以弥补所有财产性损害。司法实践中适用“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主流做法，实际上比较接近“损害后果明显恶化”标准。
司法实践中对“难以弥补的损害”形成了一些惯例和共识。人身权受损、商誉受损、商业秘密受损、重大商机受损、市场份额大幅受损、即发侵权、引发连锁侵权、变相重复侵权等情形，容易认定为“难以弥补的损害”，禁令申请的成功率很高。
禁令审查中的利益衡量，应当采用“大尺度衡量法”：不是对一般利益的衡量，而是对重大利益的衡量；不关注一般幅度或程度的利益失衡，只关注重大的利益失衡；不纠结于一般的公共利益，只纠结于重大的公共利益。要严格审查被申请人提出的公共利益抗辩，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也要适度从紧。要考虑比例原则和切割难度，避免当事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失衡。如果胜诉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并不确定，一般程度或幅度的利益失衡也可能影响禁令。
实务中的担保
担保金额与诉讼标的没有直接关系。担保金额应大于或者等于（最好等于）保全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担保金额应当考虑保全错误的可能性和申请人的承受能力。如果保全错误，担保金可能成为损害赔偿数额的参考。如果保全无误，质疑担保金可能推高侵权赔偿数额。反担保不能当然解除禁令。
保全错误损害赔偿之诉（终篇）
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的错误损害赔偿应当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行为保全错误损害赔偿一般适用无过错责任，申请人在实体审理中败诉即为申请错误。恶意申请不是认定行为保全“申请错误”的必要条件，而是损害赔偿的加重情节。行为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害，一般是停业损失，通常表现为：营业利润、仓储保管费用、违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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