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居正向神宗表示,当今国家要务,在于遵守祖宗的旧制,不必纷纷更改。作为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这是张居正和王安石的不同之处。王安石声称要改革,要创制,因此而大张旗鼓;而张居正只是在祖宗的旧制下动些小手术,虽然不是大气磅礴,但是行之有效,颇有点打“太极拳”的效果。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张扬,天翻地覆的革故鼎新固然伟大,但前进的速度越快,遇到的阻力也越大,新生事物往往因此而夭折。在这方面,张居正显得比王安石要老到、明智许多。政由人出,政治的废弛与混乱在于纪纲的不振。所以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个改革举措便是整饬纪纲。张居正澄清吏治、整肃纪纲的武器是京察和大计。按明制,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叫“京察”,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叫做“大计”。

但在吏治腐败、法令不行的条件下,这些制度不能有效实施。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七月,张居正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官员责令自陈。此次察典,居正着实去除了几个“以言干政”的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他要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顾不得一些小节,但他在官员的进退上仍然很有分寸,“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不轻易去一人。他的用人标准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使有这样的为国之心,但张居正仍不能为一些人所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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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前奏,好戏是考成法。在张居正谨慎持重的政治事业中,考成法可算是他的一件创举。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考成法的主要特点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办法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各衙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作为底本。

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事,注销一事,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由该科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一本送内阁查考,内阁根据账簿登记,对各科的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监控的政治系统,使内阁成为名实相副的政治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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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法推出之后,有人攻击张居正借考成法集权于内阁,揽权自重。张居正的改革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统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措施,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改革就是一纸空文。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而提出“尊主权”,并认为这是关键的一点。张居正以此来提高朝廷和诏令的权威,用考成法集权于内阁,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改革家。他认识到“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新的政治机构,也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他只要各级官员们对自己的事务有个清白的交代,而考成法即是简捷明快、切实可行的考察兑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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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已有了,实施则必须严格。对未按期限完成分内事务的官员,稽查和处罚都极为严厉。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未完成事件273件,渎职官员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因未完成的事务太多而被停俸三月。如此一来,行政效率明显提高了。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责,一批不管事而白吃皇粮的冗官被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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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销了苏松地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一次性裁汰冗官169名。无用的人撤下去之后,有用的人才被提拔上来。张居正大力提倡破除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才德出众者即使屈居下僚,也可以越级提拔。他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作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破格提拔其貌丑陋而又瞎了一只眼的嘉兴小吏黄清为淮安府、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罢官的潘季驯治理黄河。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正当改革推向高潮时,张居正颁令,特许府、州、县学的学生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择优录取贡生,把各地人才搜罗到中央。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他引经据典说:“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然而一些王公大臣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听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这一帮人大谈尧舜、周孔之道,要行所谓的“王政”,他们有时也谈到宋朝周、程、朱、张的主张,张居正便不客气地认为这是“老儒臭腐之余谈”。他不想作一些高深的理论,他只要切实办几件实事。在他看来,只要他们不碍事,大可不必和他们计较,办自己的事要紧。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神宗召见新任首辅张居正

富国强兵二者不可分离。要强兵首先得富国,没有经济实力,谈何强兵?正因如此,张居正将他的考成法和富国有机联系起来。他确定以理财作为考成法的首要标准。国库主要收入是田赋,他把征收税粮情况作为对地方官员考成的主要内容,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额的,一律严惩。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百姓头上搜刮,不敢提出督缴正赋田税的主张,因为隐田瞒税的都是不法权贵,追缴欠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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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赋税为考成主要内容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十分之九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甚至撤职。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而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有:山东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有:山东2名,河南9名。张居正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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