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科的手札君
惊闻哈佛大牛造假10余年，涉及发表在高水平杂志上的论文达31篇，这实在是学术界的重磅炸弹，此次造假事件的危害非常之大，同时也提醒我们，质疑权威、学术打假的难度非常之大，而造假者如果是学术权威，一般学者提出质疑，进一步举报打假肯定困难重重，此次打假成功，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事，影响深远！
据相关资料表明，这位哈佛大牛是前哈佛医学院教授、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博士，是心肌再生医学研究的著名研究者。Anversa博士在2007年入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曾担任哈佛医学院布列根与妇女医院再生医学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博士团队首次公开表示将来自骨髓的c-kit细胞注射到小鼠受损的心肌中会产生新的心肌组织是在2001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论文。
2003年又在《细胞》杂志（Cell）发文称，存在成年的心脏干细胞，它可以实现心肌修复。随后十几年间，Piero Anversa博士不断报道心机干细胞的相关论文，并且都是发表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
据了解，在此期间受Piero Anversa博士的影响，有不少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研究方向，因为对于心肌梗死的患者来说，如果心肌干细胞真的存在，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诱导干细胞分化，变成成熟的心肌细胞，诱导心肌再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这是一项造福全世界人民的研究，因此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这项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
曾经也有多家实验室表明无法重复Piero Anversa博士团队的研究，甚至产生了与其相反或根本无法解释的试验结果，但也有人认为试验结果假阳性和假阴性时有发生，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
但是，现在却被明明白白地告知，Piero Anversa博士团队存在学术造假、修改试验数据的现象，难道那么多跟风研究的科学家发表出来的结果也是在造假？那么多博士、研究生因此研究毕业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是通过该数据得来的？这次学术造假的狂潮，难道就以撤稿31篇、罚款1000万美元平息？那么，因此而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如何弥补？
在此之前，一直认为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水平可能存在参差不齐，经过这件事情才知道原来国外亦是存在相同的现象，就算是高水平的杂志有时也难逃厄运。
因此，作为无论是科研大咖，还是科研菜鸟，我们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时，不能盲目崇洋媚外，而是要有分辨的能力，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药师方健
阔怕！马拉松领跑者领错路，全世界跑偏！
这事情的严重性可能业外人士不能切身体会，这就相当于一场和心脏疾病大战的马拉松里，领跑选手跑错路，全世界都跟着掉坑里了！最关键的是，这个跑错，是有意为之的！是学术造假！！！
这个造假代价太大了，人类在这个领域17年来所做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各国众多科研机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竹篮打水一场空；指望在这个领域获取巨大商业价值的，指望借着干细胞技术治疗的，学业上选了这个方向的……全部，目瞪狗呆！
“大而不能倒”，学术打假就是这么难！
以这次为例，Piero Anversa是顶级权威啊，泰斗造的假，学术新人想要质疑，光想一想心就虚了，只能质疑自己是不是技术不过关；
而一旦造假的学术成果引起轰动，附和的声音一多，这就相当于洗脑了，后来者就当作既有成果直接引用了，错误的前提导致更多错误的结果，越跑越偏；
另外，一座大厦已经建立起来了，要让大厦倾颓，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经济领域，一种“大而不能倒”公司，就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太多，而倒不得，亏着也得维持着。学术领域也一样，那么多科研机构，立了这么相关项目，铺了无穷的资金，要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发出来，会被碾成泥！事实也是如此，关于心肌干细胞的质疑声其实一直没有断过，但潮流裹挟之下，螳臂当车！
但假的真不了，哈佛终身教授造的假、17年的南辕北辙，再大的代价也得扳回来。不止损，股票尚能反弹，学术只会“谋财害命”！
不入流的大刘
要揭露学术造假，特别是要揭露供职于哈佛大学的殿堂级专家学术造假有多难？我们看看曾在哈佛大学工作数载、31岁被浙江大学破格评为最年轻教授、博导的国内学者郭磊的亲身经历。
以下为郭磊第一人称原文：
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7年有余。分别从1998到2000年, 任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Research fellow。2003到2008年，任哈佛医学院Instructor，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Research fellow。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的科研是相当有名的，历史上曾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从1999 -2000年，2003-2008年,先后共近7年来一直在此科一大实验室里从事多囊肾（PKD）相关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机制研究。在前两年（1999年-2000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对顺利，发了多篇文章。2000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03年中，我应哈佛实验室老板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继续PKD方面的研究。
PKD1或PKD2的突变能导致PKD，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严重遗传病。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很热门，获得NIH资助的机会也较大。2002-2003年间，当时在PKD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发现突变导致PKD 的PKD2基因编码的Pc2蛋白被定位在细胞的原纤毛上。我刚去的时候，实验室刚刚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 2003.2）上。这篇文章主要说，PKD1，PKD2编码的蛋白质都在细胞纤毛上，起着感觉细胞周围机械运动（如尿液流动）的作用。而这两个基因中的任何一个突变了以后呢，其在细胞纤毛的机械感觉作用缺失，以致细胞中的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号，细胞重新开始生长。这个相对完美的故事当时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完美的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
