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是香草的澤國，觸目絢爛，香風馥郁。最近我在給學生講屈原的《湘夫人》，又可以在《楚辭》裡深呼吸了。之前在林庚的《說木葉》裡已經輕輕呼吸了，木葉帶來了疏朗的清秋的氣息，一個迢遠而情深的湘夫人，就這麼向我們走來了。
所以今天當我們再次讀起“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時候，我們便深深掉進了疏朗與綿密交織的意境裡。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裡的這一句也很動人，讓我們看到了湘君對湘夫人的愛是那麼真純而美好。沅水邊有白芷，澧水邊有幽蘭，我的心裡有你，愛也是那麼自然，那麼必然。沅水與香草互為生命，互為風景，湘夫人就是生在湘君心裡的香草。白芷、幽蘭都是香草，她就是他生命裡永恆的幽香。
讀著這一句，你感覺到湘夫人是芬芳的，湘君的愛也是芬芳的，讀者的心也芬芳起來了。我們不禁聯想起那句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如果把前一句僅僅看成是起興，那就太可惜了。山上自有樹木，樹上自有枝葉，跟《湘夫人》裡的那句一樣，都歌出了對對方的愛是天然生成，不斷生長的，而且還有著割不斷的關聯，除非山無陵了，水斷流了。這兩句不同的是，《湘夫人》中的詩句比越人歌多了芬芳，這是湘君對戀愛後生命的感覺，愛讓生命美好了，昇華了，為此我們都深深喜愛上了湘君。
再看看湘君為迎接湘夫人的到來而築的宮室。這宮室是築在水中的，當然，因為他們都是湘水的神靈。宮室用荷葉覆蓋屋頂，稱之為“荷屋”，荷屋用桂木、蘭木做屋椽，用辛夷（花木名）做門楣，用芳椒子和泥粉飾廳堂，用香蓀、石蘭等裝飾牆壁，再在荷屋頂覆蓋上白芷，纏繞起杜衡，這愛的宮室才算初步建成。
屋裡的裝飾更是細心暖心：編織薜荔做成帷幔，剖開蕙草織成帳頂，用白玉做鎮席的東西。接下來用紫貝鋪設庭院，再薈萃百種香草植滿院落。一切都是親力親為，每一個細節都不會疏忽，這是怎樣的湘君啊！我們被紫貝的選擇震住了，被剖開蕙草的細節感動了，這是一個何其會愛的男神！
他是深情的，是體貼的，是浪漫的，一個男人的愛的表達在湘君這裡被髮揮到了極致。縱觀幾千年的人世，有幾個男人會如此表達深愛？用金屋表達，用朱玉表達，用歡愛表達，相比之下大都是物質的表達，是缺乏精神芬芳的表達。所以金屋的表達，讀者沒有感動，而荷屋的表達，擊中了我們柔軟的靶心。
這樣的表達，我們感到的不僅是深愛，還有尊重。因為尊重，所以貼心。他築的宮室，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合乎他的審美趣味，但一定是合乎她的審美趣味，他全以她的眼光和心性，在陳設著愛巢。所以我們不要誤解他的女性化情趣——“美要眇兮宜修”，實在是因為他在以她的眼光審美。尊重你，才會在意你的感受。愛是神聖的，在湘君這裡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有人是愛的，但未必是尊重的，所以常常愛得很主觀，很自我，甚至很霸道。我給你最好的，他可能以自己的價值判斷，而未必用你的價值衡量。愛你，又傷害你。你說他不懂愛也可以，但更準確地說是不懂尊重。尊重女性，是幾千年男尊女卑的中國古代最缺的風氣。
不知何因，湘君的愛巢，未能等到湘夫人來棲。湘君是惆悵哀婉的，但他沒有絲毫的怨怒，他將自己的衣衫丟到澧水邊，他要告訴她，他曾在這裡等候過。他繼續來到汀洲上採摘杜若，他要將它送給遠方的她，他告訴自己與佳人約會的機會，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他將自己的心情調向逍遙，調向從容自在，其實是在用一種積極主動的方法來自我寬慰。
