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貴族特別是宮廷，對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較少使用
要說明這個問題，先來看看元廷的喜好。
對於遊牧民族來說，為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偏好輕巧易攜帶的物品。在蒙古人觀念中，黃金是尊貴的，能象徵權威和財富。在蒙古帝國的早期，掠奪成為蒙古人財富累積最主要的來源，從東亞和中亞那些被侵略或佔領地區掠奪、徵收當地的珍貴物品。如1258年攻下阿巴斯(Abbasid)王朝的首都巴格達後，蒙古大軍和他們的盟友喬治亞軍隊：“淹沒在金、銀、寶石、珍珠、織品和珍貴的服飾、金銀器皿堆中，因為他們只拿這兩種貴重金屬、寶石、珍珠、織品和服飾”【見 Thomas Allsen, Com modities and Exchange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
《飲膳正要》（一本專為蒙元宮廷養生保健所撰寫的書籍）的序言中提到，世祖忽必烈的宮廷中“御膳必須精製，所職何人，所用何物。進酒之時，必用沈香木、沙金、水晶等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由此可推測，王公貴族接觸上手的宮廷飲食器皿，主要是由沈香木、黃金和水晶等貴重材質製作；陶瓷器則多作為儲藏器，用於廚房和倉庫中，大多隻經僕人之手。
事實上，非常多的文獻資料都顯示，蒙古人非常喜好金銀和寶石，在建立帝國後更甚之。根據韓儒林的《元代漠北酒局和大都酒海》、《元代詐馬宴新探》記載，蒙古人愛好飲酒，在酒宴時常使用豪華巨大的容器來儲藏美酒，這些容器的製作材料多為金銀器。當蒙古大汗邀請各軍首將舉行大型皇家宴會——“詐馬宴”時，閃閃發亮的金銀飲食器皿，和與會將領身上燦爛奪目的織金錦緞一樣，都是用來展現帝國的富庶氣象。
【《元史》，卷七】記載，蒙古皇帝的宗祠（影堂）中所使用的祭器，也主要用金、銀、玉、水晶和瑪瑙等材料來製作；祭天儀式用青銅仿古祭器、竹木器，有時也佐以少數陶器或青瓷器。宮廷中的日常生活器皿也通常以黃金來製作。
【《元史》，卷八十】記載，宮內導從：“主服御者凡三十人，速古兒赤也。執古朵二人，執幢二人，執節二人，皆分左右行。攜金盆一人，由左；負金椅一人，由右。攜金水瓶、鹿盧一人，由左；執巾一人，由右。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左右行。捧金唾壺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執金拂四人，執升龍扇十人，皆分左右行。”
【《元史》，卷七十七】記載，葬禮所需儀式用器也多以黃金製作。國俗舊禮：“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殉以金壺瓶二，盞一， 楪匙 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
雖然由於蒙古傳統葬俗中葬地是對外保密的，地面上不留墳冢，考古發掘中也極少發現，我們對他們的墓葬瞭解甚少，不過在文獻中仍可一窺究竟。例如在一段有關伊兒汗國統治者旭烈兀（Hulegu，死於1265年）陵墓的記載中披露，大量的珠寶和黃金被放入墓中；又教廷使者卡必尼(Carpini)的記載中，也提到在蒙古大汗和貴族的墓葬中，埋藏有巨量的黃金和白銀。史衛民編寫的《元代社會生活史》記有：“按照蒙古人的傳統習俗，成吉思汗陵墓中的隨葬品中不乏金銀和馬匹等。據波斯史家志費尼的記載，還有40名用珠寶、首飾和貴重衣服裝扮的美女陪葬。”
相較之下，瓷器似乎不太受到蒙古人的青睞和重視，雖然前面的討論論及，從文獻及考古材料中，我們可以知道蒙元宮廷中使用瓷器主要用來儲藏酒和食物，但儲藏器在器類中等級原本較低，畢竟是一般下人才會接觸，高貴的主人們，只會接觸到宴會桌上高質量的飲食器皿。另外一些文獻資料也可支持這樣的論點，延佑四年(1314)政府頒定的器用規章中指出：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禮部卷二，典章二十九記載，服色“器皿（謂茶酒器）除鈒造龍鳳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玉，四品五品惟臺盞用金，六品以下臺盞用鍍金，餘並用銀。”；“庶人...，酒器許用銀壺瓶臺盞盂旋，餘並禁止。”
在規章中，並沒有提到瓷器，可想見瓷器沒有重要到被納入規範之中。《元史》，卷一百八十六記載：榮祖身至大官，而蹴第而居，飲食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當皇后聽聞朝中大臣何榮祖(世祖朝宰相)，宅第狹小，飲食用青瓷杯時，甚是驚訝，馬上派人賜以財寶。雖然我們不知道此處的「上尊」是什麼材質的飲食器皿，可以肯定是比瓷器更珍貴的材質所制，大概是金銀之類的器皿吧！
