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科的手札君
驚聞哈佛大牛造假10餘年，涉及發表在高水平雜誌上的論文達31篇，這實在是學術界的重磅炸彈，此次造假事件的危害非常之大，同時也提醒我們，質疑權威、學術打假的難度非常之大，而造假者如果是學術權威，一般學者提出質疑，進一步舉報打假肯定困難重重，此次打假成功，也是非常值得關注和反思的事，影響深遠！
據相關資料表明，這位哈佛大牛是前哈佛醫學院教授、再生醫學研究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博士，是心肌再生醫學研究的著名研究者。Anversa博士在2007年入職於哈佛大學醫學院，曾擔任哈佛醫學院佈列根與婦女醫院再生醫學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博士團隊首次公開表示將來自骨髓的c-kit細胞注射到小鼠受損的心肌中會產生新的心肌組織是在2001年發表在《自然》（Nature）雜誌上的論文。
2003年又在《細胞》雜誌（Cell）發文稱，存在成年的心臟幹細胞，它可以實現心肌修復。隨後十幾年間，Piero Anversa博士不斷報道心機幹細胞的相關論文，並且都是發表在影響較大的雜誌上。
據瞭解，在此期間受Piero Anversa博士的影響，有不少科學家認為這是一個前景非常好的研究方向，因為對於心肌梗死的患者來說，如果心肌幹細胞真的存在，那麼就可以通過各種途徑誘導幹細胞分化，變成成熟的心肌細胞，誘導心肌再生，修復受損的心肌細胞，這是一項造福全世界人民的研究，因此世界各國紛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這項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研究。
曾經也有多家實驗室表明無法重複Piero Anversa博士團隊的研究，甚至產生了與其相反或根本無法解釋的試驗結果，但也有人認為試驗結果假陽性和假陰性時有發生，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
但是，現在卻被明明白白地告知，Piero Anversa博士團隊存在學術造假、修改試驗數據的現象，難道那麼多跟風研究的科學家發表出來的結果也是在造假？那麼多博士、研究生因此研究畢業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也是通過該數據得來的？這次學術造假的狂潮，難道就以撤稿31篇、罰款1000萬美元平息？那麼，因此而浪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如何彌補？
在此之前，一直認為國內雜誌發表的文章水平可能存在參差不齊，經過這件事情才知道原來國外亦是存在相同的現象，就算是高水平的雜誌有時也難逃厄運。
因此，作為無論是科研大咖，還是科研菜鳥，我們在閱讀相關文獻資料時，不能盲目崇洋媚外，而是要有分辨的能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藥師方健
闊怕！馬拉松領跑者領錯路，全世界跑偏！
這事情的嚴重性可能業外人士不能切身體會，這就相當於一場和心臟疾病大戰的馬拉松裡，領跑選手跑錯路，全世界都跟著掉坑裡了！最關鍵的是，這個跑錯，是有意為之的！是學術造假！！！
這個造假代價太大了，人類在這個領域17年來所做的一切變得毫無價值，各國眾多科研機構，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全部竹籃打水一場空；指望在這個領域獲取巨大商業價值的，指望藉著幹細胞技術治療的，學業上選了這個方向的……全部，目瞪狗呆！
“大而不能倒”，學術打假就是這麼難！
以這次為例，Piero Anversa是頂級權威啊，泰斗造的假，學術新人想要質疑，光想一想心就虛了，只能質疑自己是不是技術不過關；
而一旦造假的學術成果引起轟動，附和的聲音一多，這就相當於洗腦了，後來者就當作既有成果直接引用了，錯誤的前提導致更多錯誤的結果，越跑越偏；
另外，一座大廈已經建立起來了，要讓大廈傾頹，代價是非常大的。比如經濟領域，一種“大而不能倒”公司，就是因為相關利益方太多太多，而倒不得，虧著也得維持著。學術領域也一樣，那麼多科研機構，立了這麼相關項目，鋪了無窮的資金，要有一些不同意見的聲音發出來，會被碾成泥！事實也是如此，關於心肌幹細胞的質疑聲其實一直沒有斷過，但潮流裹挾之下，螳臂當車！
但假的真不了，哈佛終身教授造的假、17年的南轅北轍，再大的代價也得扳回來。不止損，股票尚能反彈，學術只會“謀財害命”！
不入流的大劉
要揭露學術造假，特別是要揭露供職於哈佛大學的殿堂級專家學術造假有多難？我們看看曾在哈佛大學工作數載、31歲被浙江大學破格評為最年輕教授、博導的國內學者郭磊的親身經歷。
以下為郭磊第一人稱原文：
