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注：晚清金石名家端方的老照片《評權圖》
晚清金石名家眾多，其中最耀眼的一位，非端方莫屬。其從政之路、收藏之道、金石之學皆精彩激盪，奇異莫測，忽而官運亨通、倏爾寶物齊聚，剎那間又身首異處，文物散盡。風光榮辱，往事百年，而今端方早已淡出時代的記憶，但寶華庵陶齋的文物卻已成為人類共同文化的遺產，分藏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端方(1861-1912)，託忒克氏， 字午橋，號陶齋、齋號寶華庵，滿洲正白旗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和光緒帝出逃陝西，端方因接駕有功，得到慈禧寵信，此後短短數年間，端方從代理陝西巡撫，升任湖北巡撫、代理湖廣總督，後又攝兩江總督，成為封疆大吏。光緒二十九年(1903)端方又率團赴歐美考察憲政，歷訪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俄國等，歸國後編寫《歐美政治要義》，那是中國立憲運動的重要著作。當年，端方被政壇視為中興之臣，學界譽為開明之士。宣統三年(1911)，端方出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時部議路歸國有，激起川湘鄂保路運動，四川局勢瀕於失控，朝廷命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當年十一月，新軍譁變，端方及其弟端錦一同殉職。
較之於端方的生平經歷，更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卻是端方的收藏。但作為收藏大家的端方與金石文化，其實並非天生有緣，而是被時代潮流裹挾，最初完全是被動的，甚至被逼的，絕非是出於其主動的選擇。
晚清金石學盛興，官場崇尚金石文化，最初端方就因不懂金石碑帖、青銅銘文而遭受同僚的輕視。如同今日一樣，要想既“富”且“貴”，拿書畫文物來充當門面，附庸風雅看來是條必由之路，繞也繞不開，否則在文藝圈還真玩不轉。當年，不甘示弱的端方就此開始發奮專研金石學，並大力蒐集鐘鼎彝器、金石碑帖等。不知是天意弄人，還是自身造化，短短數年後，端方還真成為名副其實的藏家與專家，其金石學研究和金石收藏，已經在晚清士大夫間享有盛名。可以毫不誇張地講，當時的善本碑帖與國寶鐘鼎幾乎皆歸端方所有。陶齋的金石研究亦成績斐然，著有《陶齋吉金錄》、《陶齋藏石記》、《陶齋古玉圖》、《陶齋藏磚記》、《陶齋藏印》等。
當然這些成就，若完全歸功於端方一人，那是絕對不行的，作為封疆大吏的端方還有一個幕僚團隊、文化圈子。這與今日領導身邊的隨員，不是人精，就是馬屁精，是不可同日而言的。說到端方的幕僚和摯友，可以開列一長串精英名單，但這些名單今日看來或許顯得枯燥乏味，不如去看端方身後留下的一批集體照，這些合影，有出訪歐美的，有鑑賞文物的，有雅集聚會，無不生動鮮活。
讀者不禁會問，端方為何會留下這麼多照片呢?大家有所不知，端方喜愛攝影藝術，是一個攝影發燒友，生前拍攝了大量文物照片，最終還意外地成為史上最早因“偷拍事件”而落馬的政府大員。
1909年11月，正值慈禧奉安大典隆重舉行，身為直隸總督的端方，特意安排了天津福升照相館的幾位攝影師進行實況追蹤，但老式的、冒煙的照相機抓拍行為，令滿朝官員不勝駭異。最終，因“偷照御容、故意褻瀆”的罪名，使得端方成為最短命的直隸總督。端方雖然嚐到了攝影苦果，但他超前的文物思想與紀實行為，還是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影像史料。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一張端方老照片——《評權圖》，堪稱端方與文物合影的經典代表作。
該照攝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地點在湖北巡撫端方的武昌官邸。畫面為端方端坐太師椅，好友與幕僚李葆恂、錫春臣、黃左臣、程伯臧等人自右向左依次站立，蔭木桌上放置大小秦權數枚。照片四周另有端方、費念慈、王仁俊題記。據端方幕僚褚德彝後來介紹，陶齋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權四十八枚，由此看來，端方對秦權是情有獨鍾的，難怪有這張珍貴的秦權合影照。
照片上端方題記：“ 此《評權圖》也，戊戌(1898)之冬陳臬秦中，先後得秦大權二，皆重五十三斤，即秦之百斤也。復得十餘斤至數斤權五，方量橢量二，銅詔版一，大小輕重凡十器，亦足以徵地不愛寶而物聚所好矣。”足見這些秦權在端方心中的分量。照片下方還有費念慈題詩: “話舊論文淚滿衣，前塵如夢事全非，重編漢上題襟集，送我秋江放棹歸。”
《評權圖》給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戴金絲邊眼鏡的端方，而是桌上放置的兩枚巨大的秦權。這兩枚秦權堪稱“巨無霸”，舊時皆為吳大澂所藏，甲午戰爭後，吳大澂遭革職查辦，永不敘用。光緒辛丑(1901)貧病交加的吳大澂將其轉讓給端方。
說來也巧，今年筆者在上海圖書館查檢碑帖拓本時，陸續發現了這兩枚秦權“巨無霸”的全形拓本，才又有機會去重讀和推敲《評權圖》。