再從元大都出土瓷器來看。李知宴所編寫的《故宮元代皇宮地下出土陶瓷資料初探》、《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北京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北京西絛衚衕和後桃園的元代居住遺蹟》顯示，宮廷所用的瓷器除了少量的江西景德鎮瓷器外，還有更多來自其它地方的瓷器，特別是北方磁州窯系的產品，其中景德鎮青花瓷只佔極少量。根據李知宴統計的皇宮遺址發掘，磁州窯系的破片佔所有發現瓷器的52.9%，景德鎮青白瓷佔32%，龍泉窯佔7.4%，景德鎮青花瓷佔3.9%，鈞窯系佔3.8%。西絛衚衕遺址發現了數量眾多的磁州窯系和龍泉窯作品，但伴隨出土的青花瓷僅有一件高足杯；後桃園遺址出土了鈞窯、三彩和磁州窯系等器物，但未發現有景德鎮瓷器；北京崇文區發現的色目貴族鐵可夫婦墓以及鐵可父斡脫赤墓，雖曾被盜，不過亦出土了精美的龍泉窯青瓷和景德鎮的青白瓷，參雜少數鈞窯系和磁州窯系瓷器，其中鐵可父斡脫赤墓中出土的青白瓷多穆壺，製作精緻，造型特殊，仿自金屬器或木器。這些發現雖然不能絕對地作出判斷，但至少可以說明，蒙元宮廷中所使用的陶瓷器來自一個以上的地區，除了江西的景德鎮窯和浙江的龍泉窯外，絕大部份是來自首都鄰近的地區，例如磁州窯，宮廷用瓷來源廣泛，沒有侷限於景德鎮。雖然“浮樑磁局”早在1278年已經設立，但來自景德鎮的瓷器，卻只佔元廷中所用瓷器的極小部分，1320年代才出現的青花瓷器，所佔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按照臺灣大學施靜菲教授的分析，可能的解釋是，除了一部份為符合特殊要求而訂製的瓷品外，蒙元宮廷中所使用的大部份陶瓷器是以上貢或繳稅形式，由地方官員上貢或上解到宮廷。還存在一種可能，通過浮樑瓷局從景德鎮定製瓷器的，也可能是一些地方官員。
根據上述分析顯示，瓷器在元代時並不受主政者的重視。蒙古人對不易攜帶又易破碎的瓷器原不熟悉，入主中原後，雖也將瓷器納入生活用器之列，但並沒有將它們看得很珍貴。元代宮廷、貴族，對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較少使用，並沒有看到統治集團對瓷器有特別的關心或試圖主導瓷器製作的發展。
另外，元朝時蒙古人的統治是非常嚴酷的，將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以，如果由元廷來督造瓷器，斷然不會出現將鬼谷子下山、昭君出塞、尉遲恭單騎救主、三顧茅廬等歌頌漢民族英雄人物故事，畫到高檔瓷器上。還有，最下等的四等南人，是指淮河以南的原南宋所轄的漢人，景德鎮人無疑屬於四等賤人，即使青花瓷技術有多高超，斷不會引起一等人蒙古貴族的青睞。
四、元青花誕生與元朝統治有間接關係，那就是疆域拓展、開放貿易、商路通暢
結合前幾部分的分析，既然元青花不是元廷所主導的，那麼海外的元青花到底是何人所造？何人運往伊朗、土耳其及中西亞等國的？俺的分析是：元青花為民間所造，或者是中西亞的來料加工，通過海上貿易和陸上絲綢之路流通，目的就是賺錢。
1980年在景德鎮市中山南路紅光瓷廠院內基建施工時，發現了一處元代窯址——落馬橋窯址。考古人員發掘面積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處出土元代遺物。元代堆積層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青花瓷的品類非常豐富，除常見的碗、盤外，還有勸盤、耳杯、匜、蓋盒、鳥食罐、雙系小罐、大口罐、鋪首罐、雙耳瓶、長頸瓶、梅瓶、玉壺春瓶等器形，紋飾有菊花、牡丹、梅花、靈芝、葡萄、蕉葉、龍、鹿、孔雀、魚藻、人物故事等，還有一些帶銘文的器物。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人物故事圖大口罐和梅瓶殘片中，有肩部纏枝蓮紋和口沿外側梔子紋樣，與尉遲恭單騎救主圖、三顧茅廬圖元青花大罐和梅瓶的紋樣如出一轍，大罐口沿和梅瓶下腹部殘器的仰蓮紋和雙勾稜格紋，分別與英國裴格瑟斯信託公司舊藏三顧茅廬圖青花罐和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所藏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相似。落馬橋窯址還發現一件漢服人物故事圖案的元青花盤殘片，所繪人物與1986年江西上饒市元墓出土的周敦頤愛蓮圖青花玉壺春瓶圖案中人物相似。瓶口呈喇叭口，細長頸、膽腹、圈足略作外撇，高27.5釐米，口徑8.5釐米，底徑8.2釐米。腹部繪周敦頤愛蓮圖。從上饒元墓出土元青花玉壺春瓶圖案看，落馬橋出土周敦頤愛蓮圖青花盤殘片上的人物似為拜訪周敦頤的客人。
景德鎮落馬橋元末窯址示意圖
有很多學者提出，縱觀存世的元青花分析，可能存在兩種類型的元青花，一類是元廷對景德鎮實施有效統治時期燒製的元青花，這類元青花上，不會出現歌頌漢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另一類就是在陳友諒割據的至正十一年（1351）之後燒製的元青花，這類元青花上，同時出於民族鬥爭的需要，出現歌頌漢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就順理成章了。很明顯，落馬橋元青花屬於後一類。
