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贵族特别是宫廷，对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较少使用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元廷的喜好。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为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偏好轻巧易携带的物品。在蒙古人观念中，黄金是尊贵的，能象征权威和财富。在蒙古帝国的早期，掠夺成为蒙古人财富累积最主要的来源，从东亚和中亚那些被侵略或占领地区掠夺、征收当地的珍贵物品。如1258年攻下阿巴斯(Abbasid)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后，蒙古大军和他们的盟友乔治亚军队：“淹没在金、银、宝石、珍珠、织品和珍贵的服饰、金银器皿堆中，因为他们只拿这两种贵重金属、宝石、珍珠、织品和服饰”【见 Thomas Allsen, Com modities and Exchange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
《饮膳正要》（一本专为蒙元宫廷养生保健所撰写的书籍）的序言中提到，世祖忽必烈的宫廷中“御膳必须精制，所职何人，所用何物。进酒之时，必用沈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由此可推测，王公贵族接触上手的宫廷饮食器皿，主要是由沈香木、黄金和水晶等贵重材质制作；陶瓷器则多作为储藏器，用于厨房和仓库中，大多只经仆人之手。
事实上，非常多的文献资料都显示，蒙古人非常喜好金银和宝石，在建立帝国后更甚之。根据韩儒林的《元代漠北酒局和大都酒海》、《元代诈马宴新探》记载，蒙古人爱好饮酒，在酒宴时常使用豪华巨大的容器来储藏美酒，这些容器的制作材料多为金银器。当蒙古大汗邀请各军首将举行大型皇家宴会——“诈马宴”时，闪闪发亮的金银饮食器皿，和与会将领身上灿烂夺目的织金锦缎一样，都是用来展现帝国的富庶气象。
【《元史》，卷七】记载，蒙古皇帝的宗祠（影堂）中所使用的祭器，也主要用金、银、玉、水晶和玛瑙等材料来制作；祭天仪式用青铜仿古祭器、竹木器，有时也佐以少数陶器或青瓷器。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器皿也通常以黄金来制作。
【《元史》，卷八十】记载，宫内导从：“主服御者凡三十人，速古儿赤也。执古朵二人，执幢二人，执节二人，皆分左右行。携金盆一人，由左；负金椅一人，由右。携金水瓶、鹿卢一人，由左；执巾一人，由右。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左右行。捧金唾壶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执金拂四人，执升龙扇十人，皆分左右行。”
【《元史》，卷七十七】记载，葬礼所需仪式用器也多以黄金制作。国俗旧礼：“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殉以金壶瓶二，盏一， 楪匙 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
虽然由于蒙古传统葬俗中葬地是对外保密的，地面上不留坟冢，考古发掘中也极少发现，我们对他们的墓葬了解甚少，不过在文献中仍可一窥究竟。例如在一段有关伊儿汗国统治者旭烈兀（Hulegu，死于1265年）陵墓的记载中披露，大量的珠宝和黄金被放入墓中；又教廷使者卡必尼(Carpini)的记载中，也提到在蒙古大汗和贵族的墓葬中，埋藏有巨量的黄金和白银。史卫民编写的《元代社会生活史》记有：“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习俗，成吉思汗陵墓中的随葬品中不乏金银和马匹等。据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记载，还有40名用珠宝、首饰和贵重衣服装扮的美女陪葬。”
相较之下，瓷器似乎不太受到蒙古人的青睐和重视，虽然前面的讨论论及，从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蒙元宫廷中使用瓷器主要用来储藏酒和食物，但储藏器在器类中等级原本较低，毕竟是一般下人才会接触，高贵的主人们，只会接触到宴会桌上高质量的饮食器皿。另外一些文献资料也可支持这样的论点，延佑四年(1314)政府颁定的器用规章中指出：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礼部卷二，典章二十九记载，服色“器皿（谓茶酒器）除钑造龙凤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四品五品惟台盏用金，六品以下台盏用镀金，余并用银。”；“庶人...，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盂旋，余并禁止。”
在规章中，并没有提到瓷器，可想见瓷器没有重要到被纳入规范之中。《元史》，卷一百八十六记载：荣祖身至大官，而蹴第而居，饮食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当皇后听闻朝中大臣何荣祖(世祖朝宰相)，宅第狭小，饮食用青瓷杯时，甚是惊讶，马上派人赐以财宝。虽然我们不知道此处的「上尊」是什么材质的饮食器皿，可以肯定是比瓷器更珍贵的材质所制，大概是金银之类的器皿吧！
