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家高大的瓦房里阴冷潮湿，墙壁上结了一层美丽的霜花，就连我在睡眠中呼到被头上的气流也凝结成一层细盐般的白霜。
房子立冬那天刚刚盖好，抹墙的灰泥尚未干透我们就搬了进来。母亲起床后，我把脑袋缩进被窝，躲避着刀子般的阴冷。
自从父亲跟随着野骡子逃跑之后，母亲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五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积累了财富，建成了全村最高大最壮观的五间大瓦房。
提起我的母亲，村子里人人佩服，大家都夸她是好样的，在夸奖我母亲的同时，人们总是忘不了批评我的父亲。父亲在我五岁时，与村子里臭名昭著的女人野骡子结伴私奔，逃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五年过去了，真实的音讯一点也没有，但关于他们的谣言，却像那个小火车站上的运货慢车每隔一段时间卸下来的肉牛，在那些黄眼珠的牛贩子轰赶下慢吞吞地进入我们的村庄。
肉牛被牛贩子卖给村子里的屠户杀死——我们村是个屠宰专业村——谣言却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好像一群飞来飞去的灰鸟。
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在东北大森林里用白桦木建了一座小屋，屋子里垒了一个大炉子，松木劈柴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小木屋的房顶上覆盖着白雪，墙壁上挂着成串的红辣椒，房檐下悬着晶莹的冰凌。他们白天打猎挖参，晚上在炉子上煮狍子肉。
在我的想像中，父亲的脸和野骡子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好像 抹了一层红颜色。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流窜到了内蒙古，白天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身披肥大的蒙古袍子，唱着悠扬的牧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牛羊。
到了晚上，他们就钻进蒙古包，点起一堆牛屎火，火上吊着铁锅，锅里炖着肥羊肉，肉香扑鼻，他们一边吃肉一边喝着浓浓的奶茶。在我的想像中，野骡子的眼睛在牛屎火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仿佛两块黑宝石。
有的谣言说他们偷越国境到了朝鲜，在一个美丽的边境城市里开了一家餐馆。他们白天包饺子擀面条卖给朝鲜人吃，到了晚上饭馆关门后，就煮上一锅肥狗肉，启开一瓶白酒，每人握着一条狗腿，两人握着两条狗腿， 锅里还有两条狗腿打滚翻跟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等待着他们来吃。
在我的想像中，他们每人握着一条狗腿，端着一碗白酒，他们喝一口白酒啃一口肥狗肉，撑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油光光的小皮球……
我承认那时候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
如果生长在别的村庄，我也许还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食肉欲，天让我生长在屠宰专业村，触目皆是活着行走的肉和躺着不会行走的肉，鲜血淋漓的肉和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肉，注了水的肉和没有注水的肉，猪肉牛肉羊肉狗肉还有驴肉马肉。
我们村子里的野狗捡食肉渣胖得毛眼子流油，我却因为捞不到肉吃而瘦骨伶仃。我五年捞不到食肉不是因为我们吃不起肉而是因为母亲的节俭。
父亲没走之前，我们家的锅边上经常沾着厚厚一层荤油，墙角上扔着成堆的猪骨头。父亲喜欢吃肉，最喜欢吃的是猪头肉，每隔几天，他就提回家一个腮帮子惨白、耳朵梢通红的肥猪头。
因为这些猪头，母亲和父亲不知吵闹过多少次，后来还为此大打出手。我母亲是个老中农的女儿，从小受的是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攒下钱盖房子置地的教育。
土地改革之后，我那位顽固不化的姥爷竟然还把积攒了多年的积蓄从地下挖出来，买了翻身雇农孙贵五亩地；这钱花得冤枉无比且给母亲的家庭带来了几十年的耻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姥爷也成为村里人的笑柄。
我父亲出身流氓无产阶级，从小就跟着游手好闲的爷爷沾染上了好吃懒做的潇洒气质。 父亲的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他说如果我的爷爷勤俭持家，土地改革时肯定会成为村最大的地主，因为我的老爷爷死时留给我爷爷和我爷爷的哥哥一百二十多亩良田地，还有两匹健骡四头黄牛，我爷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分到他名下的土地和牲口吃了个干净，土改时一贫如洗，成了村子里的头号贫农。
而我爷爷的哥哥，却把他的家产在十年间扩大了两倍，成了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斗争地主挖浮财时他的态度极其恶劣，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家产，他提着菜刀与贫农团的人拼 命，理所当然地成了恶霸地主，被贫农团砸了狗头。
历史的教训和我爷爷的言传身教使我父亲兜里有一块钱决不花九毛九，他只要口袋里有钱就夜不安眠。他常常教育我的母亲，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是真实。
他说如果你把钱换成新衣穿到身上，人们很可能会把你的衣服剥去；你把钱盖成房子，几十年后也可能被别人抢走；你把钱置成金银，很可能为此丢了性命；但你把钱变成肉吃进肚子，那就万无一失了。