这个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时间众多科研小组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2-3年）内，几乎所有突变引起多囊肾的蛋白都被发现定位在了细胞的纤毛上，类似的 文章竟达数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Nature，Cell等所谓顶级杂志的文章。这些小组来自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一时间，PKD蛋白位于细胞纤毛上，多囊肾的病理机制为细胞纤毛感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多囊肾领域，细胞生物学领域和神经感觉领域等几大生物医学领域的白热点。这个发现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对长时间来人体细胞纤毛为无用的进化痕迹细胞器的重大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反例。所以，这个发现被誉为生物医学科研的重大突破级发现。
2003年我在刚至哈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科研方向定在了这个被多个小组验证的重大突破上。
然而，我在这个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的研究表明，PKD蛋白在细胞纤毛上的现象，好像似是而非。刚开始我一直将信将疑，以为是自己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又怀疑是试剂上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不同小组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应该可以说这个发现是不可怀疑的。期间我用不同的细胞，质粒，试了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实验结果还是不很确定。实验室其他博士后也在议论纷纷，对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纤毛上，开始有一些疑问。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
2005年9月份，实验室另一博士后因故离开，实验室主任把那个博士后的课题转到了我手中。由于他的课题直接和Pc2和纤毛有关，使得我接触到了他们发表所用的同样试剂。我用这些试剂一做实验，很快就得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结果。我的结果表明，那篇发表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Pc2在纤毛上的现象，其实是实验方法和试剂导致的假象。而这种假象是由抗体的非特异性结合造成的。根据我的观察，Pc2很可能不在细胞的纤毛上。为谨慎起见，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重复验证了我观察到的现象。
实验室老板和其他博士后都不能解释我观察到的现象。很多同行研究人员私下里也认为我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必然要否定原来已被科学界接受的重大理论突破，甚至在这个方向上已申请到的所有NIH课题都要半途而废。而且，对他们来说，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就要承认先前很多小组发表的论文，在关键数据上是造假或犯错而得的。
这时，我回过头来重读这些文章，就发现很多论文中明显不符科学逻辑的地方和明显造假的地方。如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2003.2)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Hum Mol Genet. 2003 Oct） 一文。在这两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样低级的技术错误。就是在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进行两种蛋白的共定位实验中，采用两个来源于同种动物的一抗。这种低级技术错误，不管是作者故意或无意犯下的，应是致命的硬伤。
我的发现揭示，PKD领 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良知和良心驱使我多次顶住实验室主任的压力，在实验室和科系的学术场合报道了我的发现。在科研报告会上我多次阐述我的发现和观点，并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逻辑上有效反驳本人的观点。实验室老板对我的发现很不安，也一直让我重复一些无谓的实验。后来，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们的科主任Dr. Bonventre谈及我对这些PKD论文的疑虑。Dr. Bonventre基本上没有正面回应我。而后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实验室老板的暗示性言语威胁。但是，基于基本的科研道德规范，他们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继续验证我的发现。
从2003年来，实验室里也多人多次想用细胞内表达Pc2-GFP融合蛋白，观察是否能在细胞纤毛上观察到荧光蛋白的方法，来验证PKD蛋白到底是否在细胞纤毛上，以排除抗体非特异性因素的干扰。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也是我的发现和质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层面认同的原因。2006年4月，耶鲁大学一同行科研小组发表了一篇支持Pc2在细胞纤毛上的文章（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文章声称于细胞纤毛上观察到了Pc2-GFP融合蛋白的绿色荧光。我所在实验室主任向此课题组索要他们所用的质粒。这个索要的过程相当曲折漫长。第一次，他们寄过来装在eppendorf小管中的小量质粒溶液，我们实验室不能将其重新转化克隆为质粒。第二次，我们实验室又再次索要，他们寄过来一个破裂的eppendorf小管。第三次，我们让他们将质粒溶液滴在滤纸上寄过来。这次我们重新转化后得到质粒。经测序分析，应为正确的Pc2-GFP的质粒。但是，我们按照他们发表的详细步骤，经过多次实验，不能重现他们的结果。而后和他们联系，他们又说可能我们所用的细胞系有问题。我们实验室又向他们课题组索要来细胞系以后。我们重新作多次实验，还是不能重复出他们的结果。
期间，我也联系了其它PKD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提出了我的质疑。但几个学术权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学问题。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来验证此挑战整个PKD领域的科学发现。 我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反复重复实验，基本排除了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这样，我相当相信自己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本实验室其他博士后其它方面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
