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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短短的三十年，从未有过真正的政治、军事统一。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旧有的封建思想体系趋向崩溃，新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还未普及巩固。思想文化的激荡，最直观的外在体现就是民国大师的辈出。

民国人才辈出、大师荟萃的盛况，正是源自于清王朝终结，封建思想失去了政权的维护，新的政权却还未能实现全面控制，各种思潮因此得以井喷式宣泄。

竹山清溪涧

揭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一直重复着的谎言，驳斥几个错误的观点：

1 民国时期出大师

自己去统计下所谓民国大师的出生年代，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清末出生，大都是清末在西方读的高等教育接受的西式教育，根本和民国的教育没关系！要说也只能证明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和西方科学教育思想碰撞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火花。而且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作为第一批将西方科学文化引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具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其实也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后来人超过他们的，只是作为开拓者人们尊敬他们将其神话誉封其为大师！

2 民国政府和军阀大佬尊重文化人

这些民国大师要么自己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要么师从西方著名大师、科学家，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是所谓“自己人”，政府军阀敢轻易得罪他们，或有真心为国的，何况大部分还要附庸风雅，拉拢他们赢得民心。

3 民国自由风气是大师产生的土壤

第一个原因上面说了政府、社会都尊重他们给了他们良好待遇，其次当时中国正处于思想大冲击、社会混乱时期。而他们所说的大师全都是文化领域上的，基本没科学技术领域的，本来文化大师就是需要这样的思想大变革的环境才会突现出来，那时不就出现很多军事家、思想家、文化家，你看现在和平了几十年全世界有几个敢称思想文化大师的（没脸皮的砖家不算）。

4 解放后没有大师诞生

建国后中国走的是平民化教育、理科化教育，刚开始需要从头再来，说的不好听一群“泥腿子”的子孙没有一点文化根基、文化熏陶，比起民国时期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来说起点差的是十万八千里。加上初期国家重视理科化，的确是没有文化大师诞生的土壤，但新中国就是靠这些理科生建设起来的，没有他们何来今日中国的工业化，何来现在强大的国家。一切都是适应时代的需求，民国需要唤醒国民、启发明智的文化大师，建国后需要发展工业化、发展科技、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大师。只有适应时代的人才有用武之地！何况他们比民国文化大师们做的还好！他们解决了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工业化，他们中不乏科学技术大师！

5 现在的教育方式产生不了大师

中国教育方式的确与西方不同，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它的原因，相信经过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洗礼中国也会注重精英教育和科学素养的培养。中国所处的发展时期不同自然对教育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认知，我相信凭借中国人的智慧在中华复兴的道路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师！

因此纠结于什么民国大师根本毫无意义，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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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大师辈出的年代，公认的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一个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各行各业都出现了顶级大师，对今天仍然有深远影响，如，鲁迅、矛盾、老舍、沈从文等人对文学上的影响；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人对绘画上的影响；章太炎、梁启超、陈演恪、王国维、胡适等人对国学的影响；杨振宇、李政道、钱学森、竺可桢等人对科学的影响，等等。

我曾经也多次思考过个中原因，我觉得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的思想具备了世界眼光，不再局限于狭隘思维，学术非常自由。

学者们不断碰撞思想，从而开启了学术争鸣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者和作品，成就了百家学术争鸣的风貌。争鸣的结果就是大师辈出，人才不断。

其二、大师们在成名之前，都练好了扎实的童子功，对后来学术上帮助很大。

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灭亡的清政府走过来，自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学习，打好了深厚的基本功。再后来，他们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不学习和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学以致用，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养储存，为以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可以说是才高八斗，学贯中西，都具有真才实学。

主要体现为，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清朝前期一个学术流派，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如果打个比喻，就是说他们有金刚钻——具备学术本领，能揽得了瓷器活——学术研究。

其三、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待遇极高，首先能让他们衣食无忧，过上体面生活，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搞研究。

鲁迅从1912年开始，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月可以从教育部领取到350大洋工资，再加上他的稿费和其它收入，月薪超过500大洋，他的收入两、三个月就能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鲁迅之后又去北京大学教文学，做了老师。而当时，一家五口人每月只需要8大洋就足够生活。

当时大学教员工资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像那些比较有名望的教员，每月都有几百大洋收入，即使一般教员，每月也有几十到一百大洋的收入。这些收入足够生活得很体面了，知识分子怎么能没有努力工作，全身心研究学术的动力呢？

