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任远经历了此生最难忘的激烈战斗，而他此后无尽的麻烦也由此引发。那年，任远25岁，已经是中共冀热辽区委社会部负责人之一，负责冀东及东北的情报联络工作。
以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知识，那已经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只是当时的抗战环境依然恶劣。
1944年10月17日，在河北丰滦县召开冀热辽特委、行署、军分区扩大工作会议时，他们被日军包围，突围战斗中牺牲430多人，另有约150人被俘，任远成了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
今河北滦县景色，其前身有部分在抗战时期属于丰滦联合县，解放战争时期滦南县
这场战斗，后来的开国元帅聂荣臻，将之称为自华北抗战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那天早上，也许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养成的嗅觉，任远下意识里感觉有事，天刚蒙蒙亮就爬起床。此时,除了任远和警卫哨外,其他同志都在休息。
此前一天，在河北丰滦县皈依寨召开的冀热辽特委、行署、军分区扩大工作会议上,正研究“减租减息”运动时，他们接到日军在附近大量增兵的情报，于是决定撤到杨家铺，拟休息一晚后，第二天西渡滦河。而这个在撤退时间上延迟的决定铸成了许多人一生的遗憾，尤其对任远而言。
任远起床后在门外观察了一下，便准备回屋。日军开始进攻了，一排子弹从其身边扫过，打到土墙上。他向枪击处望去，发现村后东山已被日军占领，四周飞来的枪弹织成了密密的火力网。
突围仓促开始，这次战斗导致包括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在内430余人牺牲,仅120余人逃脱。
在突围前,任远请示了特委社会部部长钟子云,然后下令将江东枪毙。
钟子云，曾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关于这个江东，即前文提到的打入山海关警备团的内线，任远是这样说明的：“江东是我派到张爱仁部去的，但他腐化堕落,张爱仁将其抓起来后，利用他和我联络。我通过其他情报，得知他已叛变。他后来带了一条枪，和另一情报人员张杰一起回来。张杰没有叛变，我们重点怀疑江东，审查了一个月，已经有了他叛变的结论。当时江东还有自由，如果不是被包围，我们也不会枪毙他，会继续利用他，派他出去进行情报工作。”
任远也在这次突围行动中两臂中弹，昏迷过去，成为150余名被俘者中官衔最高的一个。
1979年8月，任远在其第N次所写申诉材料中，这样表述自己被俘经历“日本人一看我穿干部服，就说：大大的太君,一条大鱼。优待我,如果没穿干部服可能我会被打死。被俘后第二天，被日寇押运到丰润县看守所单独囚禁，因我双手打坏，自己不能吃饭，开始由狱中难友喂食，后经要求，让李永同志（我的交通员，敌不知）来囚房陪我喂食，当时我伪供警卫连长骗敌，隐瞒自己真实身份。敌从唐山找来叛徒特务张铁安等亲自来我囚房辨认，这样敌在叛徒证实下，方知我是冀东军区联络部负责人刘杰（化名）。在这种情况下，敌特宫下在看守所院内第一次审我。当时被捕同志均可在房内听到,有的可以看到,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日寇毒打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凡当时在丰润被捕的村干部均可见证（但他们不知我是何人）。”
任远还说了当时的想法，“敌已查明身份无法隐瞒，重伤难逃，只有牺牲，决心自尽。因之，当晚动员李永同志可在夜间用室内挂手巾的一条麻绳将我勒死，我并在墙上写下‘以身殉难’四个字，并给李运昌同志写有两段遗言交李永设法带回。午夜李永用力勒住，我已一度失去知觉，不久，李永在我耳边小声说，外面有人不好再动手，我手脚乱动他怕敌发觉，不久天已拂晓，自尽未遂。敌似发觉，第二天将李永调走。”
任远的这个说法也得到“文革”期间核二院审查任远专案组成员宋必信的证实。宋曾在“文革”期间外调约见李永，李永证实了此事，并说明是他下不了死手，看任远昏迷腿不蹬了，就不再勒了。
身份被破解，让日军欣喜若狂，为了取得重要的情报，及策反任远，在被俘虏期间，任远受到日军的优待，被送进开滦医院住一单间疗伤，有专门护士护理。
任远回忆，年轻特务梁明启住在他的病房进行内部监视，外面有两个日本宪兵日夜轮流看守。梁每日向他进行汉奸宣传，公开表示：只要听日军大尉宫下的话，即可娶一日本漂亮的年轻女子做妻子，并且担任伪方重要职务，生活上一切宫下会完全负责等。任远本人住院一个月中，坚持了思想与言行并无任何动摇表现。
日军侵华时期，唐山宪兵队门口日军照
待到伤情痊愈，任远即被押送到唐山川上宪兵队单独囚禁。同样的原因，两个日本武装宪兵同屋看守他，生活上给予了“优待”。
1945年新年日寇举行宴会，还特意让任远参加。任远说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新年晚会，在材料中所述“当我发现这是敌之阴谋，立即推病退席，以示拒宴。” 其后他还得知，在自己刚刚被俘后不久，日本人即用飞机向中共根据地散发《刘杰告冀东同胞书》，宣扬所谓的‘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并达到离间的目的。