首先，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秦權。權者，秤錘也，猶今日之天平砝碼，其創制始於秦朝。多為半球形，一般分為權身與權柄兩部分。權柄又稱“鼻鈕”，即鐵環拉手。權身底部凹陷，權體一般環刻銘文，其銘文大多雷同，皆為秦始皇之詔書。
秦統一度量衡後，頒佈衡製為五權法，即“銖”、“兩”、“斤”、“鈞”、“石”，非十進位制，如：一石為四鈞、一鈞為三十斤、一斤為十六兩、一兩為廿四銖，由此確立了秦國的重量單位。漢承秦制，度量衡得以延續下來，直至隋代還相承不變。唐代衡制略有改進與細化，重量單位設定為“累”、“銖”、“錢”、“兩”、“斤”、“鈞”、“石”，但亦非十進位。宋代以較驗樂尺積累法中之“分”、“釐”、“毫”、“絲”、“忽”五個名位，開始採用十進位，用來命名重量單位以下的小數名稱。清未重定度量衡時，重量小權單位止於“毫”，“斤”以上不命名。民國十八年(1929)的《度量衡法》市用制又止於“絲”，“斤”以上加“石”，一百斤為石。
筆者此次發現的端方《秦權全形拓本》有多本，其中最值得介紹的是“李葆恂藏本”，該本正中央為秦鐵權全形拓一枚，銘文在鼻鈕下，為綠墨拓，權體為墨拓。四周名家題跋累累，存有端方、黃君復、費念慈、程頌萬、錢葆青、楊鍾羲等人題記觀款。卷軸裝，畫芯寬46釐米，高64釐米。館藏號：Z1420。
圖注：端方舊藏《秦權全形拓本(鐵權)》(現藏上海圖書館)
此件《秦權》鐵質，重五十二斤，銘刻有廿六年皇帝詔書，為秦權最大者。舊在陝西咸陽民家，用以系犬，後歸吳大澂收藏，光緒辛丑(1901)七月轉歸端方。此全形拓為是年九月端方拓贈李葆恂者。
《秦權拓本》左側存端方題記：
權重五十二斤，中鐫秦皇詔版，其文猶可讀，獨缺“疑者皆明壹之”六字耳。文石先生釋二世詔辭說最新確，見方所跋大銅權幅中，茲不具錄。方謂“法度量”下“則”字當屬上讀。《說文》“則”畫物也，從“刀”從“貝”，“貝”古之物貨也。謂法度量則四者，其不壹者，壹之，其歉疑者，明之。其文顯然可讀，頗足與文石說向發明。
常見秦權銘文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此段銘文最後一句，過去句讀一直不統一，曾經出現誤讀為：“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此類誤讀的關鍵就在於不明銘文中“則”字的字義。“則”字，當作“稱量輕重的器具”來解，猶如我們現在所用的砝碼。二十年前出土的一枚“北宋稱權”，就自名為“銅則”。秦始皇廿六年詔書中最後一句應讀為“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即法度量衡制度，不壹者壹之，歉疑者明之。
此卷《秦權拓本》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端方拓贈李葆恂者，此張《評權圖》照片攝於同年十月，李葆恂就是照片中執扇者，趴靠桌面者正是黃君復。與照片相關者——端方、黃君復、費念慈等人，又同時在李葆恂藏拓本上留有題記，如今拓本與照片兩相應和，一大巧合，實屬難得的文物史料。
此外，《評權圖》照片中端方題記所云“先後得秦大權二”，也就是說端方曾經獲得兩枚秦權巨無霸。這兩枚均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從吳大澂愙齋府上購得，一鐵權、一銅權。鐵權即上文介紹者，在《評權圖》照片之最左側，靠近端方者;銅權則在照片的最右側，即李葆恂手握者。光緒初，銅權在陝西臨潼縣新豐鎮出土，初歸吳大澂收藏。光緒二十七年(1901)，吳大澂將此銅權並《漢朱大弟買地玉券》一同售與端方，價千二百金。
銅權銘文(始皇詔文及二世詔文)環刻，鐵權銘文(僅見始皇詔文)則刻在鼻鈕下，兩者銘文行款亦不盡相同。銅權拓本傳世較多，鐵權拓本則少見。銅權拓本，筆者歷年在上海圖書館檢得十餘件，均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期間，端方拓贈幕僚和金石摯友者，全形拓法各式各樣，名家題記豐富多彩，他日當作《端方秦權拓本彙編》小冊。
現在，給大家介紹其中一件《銅權全形拓》，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九月端方拓贈李翰芬者，有端方題跋，另有民國二十七年(1938)褚德彝題記。此件銅秦權歸藏端方時，褚德彝恰逢在陶齋幕中，作為見證者褚德彝的此段題記顯得尤為珍貴。全形拓片寬34釐米，高57釐米。銘文拓片寬33釐米，高12.5釐米。題跋寬48.5釐米，高77釐米。館藏號：Z2282。
圖注：端方舊藏《秦權全形拓本(銅權)》(現藏上海圖書館)
李翰芬，字守一，廣東香山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官、湖北鄉試正考官、廣西提學使等。民國二年，任廣東省教育司長。李翰芬是端方出任湖北巡撫時重要的一位幕僚。
筆者新近發現的十餘件端方《秦權》拓本，一經整理，竟然發現它們日後大多皆歸王秉恩、王文濤父子所有。華陽王氏是繼端方之後，又一《秦權》超級發燒友。王氏父子所藏碑帖，今多為上海圖書館收藏。王文濤善書法，小楷精整古雅，所藏碑帖善本多有王氏小字長篇題記，藏印繁多，琳琅滿目。
一張照片、幾行題記，是端方個人的歷史定格。四十八秦權，數十張全形拓本，則是晚清金石文化的一個社會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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