再从元大都出土瓷器来看。李知宴所编写的《故宫元代皇宫地下出土陶瓷资料初探》、《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迹》显示，宫廷所用的瓷器除了少量的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更多来自其它地方的瓷器，特别是北方磁州窑系的产品，其中景德镇青花瓷只占极少量。根据李知宴统计的皇宫遗址发掘，磁州窑系的破片占所有发现瓷器的52.9%，景德镇青白瓷占32%，龙泉窑占7.4%，景德镇青花瓷占3.9%，钧窑系占3.8%。西绦胡同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磁州窑系和龙泉窑作品，但伴随出土的青花瓷仅有一件高足杯；后桃园遗址出土了钧窑、三彩和磁州窑系等器物，但未发现有景德镇瓷器；北京崇文区发现的色目贵族铁可夫妇墓以及铁可父斡脱赤墓，虽曾被盗，不过亦出土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白瓷，参杂少数钧窑系和磁州窑系瓷器，其中铁可父斡脱赤墓中出土的青白瓷多穆壶，制作精致，造型特殊，仿自金属器或木器。这些发现虽然不能绝对地作出判断，但至少可以说明，蒙元宫廷中所使用的陶瓷器来自一个以上的地区，除了江西的景德镇窑和浙江的龙泉窑外，绝大部份是来自首都邻近的地区，例如磁州窑，宫廷用瓷来源广泛，没有局限于景德镇。虽然“浮梁磁局”早在1278年已经设立，但来自景德镇的瓷器，却只占元廷中所用瓷器的极小部分，1320年代才出现的青花瓷器，所占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按照台湾大学施静菲教授的分析，可能的解释是，除了一部份为符合特殊要求而订制的瓷品外，蒙元宫廷中所使用的大部份陶瓷器是以上贡或缴税形式，由地方官员上贡或上解到宫廷。还存在一种可能，通过浮梁瓷局从景德镇定制瓷器的，也可能是一些地方官员。
根据上述分析显示，瓷器在元代时并不受主政者的重视。蒙古人对不易携带又易破碎的瓷器原不熟悉，入主中原后，虽也将瓷器纳入生活用器之列，但并没有将它们看得很珍贵。元代宫廷、贵族，对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较少使用，并没有看到统治集团对瓷器有特别的关心或试图主导瓷器制作的发展。
另外，元朝时蒙古人的统治是非常严酷的，将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以，如果由元廷来督造瓷器，断然不会出现将鬼谷子下山、昭君出塞、尉迟恭单骑救主、三顾茅庐等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画到高档瓷器上。还有，最下等的四等南人，是指淮河以南的原南宋所辖的汉人，景德镇人无疑属于四等贱人，即使青花瓷技术有多高超，断不会引起一等人蒙古贵族的青睐。
四、元青花诞生与元朝统治有间接关系，那就是疆域拓展、开放贸易、商路通畅
结合前几部分的分析，既然元青花不是元廷所主导的，那么海外的元青花到底是何人所造？何人运往伊朗、土耳其及中西亚等国的？俺的分析是：元青花为民间所造，或者是中西亚的来料加工，通过海上贸易和陆上丝绸之路流通，目的就是赚钱。
1980年在景德镇市中山南路红光瓷厂院内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处元代窑址——落马桥窑址。考古人员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处出土元代遗物。元代堆积层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青花瓷的品类非常丰富，除常见的碗、盘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器形，纹饰有菊花、牡丹、梅花、灵芝、葡萄、蕉叶、龙、鹿、孔雀、鱼藻、人物故事等，还有一些带铭文的器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人物故事图大口罐和梅瓶残片中，有肩部缠枝莲纹和口沿外侧栀子纹样，与尉迟恭单骑救主图、三顾茅庐图元青花大罐和梅瓶的纹样如出一辙，大罐口沿和梅瓶下腹部残器的仰莲纹和双勾棱格纹，分别与英国裴格瑟斯信托公司旧藏三顾茅庐图青花罐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似。落马桥窑址还发现一件汉服人物故事图案的元青花盘残片，所绘人物与1986年江西上饶市元墓出土的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玉壶春瓶图案中人物相似。瓶口呈喇叭口，细长颈、胆腹、圈足略作外撇，高27.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8.2厘米。腹部绘周敦颐爱莲图。从上饶元墓出土元青花玉壶春瓶图案看，落马桥出土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盘残片上的人物似为拜访周敦颐的客人。
景德镇落马桥元末窑址示意图