作为中共的高级情报人员，日军当然迫切想得到的是关于中共情报系统的情报。一段日子的‘优待’后，负责任远的日军宫下大尉开始套取其口供。
任远亦有此描述“他看我25岁年轻有为,主要也想利用我,让我当汉奸。我很费了一番脑筋，而后讲了三十多个关系。其中大约一半，我告诉他情报人员真名、假名、代号、住址、派出时间、联络方法、联络人的名字及具体执行什么任务,讲得很详细，但事实上都是瞎编的，根本没有这个人。我的原则是，东北情报网的地下关系全部讲假的。供出的另外一半人是没有太大价值的，而且是和日军也有联系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任远老人晚年曾将自己的经历著成了书，由公安部备案，认为并不涉密，在将部分章节删除后，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叫《红色特工忆往事》。书中，任远提及，他特意招供了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说他一直派江东秘密与中共联系。
任远并没有忘记这个诈降的伪军军官，希冀借刀杀人，并表示愿与张爱仁当面对质。
但宫下并未让张爱仁前来对证。任远后来听说，此人被日军扣押，送往东北劳改。
任远还供出一个长期与中共保持商业联系的日军头目，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队长武田。“我们的警卫员赵濯华被日军逮捕后,武田队长让他贩卖鸦片赚钱,他就开始穿梭于共产党与日军之间。”
彼时吸鸦片的人非常多，而鸦片在中国沦陷区很大部分变成了‘货币’象征，他们就通过赵濯华用烟土换日军的药品。武田后来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并押送回日本。
任远被俘时，曾被日军带来指认他身份的张铁安，也必不可免被任远“供出”。任远称张铁安是他的内线，曾提供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情报资料。
按照任远说法，他还有意保护已被日伪怀疑的中共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称其虽曾与共产党联系，但被捕后已叛变。事实上，在任远脱险后，张家声仍留在唐山，未受日伪威胁。
张家声的确此前被日军抓获曾有自首行为，但仍为中共做地下工作。
任远从一个情报工作者的角度认为，当时情报工作的确复杂，被抓捕后的自首也有几种情况，有的暴露重要秘密并替日本人干事；有的虽然也有泄密，但释放后仍与党组织联系。张家声虽然有自首，但并未暴露重要秘密，不能算叛变。
张家声在1952年时被开除出党，“三反”期间组织怀疑他有贪污行为，自杀。
1945年农历春节前半月，就在任远“招供”后不久，他被释放。在两个宪兵便衣的监视下，身穿“协和服”，来到唐山杨博民家住下来。日伪每月送任远一袋面，还指派杨博民负责照顾他起居，实际上就是监视起居。
而杨博民原是与李运昌、洪麟阁一起发动冀东大暴动的领导人，后被俘叛变。
在杨博民家期间，任远得以与张家声等人接触。但最后助其成功逃脱日伪监控的是王新民。任远说，王新民原名鲁宁，曾任中共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后被俘叛变，但释放后经组织争取，又重返革命队伍；但很快，他再次被发现，受到严刑拷打，再次叛变，并出任开滦煤矿高级职员。吊诡的是，他此时又再次秘密联系冀东特委。
任远被俘前，曾经想联系王新民发展情报工作，但组织没有同意。
1945年，任远是在王新民的帮助下返回根据地的。
任远老人晚年在家中阅读自己的著述《红色特工忆往事》
1979年，任远才从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嘴里知道了自己完整的脱逃经过。他之所以能安全逃出来，是通过李运昌直接领导的单线地下关系，说通伪唐山市商务会拿出巨款，贿通日本宪兵队及翻译等人,营救他出狱的。以后让张家声通知王新民再设法把任远带回，因王是伪开滦煤矿高级员工，并同时准备了可靠的两个秘密交通员，用两辆洋车将任远送出市外，安全返回根据地。
1945年，王新民也回到了根据地后，即因“叛徒”身份被处死。
右一为李楚离，原冀东地区领导人之一，1951年任中组部副部长
任远对此回忆“其实他叛变的招供也没对党组织造成什么破坏，因为都在根据地，日本人抓不到。后来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打错了。”
1945年2月，任远结束4个月的被俘与监控生活，重回冀东根据地。“我出来后写了三份报告。”他开始书写交代被俘经历的书面材料,接受组织为期一年多的审查。
1946年7月1日由晋察冀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审查讨论后，正式作出恢复党籍的结论。
结论中称任远在“被俘期间政治上没有原则错误，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相信本人交待，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如发现新的情况，另行处理”。但这并不是最后的处理决定，梦魇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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