其四、政府大力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成立了“中研院”，推崇“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先进的主流研究法。栋梁之才被全部集中到一起搞研究，人多力量大，最终结出丰厚果实。

“中研院”成立于1928年，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把社会上的能人全集中到了一起，是人才的摇篮。

作为民国政府设置的比较有远见卓识的“中研院”，有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其中的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中研院的开拓和创新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这个机构的存在，在学者不断研究中，诞生了不少大师。

鸿鹄迎罡

我曾经在一个社区的小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教育学的书籍，开篇就讲到，1955年之前，中国的教育都是按美国的以人为本的精英教育进行的，之后学苏联的教学模式，每个人都教成同样的一块砖，一样的螺丝钉。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没来及细看就走了，后来再去找，找不到了。

民国时期有很多偏科的人上了名牌大学，成了大师。现在呢？偏科的人连高中都考不上，更别说名牌大学了。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各门学科都学了，看着是综合知识提高了，但是谁还有时间去研究某一门学科呢？到了大学再分专业，就凭大学之后那几年就想成为大师？能把前人的著作读懂就不错了。尤其是高中学的这些知识，和大学的哪几个专业有直接的关系呢？高中学的知识，在生活中能用到的又有哪些呢？高一的数学题还有多少人会做？为了一次考试浪费了最拼搏的三年！（我认为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公平的方式，但是和培养大师无关）

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师，有个共同点，小时候受过传统背书的教育，先不讲背的四书五经对他们的一生有何影响，起码这种教育锻炼了他们的记忆力。胡适说过，他转入新学读书时，他的同学在读小鸡喔喔叫，而他已经能背下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了。现在的孩子，国家对幼儿园规定不许教认字，不许教拼音，不许教加减法！这种所谓的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规定是中国目前教育的最大的弊端！

周总理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应该代表了民国那个时代学者的心声，现在人为何而读书呢？有这么强烈的欲望和使命感吗？那个时代的学者有国学的基础又迫切希望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所以很多都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

民国时期的文人没有和社会脱节，鲁迅写的是阶级性，林语堂梁实秋写的是人性。而现在的文人写的是什么？有这样的深度吗？

民国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改变目前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事情，能从大师们成才的过程中，悟出一些方法和道理，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才是最重要的事！

梦散人痴

民国时期是从1912年到1949年时期，前后历经37年，那时候大师真的数不清。

1、大师云集的时代

有影响的国学大师有黄侃 、刘文典 、赵元任 、刘师培 、吴宓 、钱穆 、王国维 、陈寅恪 、章太炎 、梁启超、季羡林等

有影响的思想大师有马寅初、李叔同 、马一浮 、熊十力 、梁漱溟 、蔡元培 、胡适 、金岳霖、冯友兰 、傅斯年 等。

文学家有辜鸿铭 、梁实秋 、闻一多、张恨水、林语堂 、沈从文 、郁达夫 、徐志摩、郭沫若 、周作人、鲁迅 、张爱玲、矛盾、老舍等等。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

科学家有李政道、钱学森、童第周、李思光、竺可桢、钱三强，邓稼先，杨振宁、华罗庚、苏步青、叶企孙、吴有训、赵九章、詹天佑、侯德榜、魏源、严复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 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辉耀的璀璨时代。

2、为什么那时候大师云集？笔者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新旧更替的时代必定有新旧思想的大交流、大碰撞，在交流和碰撞中，加上新思想和相对民主的氛围，让更多人能够闪耀思想的光辉。

2、那时候对于社会精英的崇尚和对教育的不计成本，让更多的人因才学成名，因才学发家。据史料记载，那时县长月薪20大洋，警察月薪7大洋，而小学校长可以达40大洋，知名教授仅月薪就达400大洋以上。可见那时能够成为大师待遇那是相当的令人羡慕。

3、那时的大师光辉很多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所以更容易让人肃然起敬。大师们或为了传承传统而据理力争，或为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奔走呼号，或为了国家前途命运将笔作为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或漂洋过海放弃安逸甘守清贫报效祖国，或为国家强盛奉献一生在发明创造上。。。