《明史·陳友諒傳》記載：“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謝氏，祖贅於陳，因從其姓。少讀書，略通文義……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蘄水及黃州路，敗元威順王寬徹不花。遂即蘄水為都，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未幾，陷饒、信……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僭號，盡有江西、湖廣之地，恃其兵強，欲東取應天。太祖患友諒與張士誠合，乃設計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誘之，令速來。”朱元璋的憂患間接說明，陳友諒與張士誠是有來往的。至正十九年，陳友諒殺害天完將領趙普勝，挾持徐壽輝，自稱漢王。次年閏五月，殺徐壽輝，自立為帝。建國號大漢，改元大義。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陳友諒在鄱陽湖和朱元璋大戰時中流矢身亡。
《明史·張士誠傳》記載：“當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左丞徐義、李伯升、呂珍為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籍者爭趨之。”張士誠本“以操舟運鹽為業”，舉兵起義佔據浙西后，附庸風雅，廣交江南名士。這位滅元的蓋世功臣、猛士，至正二十七年（1367）被朱元璋圍困於蘇州，兵敗後被俘，上吊而亡。
順便說一下，很多人認為元軍是被朱元璋的明軍消滅的，這不符合實情。其實，在元末反元三劍客中，數陳友諒、張士誠和元軍有過苦戰，朱元璋幾乎沒有，他是在滅陳友諒、張士誠時，打了許多異常慘烈的仗。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評定南方，派大將徐達北伐元軍，沒想到此時元軍腐朽沒落、毫無鬥志，加上元軍善進攻不善守城，各大城市包括開封汴梁、元大都北京，元軍都是明軍未到，元軍就嚇破了膽，望風而逃或望風而降，只有洛陽元軍，還擺開陣勢，準備和明軍一戰，但仗還沒真正開打，就潰敗了。所以，元軍是被蒙古人自己消滅的。此乃旁話。
張士誠、陳友諒等人分別割據一方，需要大量的錢財來擴充軍隊、壯大實力、拓展地盤、反元抗朱，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利用現有的條件，大力實施貿易。瓷器的貿易無疑是最先考慮的因素，陳友諒佔據了全國最有名、當時製作水平最高的景德鎮，而張士誠佔據了元朝最重要的港口。當時青花瓷很受中西亞、東南亞各伊斯蘭國家的青睞，利潤必然很高。那麼，誰來具體實施青花瓷的貿易呢？
說到這裡，一個關鍵人物——沈萬三開始登場。
明人陰太山《梅圃餘談》記載：“吳縣沈萬三以貨殖起家，蘇州府屬田畝三分之二屬於沈氏。張士誠稱王，勒萬三資犒軍，又取萬三女為妃 。”《吳江縣誌》記載：“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明人孔邇《雲蕉館紀談》記載：“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常於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乃變為海賈，遍走徽、池、寧、太、常、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友諒時，或進暖玉注，出於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之盂，得於弋陽陶氏。又開寶市於偽都(今江西九江)，招致海商大賈，仍建尊珍館朱衣巷內，以待有寶者。設賓客卿使之名，豐其谷祿，別其敬禮。得其絕色以進，則封為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為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於賓客也。”真是一語道破天機，指出了沈萬三發家致富的真正原因是在九江開寶市，與海商進行陶瓷貿易，並往來於張士誠、陳友諒割據之地。這個沈萬三就是建立蘇州周莊、修觀前街、出錢幫朱元璋修南京城的富商。
元朝海外貿易主要港口設在福建泉州，然後經京杭大運河運往元大都。歐陽玄在《通惠河政績碑記》裡說，“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闍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