那时候我很小，对父母的争论并不在意，他们吵架我吃肉，吃饱了就坐在墙角上打呼噜， 好像一只养尊处优的猫。
父亲走后，母亲为了盖这五间大瓦房，几乎节俭到了嘴里不吃腚里不拉的程度。房子盖好后，我希望母亲能改善饮食，让久违的肉类重新登上我家的饭桌，谁知母亲的节俭比盖房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知道母亲心里又在酝酿着更为宏伟的计划，购买一辆大卡车，就像村里的首富老兰家那辆一样：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草绿色，有六个巨大的轮胎，方头方脑，铁板坚固，宛如坦克。
我宁愿住着从前那三间低矮的茅草屋只要有肉吃，我宁愿坐着浑身哆嗦的手扶拖拉机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只要有肉吃。
去她的五间大瓦房，去她的解放牌大卡车，去她的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的虚荣生活吧！我越对母亲心怀不满就越怀念父亲在家时的幸福生活，对我这种嘴馋的男孩来说，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可以放开肚皮吃肉，只要有肉吃，母亲与父亲的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算得了什么？
五年中流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父亲与野骡子的谣言何止二百条，但我念念不忘并且反复品味的，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那三条，每一条都与吃肉有关。
每当那几条谣言中他们俩吃肉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我的鼻子就嗅到了诱人的肉香，肚子咕咕地叫着，透明的哈拉子从嘴里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每当这时候，我的眼里就饱含着泪水。
村子里人经常看到我一个人坐在村头那棵粗大的柳树下独自垂泪，他们便叹息着走开，有的人嘴里还念叨着：唉，这个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垂泪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我也不能纠正他们，即便我对他们说，我的垂泪是被肉馋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不可能理解一个男孩对肉的渴望竟然能够强烈到泪如雨下的程度。
我蒙头盖腚地紧缩在被窝里，火炕上的热气早已散尽，薄薄的被子根本就挡不住水泥炕面返上来的凉气，我一动都不敢动，恨不得变成一只裹在茧里的蛹。
隔着棉被我听到母亲在堂屋里生炉子，她用斧头将木柴砍得啦啦作响，好像在借机发泄对父亲和野骡子的仇恨。
我盼望着她赶快生起炉子，因为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会驱散房间里的阴冷湿气；我同时也盼望着她把生炉子的过程尽量延长，因为她生着炉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粗暴的手段赶我起床。
她喊我起床的第一声还比较温柔；第二声就把嗓门提高，且明显地透露出厌烦；第三声几乎就是怒吼了。
她从来不会喊我第四声，三声喊罢如果我还不能像火箭一样从被窝里蹿出来，她就会用非常麻利的动作，将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撤走，然后顺手捞起扫炕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猛打。
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的霉头就算触大了。如果她的第一笤帚打在我的屁股上时我本能地跳起来蹿到窗台上或是炕角上躲避，使她心中的怒火得不到发泄，她就会穿着沾满泥巴和猪毛的鞋子跳到炕上，揪着我的头发或是拎着我的膀子将我按倒，抡起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痛打不休。
如果她打我时我不逃窜也不反抗，她就会被我的蔑视态度激怒，越打越来劲。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是在她的第三声怒吼之前我还没有迅速地跳起来，我的屁股和那个笤帚疙瘩就要大吃苦头。
她总是一边打着我一边喘息、吼叫，刚开始是纯粹的吼叫，就像猛兽吼叫一样，有激烈的情感但是没有文字内容，当笤帚疙瘩与我的屁股接触大约三十下之后，她手下的力道就明显地减弱，声音也丧失了洪亮，变得嘶哑而低沉。
而这时，她的吼叫里就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刚开始是对着我的，她骂我是"狗杂种"、”鳖羔子"、”兔崽子"，然后不知不觉中她就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她在骂我父亲上向来不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骂我父亲的话与骂我的话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新的发明与创新，不但她骂着没劲，连我听着也感到寡淡无味。
就像由我们村子去县城必须经过那个小火车站一样，母亲骂父亲也是骂野骡子的必经之路，匆匆而过，不得不过。母亲的嘴巴喷吐着唾沫在父亲的名誉上匆匆滑过，然后就与野骡子狭路相逢了。
这时母亲的声音提高了，母亲在骂我和骂父亲时眼睛里饱含着的泪水被怒火烧干，如果谁不理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含义，请到我家来看一看我母亲怒骂野骡子时的眼睛。
母亲骂我们父子时，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就那么几个可怜的词汇，但当她骂起了野骡子时，语言顿时就丰富多彩起来。