湘君，是真正的君子。與佳人約而不見，惱羞成怒的，大有人在，更何況還做了精心的陳設。而湘君不失君子之風，他是痴情的，可又能將自己的失落悵惘調控在“從容”的尺度上。這才是真正的男神。
我們每個人都要好好讀讀《楚辭》，讀讀《湘夫人》，沐浴香草的芬芳，學學愛的細心、愛的浪漫、愛的尊重。“合百草兮實庭”，讓香草也充滿我們的心，芬芳我們的靈魂。原來我們曾有一個殿堂是芳潔的，原來我們愛的信物可以那麼純美。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慾遺誰？所思在遠道。”誰能說這不是在《楚辭》的香風吹拂下的詩作呢？歷代我們都在承續著芳潔的傳統，只是這種承續越來越弱。
一直到曹雪芹在紙上建了一座大觀園，《楚辭》的香風才再度充滿一個庭院，充滿文學的殿堂。大觀園裡是真正的“香草美人”，楚辭以後，沒有哪一部作品如此芬芳，如此“驚採絕豔”。作為省親別墅，栽植自然是少不了的，未必跟《楚辭》的香草有什麼關聯，但又確實有關聯。咱們不說那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藥圃、薔薇院、芭蕉塢，單說蘅蕪苑裡，就種了很多《離騷》中的香草，像杜若、蘅蕪、茝蘭、清葛、青芷、薜荔、藤蘿等，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曹公在寫的時候，還借寶玉之口特意強調是《離騷》中的香草，一種高潔的隱喻，被賦予了芳園。
對待女孩兒，寶玉有湘君的細心與深情。他對女兒們存了一萬個細心，關心她們的飲食起居、心情冷暖。尤其是對黛玉，知她冬天怕冷，就讓她靠板壁坐，還拿個靠背給她墊著；怕她生氣，丫頭們想不到的，他都替丫頭們想到了；知她喜潔，所以不讓她看自己燙傷的臉；知她喜歡“留得枯荷聽雨聲”的詩句，便不叫人拔那枯荷。他的呵護由生活層面到心靈層面，更是深入到對女兒們身世命運的同情。
寶玉對女孩兒的關心，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憐香惜玉，他是將她們真真正正看作一個“人”，而且是勝過自己的人去關愛。他設身處地地感受著她們的感受，憂慮著她們的憂慮。他從不以尊卑論人，丫鬟在他眼中，也都是他愛護尊重的姐妹。
楚辭之後，哪一個人物最像屈原，是曹雪芹；哪一個文學人物最像湘君，是賈寶玉。
如果說寶玉是湘君似的人物，那麼誰是湘夫人似的人物呢？自然是黛玉。我們知道黛玉住的地方就是瀟湘館，瀟湘館裡遍植的是湘妃竹，而黛玉吟詩時的別號就是“瀟湘妃子”，瀟湘妃子，就是湘夫人。湘君對湘夫人思而不見，怡紅公子對瀟湘妃子也是愛而不得。絳珠仙草（黛玉前生）來到人間就是要將一生的眼淚還他（神瑛侍者，寶玉的前生），而湘夫人的前生娥皇、女英（舜的兩個妃子），為了找舜帝，一路南尋，淚灑湘竹，最終淚盡而逝，也是將一生的眼淚還給了他（舜帝，湘君的前生）。
似乎可以說《紅樓夢》就是一部《楚辭》，都是“芳菲菲兮滿堂”，都是驚採絕豔，絢麗璀璨，弘博麗雅，而最重要的，它們都是“女性文化”。
劉再覆在一篇論文化的文章裡說：“中國原形文化系統中，早期又有一個女性文化的原形。女性在原形中具有創世的地位，既補天又造人的創世者女媧就是女性，這是中國文化原形的象徵。”《紅樓夢》就是以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開篇的，那塊通靈寶玉就是女媧補天時遺落的一塊石頭，這麼看來寶玉為女性代言也就順理成章了。