有很多学者提出，纵观存世的元青花分析，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元青花，一类是元廷对景德镇实施有效统治时期烧制的元青花，这类元青花上，不会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另一类就是在陈友谅割据的至正十一年（1351）之后烧制的元青花，这类元青花上，同时出于民族斗争的需要，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很明显，落马桥元青花属于后一类。
《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未几，陷饶、信……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既僭号，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太祖患友谅与张士诚合，乃设计令其故人康茂才为书诱之，令速来。”朱元璋的忧患间接说明，陈友谅与张士诚是有来往的。至正十九年，陈友谅杀害天完将领赵普胜，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友谅在鄱阳湖和朱元璋大战时中流矢身亡。
《明史·张士诚传》记载：“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张士诚本“以操舟运盐为业”，举兵起义占据浙西后，附庸风雅，广交江南名士。这位灭元的盖世功臣、猛士，至正二十七年（1367）被朱元璋围困于苏州，兵败后被俘，上吊而亡。
顺便说一下，很多人认为元军是被朱元璋的明军消灭的，这不符合实情。其实，在元末反元三剑客中，数陈友谅、张士诚和元军有过苦战，朱元璋几乎没有，他是在灭陈友谅、张士诚时，打了许多异常惨烈的仗。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评定南方，派大将徐达北伐元军，没想到此时元军腐朽没落、毫无斗志，加上元军善进攻不善守城，各大城市包括开封汴梁、元大都北京，元军都是明军未到，元军就吓破了胆，望风而逃或望风而降，只有洛阳元军，还摆开阵势，准备和明军一战，但仗还没真正开打，就溃败了。所以，元军是被蒙古人自己消灭的。此乃旁话。
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分别割据一方，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扩充军队、壮大实力、拓展地盘、反元抗朱，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大力实施贸易。瓷器的贸易无疑是最先考虑的因素，陈友谅占据了全国最有名、当时制作水平最高的景德镇，而张士诚占据了元朝最重要的港口。当时青花瓷很受中西亚、东南亚各伊斯兰国家的青睐，利润必然很高。那么，谁来具体实施青花瓷的贸易呢？
说到这里，一个关键人物——沈万三开始登场。
明人阴太山《梅圃余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属于沈氏。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 。”《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常于吴淞三泖之间撒网捕鱼，……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转展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友谅时，或进暖玉注，出于薛塘古坟，谢庭春献。月色之盂，得于弋阳陶氏。又开宝市于伪都(今江西九江)，招致海商大贾，仍建尊珍馆朱衣巷内，以待有宝者。设宾客卿使之名，丰其谷禄，别其敬礼。得其绝色以进，则封为奇货上宾。得珠玉以进，则封为珍精贵客。又有华卿丽使，亚于宾客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指出了沈万三发家致富的真正原因是在九江开宝市，与海商进行陶瓷贸易，并往来于张士诚、陈友谅割据之地。这个沈万三就是建立苏州周庄、修观前街、出钱帮朱元璋修南京城的富商。
元朝海外贸易主要港口设在福建泉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元大都。欧阳玄在《通惠河政绩碑记》里说，“又自昆仑西南，水入海者，绕出南诏之后，历交趾、阇婆、真腊、占城、百粤之国，东南过琉球、日本，东至三韩，远人之名琛异宝、神马奇产，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阙下，斯又古今载籍之所未有者也”。