在实验室主任和科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本人因其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相当有信心，遂于07年4月向其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这种发生在本实验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丑闻。
然而，在一个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我从她嘴里听出了旁敲侧击的威胁。我坚持我的看法，并提供证据，希望她能展开调查。而且我明确表示，如她决定开始调查，我将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应就此事进行问询。
在会后二十多天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写email给她，询问她是否已经决定开始调查我报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email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这是很直接的威胁和打击。我向本人所在的系里反映这是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希望系里能改正这种违法行为。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Dr. Handin强词夺理地说我的检举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email之后，因此不是报复。
我对Dr. Handin明目张胆的说谎没有办法，只好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求救。Margaret回复我email说，我在4月份与她的见面不是正式的检举；所以要我走人不是报复。后干脆矢口否认了我曾与她会见并举报学院内科研不端行为的事实。
我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对我举报的群体造假一事的处理方式及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副院长Margaret Dale的赤裸裸的谎言和强盗逻辑惊诧不已，并因此经受了长期的心理压力。
此期间，实验室主任，以及科主任Dr. Bonbentre多次对我进行言语的威胁。哈佛医学院又无人真正关心此事。 我走投无路，于2007年11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报告，说我由于举报科研造假不端行为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
哈佛医学院在ORI的问询下，只好成立了两个内部的调查组来调查科研不端和报复二事。我以学院的科研诚信副院长涉嫌说谎威胁和报复举报者为由，要求ORI成立外部独立调查组，调查此性质极其恶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
然而，ORI并没有考虑这一正当的合理合法的要求。这使得内部的调查完全流于形式。而我也在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内部调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折磨，以至一度相当抑郁。针对报复案内部调查组在经过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调查之后，下结论说我的工作终止与打击报复无关，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到目前为止，哈佛医学院针对此严重的群体学术造假，据说还在调查之中。也许，哈佛医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对我举报的科研造假的调查。哈佛医学院对此案的调查,很可能像他们处理诺贝尔奖得主Linda Buck课题组一案一样，不了了之。
此案从我2007年4月份向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院长Margaret举报开始，到我2007年11月向美国政府机构ORI举报哈佛学术造假和威胁打击举报者，直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哈佛医学院的此学术造假案的调查组对此学术造假案的任何调查情况说明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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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多个顶尖学科的学术发源地，学术造假之风若不能及时揭露和制止，必将蔓延到全世界，祸害整个人类社会。
生殖科的手札君
学术造假不是中国的专利，我相信在这个现象在全世界普遍都会存在，这是由科研的体制所决定的。
过去的牛顿时代的科学家，大多数是贵族，或者得到贵族的支持和帮助，基本生活有保障，科研完全是凭自己的业余兴趣爱好。没有指标任务，没有压力。有些人花费了毕生精力，可能只有一篇论文，却能够对世界科技的进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如果放到现在，这样的科学家可能早就失业了，无法再继续从事研究。
现在的科学家基本都是专职的。科研成果就是饭碗，每年不发表几篇论文，你不仅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位待下去，连填肚子可能都会成问题。而持续产出高水平论文则意味着金钱、荣誉和地位。不仅对科学家本人如此，对于其所在的单位同样也是如此。
话说砸人饭碗如同杀人父母。你若举报别人造假，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特别是对于掌握了话语权的大牛来说，其在自己的领域基本可以只手遮天，所以造假多年也很难被推翻。
这一下子砸的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而是相关领域一大波科学家的饭碗。我想，这些科学家有也可能早已经发现了不对劲，但是一直保持沉默，因为大家都被绑架到同一辆车上了。
在我们国家，科研工作者大多都是体制内的人员，其收入与职称、待遇等体制性的政策捆绑得更为紧密，更容易“为五斗米折腰”。要减少和消除学术造假，唯有退出行政干预、还科学家以自由，保证科研工作的独立性。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好好反思。国内类似的现象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发现和揭穿它的体制保证？闹出笑话事小，浪费大量国家的科研经费，耽误国家的科技发展的进步才是大事。
郑医生百嗑
哪怕名校，也难免造假。造假是利益与名望的诱惑，或利益前途的压力所致，但这仅是外因，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即内因。
不同人造假，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内因是根本！
这种内因，不仅美国人有，中国人，亚洲人都有，因此，造假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被发现造假的只是少数，还有大量未发现的造假！
但是造假者必需知道，一次造假，终生都面临随时被揭露的风险！因此，做回自己，不要造假，坦荡做人做事，这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