劉再復還說：“戰國時期老子《道德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牝常以靜勝牡”的“雌性優勝”理念，反映出其哲學精神指向是重“水”性、柔性和雌性。這都為女性能站立於大地而奠定了哲學基礎。”而《楚辭》和紅樓都是有著如水的性情。且不說湘夫人是湘水女神，楚辭裡的香草美人、要眇宜修、百畝芝蘭、芰荷芙蓉、繽紛繁飾、芳澤衣裳等等，都是十足的女性味，就連抒情主人公也常常是“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大觀園裡不僅女孩子多，而且大都才情高卓，不讓鬚眉。在寶玉眼裡，女孩子是水做的骨肉，他見了就清爽。
如果說先秦時期在北中國節節勝利的理性精神是男性文化，那麼在南中國以屈原為代表的絢麗深情的浪漫主義就很有女性的特質，這種美按李澤厚的說法叫“美在深情”。情與理，就像長江與黃河，是分別流經南北大地上的兩條文化之河，只是“理”的河流漸漸流域變大了，直至流向了南方。
李澤厚說：“兩千年來，能夠在藝術水平上與《離騷》相比配的，只有《紅樓夢》。”而我覺得它們不只是藝術水平上的比配，更有文化精神上的相承和氣質上的相近。
美在深情。曹公哭成此書，可見是一個至情之人。賈寶玉也是一片痴心為女兒。“滿紙荒唐言”，又何嘗不是指寶玉的那些瘋瘋癲癲之語，也包括他讚美女兒的那些話；“一把辛酸淚”，又何嘗不是寶玉為黛玉和女兒們流的那些淚呢？“都雲作者痴”，荒唐言、辛酸淚，都是因為痴，寶玉的情感特徵就是痴，他是“痴寶玉”，痴就是深情；“誰解其中味？”是啊，寶玉在眾人眼裡，要麼是混世魔王，要麼就是隻知在內幃廝混的一個情種，誰又真正懂他的痴，就連大觀園的女兒們，也不見得都能解，她們不也經常誤解寶玉嗎？
這正是曹公擔心人們不解的地方，他是以小說的形式在表達《楚辭》的深情，在推崇老子的“貴雌”的精神，直白地說就是要尊重女性。女媧在隻身補天，由女媧的一塊石頭幻化成形的寶玉，為了他心愛的諸女子也在隻身挑戰著一個龐大的家族。曹公試圖借自己的筆來補天，男尊女卑，兩個不一樣高的柱子，已經使天傾地陷，可是他知道自己無力補天，所以才以小說家言，才讓那塊無才補天的頑石幻形入世，只是為了演繹一番那個在《楚辭》裡，在湘水邊做過的一個夢。女媧的神話決不是一處虛筆。
遺憾的是《紅樓夢》對女性的讚美與尊重的思想，被人們的索引和探尋其他文化的努力遮蔽了。人們只知道有一個男孩子愛護著一群女孩子，只知道這是一個愛情悲劇，只知道反映的是一個封建大家族衰敗的主題。至於寫的那些女孩子，在常人眼裡她們只是小姐或丫鬟，沒什麼人會將其跟“香草美人”的寄寓聯繫在一起。
兩千年後，如果湘夫人遇到了這部《紅樓夢》，我想她會懂的。因為在寶玉身上她會看到自己愛人的影子，來到瀟湘館，也就彷彿來到了自己的家，只是對著那些竹子，她會想起那些傷心的往事。當人們笑寶玉對女孩子的用心，笑他似傻如狂時，她讀到的是平等與尊重。
上善若水。如果古代中國的人倫思想，能多一些南方《離騷》的色彩，多一些《老子》的精神，或許女性的命運就沒那麼悲摧了，兩性關係也就不再是男尊女卑的不對等關係，而真的像太極圖中的一陰一陽，是宇宙中對等的兩儀。
作者簡介：仇媛媛，網名飛絮飄影，安徽壽州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第二屆全國“十佳教師作家”，獲“淠河文學獎”（散文），“中華杯”全國文學大賽一等獎（散文）。
創作散文、小說、詩歌200餘萬字，已出版散文集《飛絮飄影》《大觀園群芳譜》《走在文化邊上》。《飛絮飄影》曾兩度作為作家出版社精品圖書在《文藝報》（2010年1-3月份）上推介。《走在文化邊上》榮獲“文學創作圖書專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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