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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老蔣的心腹密友，作為國民黨內著名的政論家、理論家，曾輔佐孫先生、老蔣數十年時間，堪稱黨內頂級大佬。他不僅熟悉中國國情，而且對日本頗有研究，曾經在90年前寫過一部研究日本的專著，至今仍是研究其歷史、社會，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經典，其觀點令國人警醒。這位奇人便是戴季陶，這部奇書便是《日本論》。
戴季陶生於清朝末年，初名良弼，後改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戴季陶早年間曾留學日本，併成為老蔣的同學兼密友。1909年，年僅18歲的戴季陶學成回國，起初擔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後因在報紙上撰文抨擊清廷而遭受通緝，遂逃往南洋，不久後便加入同盟會，自此走上追隨孫先生的革命之路。
民國肇建後，戴季陶長期擔任孫先生的秘書職務，黃埔軍校成立後，又出任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孫先生病逝後，戴季陶以其思想的接班人自詡，並創建所謂的“戴季陶主義”。老蔣通過政變上臺後，戴季陶作為他最忠實的智囊，先後出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考試院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1949年2月，老蔣兵敗如山倒，戴季陶對前途絕望，遂在廣州飲藥而死，終年58歲。
戴季陶酷愛讀書、學貫東西，文化理論功底極為深厚，除著有跟“戴季陶主義”相關的小冊子外，還有《青年之路》、《學禮錄》、《東方民族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價值》等書問世，此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便是深研日本文化、制度後寫就的《日本論》。
《日本論》成書於1928年，由黨內大佬胡漢民作序。雖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而且也沒有嚴密的邏輯概念體系，但該書卻通過24個章節，對日本的神權思想、政治制度、武士道精神、政黨制度、國民思想的產生及發展情況做了刪繁就簡的解讀，同時對當時的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如板垣退助、秋山真之、田中義一等人做了簡要的介紹，可謂面面俱到。
戴季陶開篇名義地提到君主神權思想對日本社會的巨大影響，一方面是它會帶來對外戰爭的危險，但另一方面卻也是構成國民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民眾團結一致、奮發進取上，起著至關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正是這種思想，幫助日本進入現代社會，並能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佔據領先的位置。
戴季陶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鼓勵國民放棄對日本的傲慢與偏見，紮實深入地研究我們這個一衣帶水的鄰居，學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最終的目的，則是要在各方面具備戰勝這個勁敵的能力。
戴先生在描述國人對日本及日本人研究的態度時，曾不無痛心地指出：“日本人研究中國精細深刻，不遺餘力。‘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不知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而中國人研究日本卻粗疏空泛，對日本我們大多數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踏實的研究工作，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可以說是‘思想上的閉關自守’。”
在談到深研日本的極端重要性時，戴季陶強烈建議：“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社會和國家的基礎在哪裡？他們的生活根據在哪裡？都要切實的作過研究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任何，方能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得。”
同時，戴季陶也提到這種研究的最終目的，便是“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能推測他將來的趨勢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的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得曉得他不可。”憂國憂民之心，在此書當中展露無疑。
距離此書問世已經過去整整90年時間，然而令國人倍感尷尬的，不僅僅在於後人沒有寫出過一本更勝於此書的日本專著，更在於很多國民對日本的偏見、誤解依舊，依然不肯仔細去研究這個強鄰，去了解它能取得各種巨大成功的“秘訣”，更不清楚這個國家對中國的真實意圖。這種閉目塞聽的心態，實在是要不得。
文史磚家
顧名思義，《日本論》是一本論集，主要講的是日本，它從神權、皇權、國體、政體等等數個方面對日本國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而評價《日本論》就應該從作者戴季陶談起，當然這個近代中國文人的身份可不簡單，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通，追隨孫文的辛亥元老，還是老蔣的拜把子兄弟。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後回國支持革命，但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又流亡日本，因為有著多次奔赴日本的經歷，所以說他對於日本國是非常瞭解的，而且蔣介石和他就是在日本相識的，當然了，他也是蔣緯國的生父，後過繼給了蔣介石。
而他寫的《日本論》中頗有中國歷史的影子，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日本文化源於中國，而《日本論》在日本的影響力一度勝於中國，這還是源於書中對日本深度的刻畫。比如對於日本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武士道精神，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頗有中國忠君思想在裡面，但不同的是，日本人更好鬥、更崇拜武力，他們把生命看的反而稀疏平常。當然了，對日本國文化入木三分的描寫也是這本書能經久不衰的一大原因。而一箇中國人卻寫出了另一個民族的靈魂，這是超出所有人的預料之外的，戴季陶的厲害之處不言而喻。
而戴季陶寫《日本論》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宣傳三民之主義，他在書中的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多個章節都有著他自己思想的體現。當然了，他本身就是個思想家，所以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論》應該是他從日本國的衰敗到興盛中看到了中國之命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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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曾作過孫中山的秘書。與蔣介石是拜把子的。西安事變前蔣介石經常問計於他。他是國民黨內的一流理論家。
經歷複雜，差點入了共產黨，又信佛教，自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多年來在日本接觸了風土人情，制度建設等，是著名的日本通。寫了《日本論》，通過剖析日本的大佬及事件等，微觀分析日本人性格，日本國家的特點。認為雖然與日本是世仇，但更要解剖日本、瞭解日本。1949年戴不願離開大陸，加上對國民黨政權非常失望，最後吃安眠藥自殺。民國有兩個人對日本很瞭解並寫到紙上入木三分。一個是蔣百里，一個是戴季陶。
白馬嘯長安
胡漢民曾給戴季陶的《日本論》寫過序文，裡面詳細的談到了《日本論》一書的寫作過程，以及胡漢民對其真切之評價，可以細讀之：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一見面就說：“我近來又做了一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你看。”
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麼樣？”
他說：“你先說你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麼意見。”
我說：“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
他說：“對得很，簡直被你一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你看過覺得不錯，就請你作一篇序。”
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一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你，站在你的椅子後面，把捉著你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一句一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 又是繼續地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
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一日一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
第一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國民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唯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 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一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裡面，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彷彿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一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餘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一般的殷鑑，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共欣賞”的方法。
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一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鑑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