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國大陸，又升起了兩顆以作家身份研究《紅樓夢》的新星——王蒙和劉心武。199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蒙的紅學專著《紅樓啟示錄》，15萬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寫成的。當時作者住在醫院中。成書之前，單篇文章曾披載於報刊，讀者爭相傳閱，有洛陽紙貴之勢。作家宗璞為《紅樓啟示錄》作序，稱讀王蒙的紅學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薰風之感”。她說這“的確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這一領域，而是因文章確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寫出，讀者沒有想到，或可說雪芹也沒意識到的”。讀過王著的人，會認可這一評價，不會認為是作家之間的調侃溢美之詞。《紅樓啟示錄》第一版印行一萬冊，不久再版、三版，現在已經印行五六萬冊了。劉心武對《紅樓夢》中的人物有別出新裁的理解，他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話說趙姨娘》一文，頗有可讀性。後來還作起了紅學考證，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發表於《紅樓夢學刊》，周汝昌撰文呼應，一時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反響。
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表明，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變端有一定的關係。何時《紅樓夢》研究變得熱門，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了一首詩：“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蒐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詩後有小注寫道：“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參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二冊，第40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這說明《紅樓夢》研究有自己的現實的關注點。 1921年，胡適之、俞平伯、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俞在給顧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參見俞平伯《紅樓夢辨》顧序第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劇談紅樓”的雅興，使他們躲開了不忍觀的現實的關注點。今天的《紅樓夢》研究和社會變端是否仍然存在什麼關係，我不敢斷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凡是紅樓走紅、全社會大談紅樓，紅運上升、紅潮洶湧的時候，似乎並不是什麼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此時卻未必甚佳。紅運和國運似乎不容易兩全，百年紅學，大故迭起，波詭雲譎，爭吵不休，是學者們打架打得最多的領域。多年來，紅學論爭和紅學公案之多，已成為紅學的學科特點。我曾舉出十七次論爭、九樁公案，還不免掛一漏萬。因此我說紅學是一個“擁擠的世界”。而且紅學論爭格外牽動人們的感情。清末資料記載的因對寶釵、黛玉的評價不同而“幾揮老拳”的傳統看來是承繼下來了。一些客串紅學的學者，問題還不大。以紅學為本業的人，爭論起來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紅學論爭絕不以地域為限，哪裡有中國人，哪裡讀《紅樓夢》，哪裡就有論爭。大陸固不必說，臺灣、香港以及北美的論爭，即使沒有更勝一籌，也絕不相形見絀。
如此激烈的紅學論爭，使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擔心一旦陷進去，無以自拔。余英時先生就說過，《紅樓夢》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李田意先生也說，斬不斷，理還亂，是紅學。詩人邵燕祥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怕談紅樓》。我本人也幾次聲明，從此洗手不幹了。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決計不輕易發表有關《紅樓夢》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離紅學。沒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寶島，參加的又是《紅樓夢》的會議。這隻有用“在劫難逃”四個字來形容了。
近百年來的紅學，所以為人們所關注，保持著學科的生命力，與不斷有新材料的發現有很大關係。胡適起而與索隱派紅學論戰，憑藉的就是新發現的《紅樓夢》早期抄本，一個是甲戌本，一個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硯齋、畸笏叟的許多批語，透露了一些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況。隨後又有大量清宮檔案出世，對曹雪芹的家世和親戚的情況瞭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發現。對一門學科來說，新材料的發現，是這門學科設立的先期條件。王國維氏嘗言：“古來新學問起，都由於新發見。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靜安文集續編》第65頁，載《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陳寅恪也強調：“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予於此潮流者，謂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問喻者也。”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紅樓夢》背景材料的一再發現，為紅學研究開拓了新的區域。所以有脂學出焉，有曹學出焉。事實上，後來的紅學研究，已擴大到整個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超學科的特點。因此現代學術史中的紅學一目，才有那樣強的生命力，那樣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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