至正十三年，泰州张士诚率盐丁起义反元，攻下高邮等地，称诚王。至正十六年占领苏州后称吴王，占领江浙行省后，控制了江苏昆山、太仓、澉浦等海港，为开始海外贸易、获取更多收入提供了条件。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纷纷投奔张士诚，在太仓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长达十年之久。陈宝生，字彦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诗画，还是一位从事海外贸易、施财好义的海商。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从事海外贸易的地理范围，“东起高句骊，经罗斛，西抵阇婆”。阇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转口港。印度东海岸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市（Puducherry）博物馆藏有一件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同。泰国和印度两地所见落马桥型元青花可能是陈宝生等海商贩运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转运至印度东海岸。
明初建立后，朱道山率先带海外商贾向明王朝入贡，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
随着一些南海沉船打捞，也为元朝末期瓷器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佐证。2010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石屿进行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元代沉船，从中打捞出180件元青花瓷片。这些瓷片与国内一些城市、墓葬遗址，以及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等窑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这些青花瓷器还见于菲律宾、印尼、非洲东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区，尤其是菲律宾地区。小罐、碗、杯、军持类器物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镇窑外销瓷器产品。
再从陆上看，自成吉思汗以后多次西征，特别是元太宗八年（1236）至乃马真元年（1242）间攻占钦察草原、基辅罗斯、匈牙利等中东欧各国，攻占与杀掠东欧北部与中部，沿途建立了驿站，恢复了自唐代关闭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为大规模开展贸易创造了条件。《元史•兵志•站赤》记载：“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军队洗劫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时杀掠甚酷，但却留下该城三万余名工匠分赐蒙古王公贵族，谪为工奴，这些西域工匠后来很多流散到中原内地，这一举措，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西亚、东欧的文化技术交流与融合。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苏麻离青钴料等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可见贸易之繁荣。繁荣的贸易必然存在多种形式，如纯粹的买卖、易货贸易、主动订制甚至来料加工等。
元中期之后到元末，丝绸之路因国事动荡受一些影响，但总体或局部还是通畅的，这为这一时期的瓷器及其钴料贸易持续、瓷器定制和来料加工提供了条件。
如果要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通道做个比较的话，在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海上通道显然有较大的优势，运力和运量都是陆上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景德镇青花瓷经过陆路，到达九江的宝市集中，然后转船，通过长江运到太仓港，再经太仓港出海。2008年在江苏太仓市城厢镇南郊发现的元代至明初海运仓遗址，可以为这个推测提供佐证。遗址出土瓷片大部分为元末明初龙泉窑、青瓷片，与史书记载张士诚统治海运仓年代一致。
可以说，在这种元廷疏于管控、贸易渠道通畅、中西文化交融的客观环境下，元青花渐渐趋于成熟。
综上，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元朝蒙古人对青花瓷的生产和外销有直接的引导和影响，或对主流纹饰、器形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间接作用不可低估。元朝统一南北，对原有的瓷业整合，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技术交流融合条件。整个蒙古汗国广阔的腹地，通畅的交通网络，特别是打通中西亚欧、引入西域文化、通畅陆海贸易渠道等政治社会环境，对青花瓷的生产、工艺改进、文化交流与贸易，客观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元青花来说，这算“无心插柳柳成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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