我先後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7年有餘。分別從1998到2000年, 任哈佛醫學院和Brigham and Women醫院Research fellow。2003到2008年，任哈佛醫學院Instructor，Brigham and Women醫院腎病科Research fellow。哈佛醫學院和Brigham and Women醫院腎病科的科研是相當有名的，歷史上曾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從1999 -2000年，2003-2008年,先後共近7年來一直在此科一大實驗室裡從事多囊腎（PKD）相關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機制研究。在前兩年（1999年-2000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對順利，發了多篇文章。2000年底回國在浙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院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學聘為教授，博導。2003年中，我應哈佛實驗室老闆邀請，再次到哈佛醫學院，繼續PKD方面的研究。
PKD1或PKD2的突變能導致PKD，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嚴重遺傳病。在美國，對這種病的研究很熱門，獲得NIH資助的機會也較大。2002-2003年間，當時在PKD領域的一個重要進展，是發現突變導致PKD 的PKD2基因編碼的Pc2蛋白被定位在細胞的原纖毛上。我剛去的時候，實驗室剛剛發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 2003.2）上。這篇文章主要說，PKD1，PKD2編碼的蛋白質都在細胞纖毛上，起著感覺細胞周圍機械運動（如尿液流動）的作用。而這兩個基因中的任何一個突變了以後呢，其在細胞纖毛的機械感覺作用缺失，以致細胞中的下游信號傳導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號，細胞重新開始生長。這個相對完美的故事當時在生物醫學界引起很大轟動，因為它完美的解釋了PKD基因的突變為什麼會引起多囊腎。
這個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時間眾多科研小組紛紛跟進。在很短的時間（2-3年）內，幾乎所有突變引起多囊腎的蛋白都被發現定位在了細胞的纖毛上，類似的 文章竟達數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Nature，Cell等所謂頂級雜誌的文章。這些小組來自美國甚至世界各地。一時間，PKD蛋白位於細胞纖毛上，多囊腎的病理機制為細胞纖毛感覺功能的缺失，成為了多囊腎領域，細胞生物學領域和神經感覺領域等幾大生物醫學領域的白熱點。這個發現的另一重要意義在於，它對長時間來人體細胞纖毛為無用的進化痕跡細胞器的重大科學共識提供了一個重要反例。所以，這個發現被譽為生物醫學科研的重大突破級發現。
2003年我在剛至哈佛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將科研方向定在了這個被多個小組驗證的重大突破上。
然而，我在這個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難。我的研究表明，PKD蛋白在細胞纖毛上的現象，好像似是而非。剛開始我一直將信將疑，以為是自己技術上的原因，後來又懷疑是試劑上的原因。因為，我覺得，這麼多的不同小組都發現了這種現象，應該可以說這個發現是不可懷疑的。期間我用不同的細胞，質粒，試了各種不同的條件。而實驗結果還是不很確定。實驗室其他博士後也在議論紛紛，對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纖毛上，開始有一些疑問。這一段時期的確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時期。
2005年9月份，實驗室另一博士後因故離開，實驗室主任把那個博士後的課題轉到了我手中。由於他的課題直接和Pc2和纖毛有關，使得我接觸到了他們發表所用的同樣試劑。我用這些試劑一做實驗，很快就得到了讓我大吃一驚的結果。我的結果表明，那篇發表的文章中所觀察到的Pc2在纖毛上的現象，其實是實驗方法和試劑導致的假象。而這種假象是由抗體的非特異性結合造成的。根據我的觀察，Pc2很可能不在細胞的纖毛上。為謹慎起見，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實驗，重複驗證了我觀察到的現象。
實驗室老闆和其他博士後都不能解釋我觀察到的現象。很多同行研究人員私下裡也認為我的發現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們承認我的發現，必然要否定原來已被科學界接受的重大理論突破，甚至在這個方向上已申請到的所有NIH課題都要半途而廢。而且，對他們來說，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們承認我的發現，就要承認先前很多小組發表的論文，在關鍵數據上是造假或犯錯而得的。
這時，我回過頭來重讀這些文章，就發現很多論文中明顯不符科學邏輯的地方和明顯造假的地方。如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2003.2)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Hum Mol Genet. 2003 Oct） 一文。在這兩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樣低級的技術錯誤。就是在用間接免疫熒光技術進行兩種蛋白的共定位實驗中，採用兩個來源於同種動物的一抗。這種低級技術錯誤，不管是作者故意或無意犯下的，應是致命的硬傷。