譬如母亲骂“我男人是匹大种马，日死你这匹骚骡子”，“我男人是头大象，戳死你这条母狗”，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母亲的经典骂句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
我的父亲，实际上变成了母亲报仇雪恨的一件利器，母亲让父亲不断地变幻成庞大无比的动物，对野骡子变幻成的弱小动物施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她的心头之恨。
母亲高高祭起父亲的生殖器欺辱野骡子时，她打我屁股的速度就渐渐放慢，手下的力气也渐渐减弱，然后她就把我忘记了。
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我就悄悄地爬起来，穿好衣服，站在一边，入迷地聆听着她的精彩咒骂，脑子里转动着许多问题。
我感到母亲对我的咒骂毫无意义，如果我是个"狗杂种"，那么是谁跟狗进行了杂交？如果我是个"鳖羔子"，那么是谁把我生养出来？如果我是个"兔崽子"，那么谁是母兔子？
她骂的好像是我，其实骂的是她自己。她骂我父亲，其实也是在骂她自已。她对野骡子的咒骂，细想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父亲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大象更变不成种马，即便我父亲变成了大象，也不会跟一条母狗去交配。种马经过训练，有可能与骚骡子发生性关系，但那对骚骡子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乐事。
但是我不敢把我的思辨讲给母亲听，那样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想不出，但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则是肯定无疑的，我还没有傻到自找倒霉的程度。
母亲骂累了，就开始哭，泪如涌泉；哭够了，就抬起衣袖擦擦眼睛，然后走出院子，带着我忙碌挣钱的事儿。
好像为了补回因为打人骂人耽误了的时间似的，她干活的速度会比平时快上一倍，同时她对我的监督也比平时要严格得多。
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眷恋这个并不温暖的被窝，只要听到火焰在炉膛里发出了轰轰的响声，不用母亲开口，我就会自动地蹿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上凉如铁甲的棉袄和棉裤，然后将被子卷起来，窜到厕所里撒尿，回来后站在门边，垂手而立，等待着她的吩咐。
母亲是个节俭到了吝啬的人，怎么舍得在屋子里生炉子呢？
因为潮湿的房子使我们母子俩生了一场同样的病，膝盖红肿，双腿麻木，花了很多钱买药吃才能下地行走，医生告诚我们，如果不想死还想活，就要在屋子里生火炉，尽快地把墙壁烘干，买药比买煤贵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才不得不动手在堂屋里盘―个火炉，去火车站买了一吨煤，点火烘烤我们们的新屋。
我多么盼望医生能对母亲说：如果不想死，就要吃肉。但是医生不说，那个混蛋医生不但不劝我们食肉反而告诚我们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他让我们尽量吃得清淡点，最好素食，说这样既能使我们健康又能使我们长寿。
这个坏蛋，他哪里知道，父亲叛逃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素食，素得就像送葬的队伍或是山顶上的白雪。
整整五年了，我的肠子里只怕用最强力的肥皂也搓不下来一 滴油花了。
这是个北风呼啸的早晨，炉子里的火发出呜呜的叫声，最下边那节铁皮烟囱烧红了，灰白的铁屑层层爆裂，墙壁上的霜花变成了明亮的水珠，汪在墙上，欲流不流。
我手脚上的冻疮发起痒来，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人被融化的滋味实在是难受。
母亲用一个小铁锅熬了半锅玉米面粥，从窗外的咸菜瓮里捞上来一块腌萝卜，分给我一大半，她自己留下了一小半，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我知道母亲在银行里存了不少钱，做烧肉的沈刚家还借了我们几千块，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有这样多的钱还吃这样的早餐，我的心里怎么能痛快。但那时我是个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
有时我也发发牢骚，但母亲满面愁苦地盯着我，接着就骂我不懂事。母亲说，她这样节俭完全是为了我，为我盖房，为我买车，很快就要为我说媳妇。
她还说：
"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俩跑了，咱要干出个样 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
人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做斗争。
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
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
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涮洗。
然后母亲就带我到了院子里，往那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货。
这辆拖拉机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以废铁的价格卖给了我们。
那钢铁的把手被老兰的大手攥出了明显的痕迹，轮胎上的花纹早已磨平，柴油发动机内的缸套和活塞磨损严重，关闭不全，仿佛一个得了心脏病又患上气管炎的老人，发动起来之后，黑烟滚滚，漏气漏油，那声音古怪之极，既像咳嗽又像打喷嚏。