至正十三年，泰州張士誠率鹽丁起義反元，攻下高郵等地，稱誠王。至正十六年佔領蘇州後稱吳王，佔領江浙行省後，控制了江蘇崑山、太倉、澉浦等海港，為開始海外貿易、獲取更多收入提供了條件。陳寶生、孫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紛紛投奔張士誠，在太倉婁江港從事海外貿易長達十年之久。陳寶生，字彥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詩畫，還是一位從事海外貿易、施財好義的海商。陳寶生、孫天富、朱道山從事海外貿易的地理範圍，“東起高句驪，經羅斛，西抵闍婆”。闍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轉口港。印度東海岸海濱城市本地治理市（Puducherry）博物館藏有一件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與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三顧茅廬圖青花帶蓋梅瓶相同。泰國和印度兩地所見落馬橋型元青花可能是陳寶生等海商販運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轉運至印度東海岸。
明初建立後，朱道山率先帶海外商賈嚮明王朝入貢，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獎。
隨著一些南海沉船打撈，也為元朝末期瓷器的海外貿易提供了佐證。2010年5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隊在西沙群島永樂環礁石嶼進行考古調查時，意外發現了一處元代沉船，從中打撈出180件元青花瓷片。這些瓷片與國內一些城市、墓葬遺址，以及景德鎮湖田南河南岸等窯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這些青花瓷器還見於菲律賓、印尼、非洲東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區，尤其是菲律賓地區。小罐、碗、杯、軍持類器物在造型、胎釉、紋飾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較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鎮窯外銷瓷器產品。
再從陸上看，自成吉思汗以後多次西征，特別是元太宗八年（1236）至乃馬真元年（1242）間攻佔欽察草原、基輔羅斯、匈牙利等中東歐各國，攻佔與殺掠東歐北部與中部，沿途建立了驛站，恢復了自唐代關閉的陸上絲綢之路，形成了空前龐大嚴密的歐亞交通網絡體系，為大規模開展貿易創造了條件。《元史•兵志•站赤》記載：“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據《多桑蒙古史》記載，蒙古軍隊洗劫中亞名城撒馬爾罕時殺掠甚酷，但卻留下該城三萬餘名工匠分賜蒙古王公貴族，謫為工奴，這些西域工匠後來很多流散到中原內地，這一舉措，客觀上加強了中國與西亞、東歐的文化技術交流與融合。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計有歐洲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波蘭、奧地利、捷克、俄國、意大利威尼斯、熱那亞以及早期北歐漢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諸汗國及其後裔統治的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蘇麻離青鈷料等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可見貿易之繁榮。繁榮的貿易必然存在多種形式，如純粹的買賣、易貨貿易、主動訂製甚至來料加工等。
元中期之後到元末，絲綢之路因國事動盪受一些影響，但總體或局部還是通暢的，這為這一時期的瓷器及其鈷料貿易持續、瓷器定製和來料加工提供了條件。
如果要將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通道做個比較的話，在沒有公路、鐵路的情況下，海上通道顯然有較大的優勢，運力和運量都是陸上絲綢之路無法比擬的。景德鎮青花瓷經過陸路，到達九江的寶市集中，然後轉船，通過長江運到太倉港，再經太倉港出海。2008年在江蘇太倉市城廂鎮南郊發現的元代至明初海運倉遺址，可以為這個推測提供佐證。遺址出土瓷片大部分為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片，與史書記載張士誠統治海運倉年代一致。
可以說，在這種元廷疏於管控、貿易渠道通暢、中西文化交融的客觀環境下，元青花漸漸趨於成熟。
綜上，雖然沒有證據表明元朝蒙古人對青花瓷的生產和外銷有直接的引導和影響，或對主流紋飾、器形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間接作用不可低估。元朝統一南北，對原有的瓷業整合，提供了更有利的發展環境和技術交流融合條件。整個蒙古汗國廣闊的腹地，通暢的交通網絡，特別是打通中西亞歐、引入西域文化、通暢陸海貿易渠道等政治社會環境，對青花瓷的生產、工藝改進、文化交流與貿易，客觀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對元青花來說，這算“無心插柳柳成蔭”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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