从大师们的身上，你能清晰地看到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也能迎面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在黑暗中喊出的民主和科学，至今仍是我们尚须努力奋斗的命题，他们在穷愁困厄、颠沛流离中坚守的为人品格和为学范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03 现在为何大师几乎绝迹？

这其中的许许多多，因种种原因我们难以企及，更谈不上超越他们。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哲人其萎，风范犹存，他们是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不可逾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永远的大师”！

今天为什么没能有那么多大师？当一个顶级国家科学家倾其一生不如一个戏子一部戏的收入时，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呢？

此方面更全面的阐述，笔者在问答《已经上百年了，为什么清华还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欢迎关注后品读！

文轩阁

我发现一个问题，民国时期虽然出过许多大师，但是都是文科领域的大师，居然没有一个理工科大师。

这个就充分反应出民国的短板。要知道，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工业化程度最有关。

我举一个例子，日本侵华8年，主力的60多万军队，就让中国损失军民3500万人。这个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依然以农业国家为特征的中国的居高临下的碾压。

工业化水平的高低，与这个国家有没有理工科大师有关。美国的火箭技术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先进，因为他们有大师，有冯.卡门等科学大师。

中国虽然有不少大师，但都是文科的大师，比如陈演恪，研究杨贵妃入宫之前是不是处女。文科虽然也很好，但在救亡图存的时候，还是差了一点劲道。

中国虽然也有一些理工科的人才，比如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但束星北的本事其实是被夸大的，如果让他到国际上去和真正的科学大师比一比，他连二三流都达不到。所以，束星北只能在国内称大师，算不得真正的国际科学大师。没有理工科的大师，则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有局限性。所以，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很显著的短板。

怀疑探索者

已经不太喜欢在头条问答里回答了，因为，我体验下来，发现有真实内容的回答不如煽情的回答更能吸引眼球。读者更喜欢读煽情、鸡汤、喷富人、美的阴谋论、中国牛逼之类的文字，对于真正的对真理的思考，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不过这个话题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琢磨并且自认为想通了的问题，忍不住还是来多句嘴。

1、大师诞生的原因是因为乱世出英雄么？

中国历史上，诞生大师的时代主要有三个，春秋战国、宋明、民国。

先说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大师井喷的时代，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鬼谷子、孟子、庄子……他们分布在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这就叫诸子百家。

很多人认为春秋战国出大师，是因为战乱，乱世里没有政治管制，学术自由。个人认为，这也的确是原因之一，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或者是不是内因，而是外因。学过哲学的知道，外因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如果说乱世出大师，那至少两个现象无法解释：

（1）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是乱世，为何没出那么多大师？

（2）宋明不算乱世（虽然宋朝很弱，但内部很和谐，算不上乱世——和春秋战国相比），朱程理学、阳明心学又是如何诞生的？

所以说，诞生大师的根本原因，不是战乱，不是政治封锁。

2、真正的原因

先看中国的第一批大师，老子、孔子等。如果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等，基本是同一时代的人。

• 老　子：约前571年 - 前471年

• 孔　子：前551年 - 前479年

• 鬼谷子：约前400年左右

• 墨　子：约前468年 - 前376年

• 释迦牟尼：约前564 - 前484年

• 苏格拉底：前469年 - 前399年

• 柏拉图：前427年 - 前347年

•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 - 前322年

再看第二批大师，王阳明，和欧美近代革命时期的很多大师也是基本同一时代的。

• 王阳明：1472年 - 1529年

• 卢　梭：1712年 - 1778年

究其原因，是因为，上层建筑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生产关系又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当生产力发生质变的时候，社会生产关系就会跟着变化，然后社会上就会出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情况。例如城堡和马蹄钉的出现，使得统治者可以控制更大的领土，于是国家这个新社会组织诞生了，在新的社会组织下，会出现一批人们无法理解的新社会关系，然后人们就开始思考，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该都感觉到了，最近40年里，70后看不懂80后，80后看不懂90后，现在00后出来了，他们的文化我们就更加不懂了。甚至有人感慨，3年就产生代沟。根本原因，就是最近40年人类生产力发展实在太快了。据统计，人类最近40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总和都要多（科技成果主要集中在欧美日以，中国只是顺便沾光，任何企图把近期经济发展归功于某组织领导有方纯属洗脑的骗辞），导致社会关系、文化等，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变动。这种代沟在100年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时候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没这么快，社会关系变动也就没有这么快。