我的發現揭示，PKD領 域這一重大科學進展，竟可能是這樣一種皇帝新裝式的東西。這種群體造假騙局，嚴重威脅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對社會危害極大。良知和良心驅使我多次頂住實驗室主任的壓力，在實驗室和科系的學術場合報道了我的發現。在科研報告會上我多次闡述我的發現和觀點，並對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學性提出質疑。在很長時間內，哈佛科研同事中無人能從科學邏輯上有效反駁本人的觀點。實驗室老闆對我的發現很不安，也一直讓我重複一些無謂的實驗。後來，我知道她是想讓我知難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們的科主任Dr. Bonventre談及我對這些PKD論文的疑慮。Dr. Bonventre基本上沒有正面回應我。而後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實驗室老闆的暗示性言語威脅。但是，基於基本的科研道德規範，他們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繼續驗證我的發現。
從2003年來，實驗室裡也多人多次想用細胞內表達Pc2-GFP融合蛋白，觀察是否能在細胞纖毛上觀察到熒光蛋白的方法，來驗證PKD蛋白到底是否在細胞纖毛上，以排除抗體非特異性因素的干擾。但是一直沒有成功。這也是我的發現和質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層面認同的原因。2006年4月，耶魯大學一同行科研小組發表了一篇支持Pc2在細胞纖毛上的文章（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文章聲稱於細胞纖毛上觀察到了Pc2-GFP融合蛋白的綠色熒光。我所在實驗室主任向此課題組索要他們所用的質粒。這個索要的過程相當曲折漫長。第一次，他們寄過來裝在eppendorf小管中的小量質粒溶液，我們實驗室不能將其重新轉化克隆為質粒。第二次，我們實驗室又再次索要，他們寄過來一個破裂的eppendorf小管。第三次，我們讓他們將質粒溶液滴在濾紙上寄過來。這次我們重新轉化後得到質粒。經測序分析，應為正確的Pc2-GFP的質粒。但是，我們按照他們發表的詳細步驟，經過多次實驗，不能重現他們的結果。而後和他們聯繫，他們又說可能我們所用的細胞繫有問題。我們實驗室又向他們課題組索要來細胞系以後。我們重新作多次實驗，還是不能重複出他們的結果。
期間，我也聯繫了其它PKD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員，提出了我的質疑。但幾個學術權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學問題。
在這漫長而艱辛的歲月裡，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來驗證此挑戰整個PKD領域的科學發現。 我又採用各種不同試劑，反覆重複實驗，基本排除了技術和方法上的問題。這樣，我相當相信自己的發現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此過程中，我還無意中發現了本實驗室其他博士後其它方面的造假現象和證據。這更驗證了我對這個重大理論是造假而得的懷疑。
在實驗室主任和科主任對這種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本人因其時對哈佛醫學院的科研信譽還相當有信心，遂於07年4月向其主管科研誠信的副院長Margaret Dale當面報告了這種發生在本實驗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現象，希望她能出面調查這一重大群體造假醜聞。
然而，在一個小時的會晤過程中，我從她嘴裡聽出了旁敲側擊的威脅。我堅持我的看法，並提供證據，希望她能展開調查。而且我明確表示，如她決定開始調查，我將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應就此事進行問詢。
在會後二十多天後，我沒有收到任何迴音。我寫email給她，詢問她是否已經決定開始調查我報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email發出幾天後，我就收到了實驗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這是很直接的威脅和打擊。我向本人所在的系裡反映這是對舉報者的打擊報復。希望系裡能改正這種違法行為。
令我大吃一驚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Dr. Handin強詞奪理地說我的檢舉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email之後，因此不是報復。
