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閔思嘉
在剛剛結束的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頒獎典禮上，白雪執導、田壯壯監製的《過春天》拿下了費穆榮譽單元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
這個結果，可以說是眾望所歸了。影片在首映那天，口碑就已經刷爆了朋友圈，後來加映了一場早上九點鐘的場次，也幾乎滿座。
頒獎禮
費穆榮譽單元是個專門給華語電影新人設立的獎項，評獎範圍是參賽的處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去年文晏的《嘉年華》、劉健的《大世界》，都代表著華語電影中的新銳力量，平遙國際電影展裡走出的，就是華語電影未來的一種新可能，再加上羅伯託·羅西里尼榮譽單元中趙婷的《騎士》，這個版圖，更是再要拓展一角。
而今年，最大的贏家之一，無疑是《過春天》。
昨天我看到幕味兒公眾號給平遙電影節打了100分，我覺得這不公平。
我想給這部電影和平遙電影節都打120分。
因為它們都超出了我對國內同行正常標準的期待。
這個120分，也是讚美這部影片對於一個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群體的關注——這個群體是時代的產物，是一種文化現象，囊括了關於代際、身份認同、家國故土等諸多複雜層面的問題。
而在這樣一個如此複雜的、堪稱社會學文本的語境之上，《過春天》非常難得地借用了青春片的外殼，把這個本來就是在講時代變化的故事，拍出了動感，一如它片名上的「過春天」。
在這之外，這個120分，同樣也是給到平遙國際電影展的，除了東西比較難吃以外（當然這不是影展的問題，而是旅遊景區存在的通行問題），平遙的觀影體驗，遠超北影節和上影節這國內兩大電影節，它擁有集中而獨立的電影宮、六塊銀幕，放映質量和觀影體驗都非常好，在「小城之春」廳重看李滄東的《燃燒》就有非常明顯的感受，它真正還原了《燃燒》在影像上的系統魅力，和在電腦屏幕上看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在這之外，影廳的集中、配套設施完善，使得在平遙看電影通勤上花費的時間為零，所以你在這裡，一天最多甚至可以看完六七部影片。而這在北影節或上影節，都是幾乎不可能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它是國內最接近戛納這樣的歐洲電影節模式的影展。
不過，相比之下，平遙國際電影展給人的感覺，更像是特柳賴德電影節，都在小城，又是景點，重要的是，氛圍更注重開放自然，你在電影宮裡晃晃就能隨時遇到演員和導演，直接和創作者的交流也更多。馬克·穆勒也曾經說過，想把平遙國際電影展做成中國的特柳賴德電影節。
平遙電影宮
回到電影上，《過春天》的複雜社會意義，來自其主角佩佩的雙重身份，每一重都是港深地域、文化乃至政治特性所帶來的遺留產物，一重是跨境學童，學在香港，睡在深圳；一重是水客，偷帶水貨iPhone，行色匆匆走過海關。
「過春天」這個詞，放到水客身上的意思，是他們在走私時所使用的行話，意味成功過海關；而放到拿著香港身份證，剛好16歲的跨境學童佩佩身上，又是從少女邁向成年，跨越到一個新季節的意味。
每天過境上學的佩佩
像佩佩這樣拿著香港身份證，在香港上學，住在深圳，每天需要過境上學的兒童還有很多，據統計，2017年春天，每天往返港深兩地跨境就讀的學童已經突破三萬人。他們中有很多，是父母均非香港人，赴港生子拿下香港身份證的「雙非」兒童。這樣的身份，或許相對而言還會有稍強的內地歸屬和認同性。
但和他們相比，佩佩的「單非」身份恐怕還要複雜些。她的父親是香港的一名保安，母親則居住深圳，職業曖昧，終日沉迷麻將。每天往返兩地的佩佩，不僅夾在地域的狹縫之間，也夾在家庭的夾縫之間：在香港，她度過自己的學校時光，有朋友，卻很難稱得上有家；在深圳，她有個象徵但殘破的家庭，卻沒有朋友。