这种变化就会促使人们思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

思考的人多了，一代一代地，人们思考的东西，逐渐有了答案，那就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这种全新的思想最终会在某一个人身上集大成，于是一代大师诞生了。

所谓时势造英雄，没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大师是诞生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没有大师诞生的原因。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生产力还在量变积累中。对于社会关系，只需要好好学习春秋战国那一批大师的思想就够了，无需根本性创新。

直到宋明，中国的生产力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原因，差不多中国就在宋明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于是社会关系也出现较大的变化，人们才会发现，继续使用孔孟之道无法解释新的事情，于是继续思考，一代一代地，然后才诞生了朱程理学和阳明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是典型的与孔孟完全不同的的全新思想。

再回头看看中外大师的诞生时代，就会发现，中国第一和第二批大师的诞生，比欧洲要早100-300年。要解释这个原因不难，想想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明朝之前，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济统统都是世界第一，比欧洲的生产力要领先100-300年，然后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诞生大师要略早一些了。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主题。

明朝之后，中国因种种原因，没有继续领先地走进资本主义时代，所以接下来就没有大师诞生。但清朝结束后，在孙中山的带领下，我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迅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也就跟着变动，这一变革又催生一批新的思考者，他们又在思考，这该怎么办？然后又诞生了一批思想家，以胡适等为代表。

同时，以前的五经四书、八股文章、唐诗宋词都已经没有用了，新时代需要大量完全不一样的学术体系来支持，例如建筑学、逻辑学、音乐学、美学、人口学、物理学、化学、法学、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

这一批大师，就其数量和研究领域的广度而言，只有春秋战国的那一批可以相提并论，远超宋明的那点突破。这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恰好是发生了两次大变革：

（1）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春秋战国

（2）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民国

而宋明，是本来要向资本主义过渡却没变成功，被草原部落的武力和政治给阻断了，于是大师只诞生了极少的一两个，没有井喷。

是不是很明朗了？

再想想欧美近代的一批大师，以卢梭为代表，他们也正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变革为资本主义社会时诞生的：

卢梭（法国人）于 1778年去世，1792年法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3、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社会关系发生剧变后，一般都有大师诞生。

政治管制的力量的确很大，并且会影响大师的诞生，但它无法完全隔绝大师的诞生，它只能让诞生滞后一段时期，例如蒙古和女真的政权让中国的第二批大师井喷滞后了300年甚至更久，或者让大师诞生在附近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港澳台美等）。

民国时代自由的学术环境，的确为大师诞生创造了肥沃的条件。

但只要生产力发生了质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质变，迟早都会诞生一批新的集大成的哲学思考者——大师。

人类的思考，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4、回复部分讨论

回@石风历史：

乱世最多是土壤，生产力才是种子。你说生命的诞生，种子和土壤，哪个更重要？

民国大师不如春秋大师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深远是不能怪他们的。原因有二：

（1）后者占据了历史优势，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创始人，其他人都是在他们框定的文化范式的范围内活动，就算智商高于他们，也很难取得对历史更深远的影响。举个例子说，对奇虎360的影响力，后来者很难超越周鸿祎，因为你能正常存活的前提就是认同他的领袖地位，一旦你的影响力有挑战他的可能，就会被毙掉（例如傅盛，就被排挤出去了）。所以说，他们的影响力不够深远，并非自己不行，而是他们投胎晚了2500年。要超越开创者的历史影响，必须生产力发生更大的变革，这些原本可以有的（王阳明就是一个），可惜的是，草原部落两次阻断了文明的进程，让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胎死腹中。但欧洲由于国家多，且人口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便利，总是有一个可以生长的土地，所以诞生了可以超越孔子和老子等人的大师，这就是以牛顿、卢梭等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时代科技和思想的开创者。

（2）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社会变革，一是奴隶制向封建制，一是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前者的机会中国人享用了，后者的机会被欧洲人抢走了。之所以前者各国都能有一些人抢到而后者只有欧洲人抢到，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全球沟通更便利，以至于欧洲人直接框定了整个地球（而非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科技范式。这导致中国在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只能占领一些边缘市场。