我對Dr. Handin明目張膽的說謊沒有辦法，只好向哈佛醫學院主管科研誠信的副院長Margaret Dale求救。Margaret回覆我email說，我在4月份與她的見面不是正式的檢舉；所以要我走人不是報復。後乾脆矢口否認了我曾與她會見並舉報學院內科研不端行為的事實。
我對哈佛大學醫學院對我舉報的群體造假一事的處理方式及哈佛醫學院科研誠信副院長Margaret Dale的赤裸裸的謊言和強盜邏輯驚詫不已，並因此經受了長期的心理壓力。
此期間，實驗室主任，以及科主任Dr. Bonbentre多次對我進行言語的威脅。哈佛醫學院又無人真正關心此事。 我走投無路，於2007年11月向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的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報告，說我由於舉報科研造假不端行為受到了哈佛醫學院的組織報復。
哈佛醫學院在ORI的問詢下，只好成立了兩個內部的調查組來調查科研不端和報復二事。我以學院的科研誠信副院長涉嫌說謊威脅和報復舉報者為由，要求ORI成立外部獨立調查組，調查此性質極其惡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
然而，ORI並沒有考慮這一正當的合理合法的要求。這使得內部的調查完全流於形式。而我也在這種完全不公正的內部調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脅和折磨，以至一度相當抑鬱。針對報復案內部調查組在經過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調查之後，下結論說我的工作終止與打擊報復無關，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巧合。
到目前為止，哈佛醫學院針對此嚴重的群體學術造假，據說還在調查之中。也許，哈佛醫學院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的對我舉報的科研造假的調查。哈佛醫學院對此案的調查,很可能像他們處理諾貝爾獎得主Linda Buck課題組一案一樣，不了了之。
此案從我2007年4月份向哈佛醫學院科研誠信院長Margaret舉報開始，到我2007年11月向美國政府機構ORI舉報哈佛學術造假和威脅打擊舉報者，直到現在，我還沒見到哈佛醫學院的此學術造假案的調查組對此學術造假案的任何調查情況說明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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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至今仍然是多個頂尖學科的學術發源地，學術造假之風若不能及時揭露和制止，必將蔓延到全世界，禍害整個人類社會。
生殖科的手札君
學術造假不是中國的專利，我相信在這個現象在全世界普遍都會存在，這是由科研的體制所決定的。
過去的牛頓時代的科學家，大多數是貴族，或者得到貴族的支持和幫助，基本生活有保障，科研完全是憑自己的業餘興趣愛好。沒有指標任務，沒有壓力。有些人花費了畢生精力，可能只有一篇論文，卻能夠對世界科技的進步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如果放到現在，這樣的科學家可能早就失業了，無法再繼續從事研究。
現在的科學家基本都是專職的。科研成果就是飯碗，每年不發表幾篇論文，你不僅沒有辦法繼續在這個位待下去，連填肚子可能都會成問題。而持續產出高水平論文則意味著金錢、榮譽和地位。不僅對科學家本人如此，對於其所在的單位同樣也是如此。
話說砸人飯碗如同殺人父母。你若舉報別人造假，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特別是對於掌握了話語權的大牛來說，其在自己的領域基本可以隻手遮天，所以造假多年也很難被推翻。
這一下子砸的不是一個人的飯碗，而是相關領域一大波科學家的飯碗。我想，這些科學家有也可能早已經發現了不對勁，但是一直保持沉默，因為大家都被綁架到同一輛車上了。
在我們國家，科研工作者大多都是體制內的人員，其收入與職稱、待遇等體制性的政策捆綁得更為緊密，更容易“為五斗米折腰”。要減少和消除學術造假，唯有退出行政干預、還科學家以自由，保證科研工作的獨立性。
通過這次事件，我們更要吸取教訓，好好反思。國內類似的現象有沒有？我們有沒有發現和揭穿它的體制保證？鬧出笑話事小，浪費大量國家的科研經費，耽誤國家的科技發展的進步才是大事。
鄭醫生百嗑
哪怕名校，也難免造假。造假是利益與名望的誘惑，或利益前途的壓力所致，但這僅是外因，根本原因還在於自身，即內因。
不同人造假，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內因是根本！
這種內因，不僅美國人有，中國人，亞洲人都有，因此，造假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被發現造假的只是少數，還有大量未發現的造假！
但是造假者必需知道，一次造假，終生都面臨隨時被揭露的風險！因此，做回自己，不要造假，坦蕩做人做事，這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