原本在青年人身上共聚的這兩塊最為重要的、構成生活的兩大版圖，因為「跨境學童」的身份而變得分裂，也是佩佩及其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群體，身份認同混淆的來源。
佩佩和好友Jo
影片也在影像上，用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來展示了這種分裂和港深兩地差異化的空間。在香港的部分，多使用了手持鏡頭，隨著人物的視點而晃動，剪輯密集，有很強烈的呼吸感，也與香港本身緊湊、擁擠、逼仄的城市空間渾然天成。當佩佩回到深圳的時候，鏡頭和景框都變得固定，鏡頭也更長。
而每一次佩佩進入到一個新階段，比如進入到水客行業，又或者是在這個行業裡走得更深一步的時候，影片都會採用定幀的方式，配以節奏感極強的電子樂，來將這種新階段的感官刺激，放大到最強。
導演白雪在映後的對談裡講到，自己為這個故事堅持了十年之久，往返港深兩地無數次寫下了數萬字的筆記，有時候她都快要堅持不下去了，甚至去找人算命，對方跟她說，你再堅持一下下吧。聽到這段話的時候，真的覺得無比動容。
如今讓這部影片和我們見面的白雪，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穿越」，捧起獎盃的那一刻，跟片中佩佩經歷階段變化的定幀時刻何其相似，不過，也只有那麼一剎那，現在，白雪已經進入了下一個新的階段。
佩佩和好友Jo
影片對於港深兩地兩種完全不同質感的影像風格，正好是從佩佩的視角出發構建的，那就是她眼中的香港與深圳。
一個充滿誘惑、刺激、青春的冒險和試探邊界的快感；一個雖然安全穩定，卻充滿成人世界的無聊和平庸之惡。
佩佩和阿豪
電影的英文名Crossing，顯然具有著多重指向，它是佩佩過海關、過邊境的穿越，也是走私行為、青春期跨入成年、從守法到違法的穿越，它同時在物理意義、生理意義和精神意義上得到疊加的強調，而文化身份上的穿越，則是其中最為沉重的一環。片中佩佩和阿豪那場曖昧的在身上捆手機的戲碼，是唯一沒有穿越邊界的、青春期慾望的試探。
佩佩是擁有著跨文化身份的群體。她未曾在香港真的落地與生根，這也是為何在香港的場景中，從她視點出發的鏡頭，都更像一個觀察者的原因，她是局外人。
但她毫無疑問也在努力地試圖融入香港的文化圈。她對香港的體認，其實基本只停留在學校的領域內，對港人真正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文化氛圍、社會狀態的瞭解，幾乎是處於一種真空的狀態，所以她才會為好朋友Jo日本之行的邀約而拼命掙錢，並因此機緣巧合，通過Jo的男友阿豪，接觸到水客的工作。
可以說，水客這個行業，更多是為佩佩提供了一個在學校之外，真正認識到香港社會和成人世界的途徑。在花姐和阿豪所在的那個走私iPhone的狹小基地裡，就是她切實觸摸到香港規則的空間。
水客老大花姐和佩佩
由此，一直穿梭在雙城之間，無處落腳的佩佩，也終於在這個法律邊緣之地，得到了一個小小的、暫時的、搖搖欲墜的落腳點。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與深圳被道格·桑德斯稱為「落腳城市」的觀察對應起來了，與香港隔著后海灣相望的深圳，是一個讓移民工人難以落腳的城市；與之相對，拿著香港身份證卻難以融入香港社會的跨境學童一代，同樣無法在香港和深圳之中的任何一處落腳。
在赴港生子的政策已經被叫停的現在，「雙非」學童已經成為獨有的歷史造就的一代，「單非」學童的群體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
「動感號」的開通，讓香港到深圳二十六公里的距離，短到只有十四分鐘，這條路，有起點，亦有終點。
但對於這一批被歷史造就的年輕人而言，他們的起點被架空在一個特殊的時代現象裡，終點，卻不知要到何處去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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