老兰原来就是个慷慨的人，这些年因为卖注水肉发了财就更加慷慨。他发明了用高压水泵从动物肺动脉里往动物尸体里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用他的方法，一头二百斤重的猪， 就可以注入满满的一桶水，而用旧的方法，一头牛也只能注入半桶 水。
这些年来，城里那些精明的市民用买肉的价钱买了我们村里多少水？统计出来很可能是个惊人的数字。老兰肚子溜圆，满面红光，说起话来洪钟大嗓，天生一个当官的材料。
他当上村长后， 毫无保留地将高压注水法传授给众乡亲，成了黑心致富的带头人。 村里人有骂他的，有贴小字报攻击他的，也有写人民来信控告他的，但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就像一个高明的拳师一样，不可能把全部的武艺毫无保留地 给徒弟，他还要留一手绝活保命。
老兰的肉同样是注水肉，但他的肉色泽鲜美，气味芬芳，放在烈日下暴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而别人的肉一天卖不出去就会发臭生蛆。
这样，老兰的肉就不必担心卖不出去而减价处理，其实他的肉那么美丽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 题。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的肉里注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福尔马林液。
冰冷的柴油机被凶猛的胶皮火烧得咬咬怪叫，母亲趁热摇车，发动机嘭嘭地响了几声，一股黑烟从烟筒里冒出来。我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尽管我盼望着她永远发动不起来这车。
柴油机响了几声又截了气。母亲拔出点火栓，重新换了火种，然后又是一阵猛摇。柴油机终于发疯般地叫起来，母亲用手加大了油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在这个寒冷的上午里， 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
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妖，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
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妖、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
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
这是一座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
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化子望之却步。
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往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
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通通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
他没戴帽子，一头油腻的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那个小女孩头发上也沾着麦秸草，仿佛他们是刚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
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栓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
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塑料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
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腰的牛皮靴子，这双靴子有八成新，几乎装到了他的膝盖，虽然靴面上沾着黄泥，但腰子部分光亮如漆。
父亲的高腰皮靴让我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往昔的光荣，如果没有这双靴子，那天早晨，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会暗淡无光。
那个牵着父亲的手跌跌撞撞地小跑着的女孩头戴着一顶红绒线结成的小帽，帽顶上族着一个蓬松的绒球，随着她的跑动那绒球毫无规则地跳跃。
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酱红色羽绒服，衣服的下摆几乎垂到了脚面，这件大衣服使她像一个吹胀了的皮球，使她的跑动像皮球的滚动。
女孩面色很黑，双眼很大，睫毛很长，她的眼睛让我 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的相好——母亲的仇敌——野骡子。
我对野骡子不但不恨，甚至很有好感，在她与父亲逃跑之前，我最喜欢到她的小酒馆里去玩，我在她那里能够吃到肉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我感到她对我很亲，当我知道了她是父亲的相好之后，更是感到了一种异样的亲情。
我没有喊叫，也没有像我多次想象的那样，见到他后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向他诉说他走后我所遭受的苦难。
我也没有向母亲通报他的到来。我只是闪到大门一侧，僵硬地站着，像一个麻木的哨兵。
母亲看到大门洞开后，双手扶住车把，将小山般的拖拉机开了过来。就在她将车头对准了大门洞子时，父亲牵着那个小女孩正好也到了大门外边。
父亲用很不自信的腔调喊了一声： "小通?"
