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節過後，12歲的我，從商縣黑山雙廟村老家，來到臨潼縣（今臨潼區）任留鄉三王村伯父家讀書，在伯父家生活了7年，直到1960年我從雨金中學初中畢業參軍入伍。在這7年中，只要過渭河，就得坐任留鄉南屯村的擺渡船，因而它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在當時，從臨潼縣渭河南的新豐鎮到渭河北的雨金鎮的南屯村，渭河兩岸沒有任何橋，人們要想過渭河，就得乘坐南屯村人的擺渡船（新豐鎮那邊沒有擺渡船）。當時共有兩條大木船，幾個船工，當地人稱他們為“船娃娃”。他們在渭河靠南屯村一側的渭河灘上，搭了個茅庵子，平日就住在茅庵內，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人想過渭河，他們便撐起擺渡船，渡人們過渭河。
在擺渡時，船頭站著一個掌舵的船工，船工手持船槳，指揮著船的走向，船後兩邊各站著一個船工，各人手持船槳，船頭的舵手讓把船尾往哪裡擺，他們就將船尾往哪兒擺。
船工們在划船時，為了能準確地到達對岸的船碼頭，必須先全力以赴地將船斜著方向，向上遊劃，但因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划起來相當吃力。一直劃到渭河中間時，才改變船的行駛方向，讓船頭斜著方向，向渭河對岸的船碼頭駛去，這時船就很輕鬆地劃到渭河對岸的船碼頭了。如果是直著划向渭河對岸船碼頭，那不管你使多大的勁，由於河水的衝擊力，肯定都會使船劃到渭河對岸船碼頭的下游去，遠離了船碼頭。由此看來，如何劃擺渡船，這裡邊還有許多的學問。因為當時還沒有風速測試器、水流測試器之類的高科技，每次船斜著方向向上劃多遠，才能準確地到達對岸船碼頭，船工們自己只能憑眼力、憑經驗去判斷，所以才有了“行船靠的老艄公”之讚語。
作為船工，最怕的是渭河漲水。因為一旦漲水，固定的碼頭就會被洪水淹沒，船也就無法靠碼頭，只能是哪兒方便停船，就在哪兒停靠。這下可苦了那些乘船人，人人都得卷著褲筒，從船不能靠近的水淺處，向停靠在水深處的船上趟水上船。這對於男人還好說，對於女人、尤其是沒結婚的姑娘娃，就得難為她們了。因為當時不像現在，姑娘娃的褲筒越短越美，當時即便是將自己的褲筒捲到膝蓋都會害羞，況且在那洶湧澎湃的泥水裡一行走，早被嚇得腿發軟、頭髮暈，只好讓那些“船娃娃”將自己背上船。揹人的價錢並不算貴，背一次也是一角錢，與船票每人乘坐一次一角錢一樣，但令她們感到難堪的是，那些背女人的“船娃娃”們，居然都是光著膀子，而且他們還“兇狠”地說:“你不願意讓我背，等天黑了，你就在野河灘等著喂狼去！”（當時渭河灘上不但有狼，而且一群一群的）。為了渡河，這些女娃娃們，也只能赤著臉，閉著眼，讓這些“船娃娃”揹著上船了。
在我的記憶中，最危險的一次是渡渭河搶收麥子。1957年夏季，我在南屯小學上六年級，有天學校領導帶著我們六年級的兩個班，坐船到渭河南岸河灘地，為南屯生產隊搶收麥子。麥子搶收到下午3點左右時，一位船工突然來喊我們快點上船，說渭河已經開始漲水了，再過一會兒，恐怕就過不了河了。我們聽後，在學校領導的帶領下，火速趕到河岸，爬上船。此時，河面由於渭河水快速上漲，比早上來時寬了許多，混濁的水面上，漂浮著各種雜物，有木頭、動物屍體還有帶根的大樹，浪也很大，木船不停地在水中擺動著。更可怕的是，當船行到河中心時，一棵帶根的大樹，掛在了木船一側，幾個船工費了好大工夫，才將大樹與船體分離。直到船靠岸了，船工們才鬆了一口氣。他們一邊擦著汗，一邊對我們說，今天好危險啊！若是那棵大樹鑽到船底下，使船下邊的雜物越掛越多，弄不好就會翻船的。前幾年就翻過船，就是因大樹鑽到船底下，最終把船給掀翻了，聽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如今幾十年過去，昔日的木船、昔日的船工，早已遠逝。一橋飛架在渭河南北，使天塹變通途，坐車只須幾分鐘，就已經跨過了昔日得花幾個小時渡過的渭河了……
(原載2018年10月14日西安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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