至于东汉末、南北朝、南宋时期的科技进步，并非乱世出人才，这恰恰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领先世界的结果。我前面说过，明朝之前，中国的生产力一直是全球NO.1，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对科技的需求，然后才会有人提供供给（科技发明）。所以说，这些，也恰恰是证明了我的观点。我没有拿他们来说，是因为不想篇幅太长，所以只捡思想家作为样本说明问题。再说，地动仪、造纸术、印刷术、圆周率等等，是几千年内才积累出来的，怎么比得上民国30年内的井喷？

英杰并非乱世生，乱世只是提供了子宫，但孩子的诞生，根本原因是有了受精卵。

远方de呼唤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民国以后无大师”，虽然这句话不对，但民国多有大师是公认的事实。以前网上有这么一段话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窥一斑而见全豹”可见民国人才之多。

说来也奇怪，民国时期的教育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据调查民国的基础教育惨不忍睹。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究其原因，其一，民国大师多以文科较多，湘西的沈从文，鲁镇的鲁迅先生，更有那“教授之教授”称号的陈寅恪先生，这些大师都是文科大师。他们接受旧式的传统教育，当时私塾教育严格，一心求学者往往国学底子都很深厚，许多古文献都在他们的脑子里。

“西学东渐”以后这些大师又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学术研究方式，也就有了学贯中西的机会，这是时代给这些大师的机遇。

学术自由，民国的教育和行政关系是独立的，搞教育的就是搞教育的，搞行政的就是搞行政的，两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金钱。有一次北大和教育部扯皮，教育部不拨款，北大的答复很简单:教育是国家义务，你凭什么不拨款，教育部乖乖就范。

不拘一格。民国大学选聘教授不只是看学历看出身，更主要的是看你的真才实学，看你的知名度。陈独秀，蔡元培执政时的北大文科长(中文系主任)，秀才出身，没什么学历，但他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蔡想用他，替他编造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出身，安徽某学校校长的简历…鲁迅，这个日本医科中专肆业的学生，照样在多所大学执教;沈从文，著名作家，小学文凭，照样做西南联大教授;钱穆中学学历，照样做教授…单科独进的人才能出人投地。当年钱钟书、闻一多考名校，数学都极差，但照样录取名校，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执教时，录取藏克家只看了他写的几句诗…

岳南曾在他的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封面上用了这样一句副标题：民国之后，再无大师。在喧嚣而浮躁的年代里，让我们一起感念大师们的学术人格、体验他们的泪笑人生。在敬仰感念的同时，也为这种人格风范的绝响而悲鸣！

一树梅花一放翁

首先说，大师是怎么产生的？如果大师的产生有利可图，那么必然会有很多假大师云集，而且因为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资源，借此牟利完全是分分钟的事。但问题是十余年后、数十年后，你所依赖的权力资源已然消失，那么这种所谓假大师的彻底消亡，就是分分钟的事。

至于当下，可以这么说，留给后世的，几乎可以归零。

司马路的历史会客厅

前两年，民国时代被媒体炒得很热，人们怀念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匠，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赵元任、蔡元培，那个时代的确是群因荟萃的时代啊。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的萧红，她活着时饱受贫困、战乱、疾病困扰，可是她也说那是她的黄金时代。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对外还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的生活普遍是动荡的。但是动荡未必是坏事，有句话叫“乱世出英雄”。因为时局乱，英雄们审时度势，可以有所作为。很多民国时的文化大家，算作文化英雄也对。因为一个稳定的秩序没有形成，各家都有发言的机会，各种讨论都在公共舆论中存在，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乱，但是百家争鸣。

不可忽略的是，清政府的统治刚刚结束，当时也是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当时很多现代学科在中国都是空白，很多知识分子在高校里都是建立学科的人。在一大群还处于懵懂状态的国民中，当然是鹤立鸡群了。

我们还会发现，当时接受教育的人口基数也不大。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去国外留学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师们的竞争对手少，很多人都可以在大学找到教职。对比现在博士、教授遍地，高学历人才并不罕见。加上现代学科的细分，一些过于专业的学科，哪怕学者本人享有国际声誉，大众未必知道他。民国杰出的大师，他们的领域多在人文领域，普通人多少知道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对现代人不太有利。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但是现代的学者却有更多诱惑，当然也有一心钻研，不问世事的学者。但是大环境是资本、娱乐抢占了更多社会头条，知识分子再有贡献，他们受到的尊重和关注都不及以前多。

關鍵字: 文化 三十年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