我没有回答，我的目光盯着母亲的脸。我看到她的脸突然变白了，目光好像结了冰似地停止了流动。
手扶拖拉机像匹瞎马，一头撞到了大门楼子的角墙上；然后她就像一只被枪子打中的鸟，从驾驶座上滑了下来。
父亲怔了片刻，嘴咧开，呲出焦黄的牙；嘴闭上，遮住焦黄的牙；然后再咧开然后再闭上。他用一种歉疚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要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我慌忙将眼睛避开了。
我看到他将挎包放在地上，松开握着小女孩的手，犹豫不决地向母亲走去。他走到母亲身前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再次避开他的眼睛。他终于在母亲面前弯下了腰，将坐在车下的母亲架了起来。
母亲的目光还是冻的，她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好像打量一个陌生人。父亲咧嘴呲牙，闭嘴遮牙，喉咙里发出吭吭的声音。
母亲突然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抓了一把。然后她从父亲怀里挣出来，转身向屋子里跑去。 她的腿好像被抽了骨头，看样子软弱得像面条。她的奔跑歪歪斜斜，拖泥带水。
她跑进我们的大瓦房，响亮地关上房门，因为用力过猛，一块玻璃被震荡下来，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屋子里没有动静，片刻之后，爆发了一声笔直的长嚎，然后才是曲折的嚎哭。
父亲朽木般地立在那里，满面尴尬，嘴巴还是那样咧开合上合上咧开地折腾不止。
我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三道深沟，起初是白惨惨的，马上就渗出了血。
女孩仰脸看着父亲，哇哇地哭起来。女 孩用很是好听的外地口音尖叫着：
"爹爹，流血啦……爹爹，流血啦……”
父亲蹲下，抱住了女孩。女孩抱住了他的头，哭叫不止：
"爹爹，我们走吧……”
柴油机还在吼叫，像一匹受了伤的猛兽。我走上前去，关了机器。
机器声停止后，女孩和母亲的哭声显得更加刺耳。街上走过几个晨起挑水的女人，向我家院子里探头探脑，我恼怒地关上了大门。
父亲抱着女孩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谦恭地问我：
"小通，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爹……”
我的鼻子很酸，嗓子哽住了。
父亲伸出一只大手，摸着我的头，说：
“几年不见，你长这么高了……”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他用大手擦干了我的眼泪，说：
“好儿子，別哭，你跟你娘都是好样的，看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就放心了。”
我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声爹。
父亲将女孩放下，对她说：
"娇娇，认识一下，这是你哥哥。”
女孩躲到爹的腿后，胆怯地看着我。
父亲对我说：
"小通，这是你的妹妹。"
女孩的眼睛好看极了，看着她的眼睛我就想起了那个给我肉吃的女人，我喜欢她。我对她点了点头。
父亲叹了一口气，捡起地上的挎包，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女孩，走到了房门前。
母亲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劲头十足得很，短时间不会停止。
父亲低头想了一会，用手拍了拍房门，说：
"玉珍，我对不起你……我这次回来，是向你赔罪的……'’
父亲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我心里感动万分，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我这次回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事实证明，你们老杨家过日子的路数是正确，而我们老罗家的家风是错误的。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父亲的深刻检查让我感动又让我遗憾，如果他真的说到做到，那么即便他留下来，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吃猪头了吧？
母亲猛地将房门拉开了。她双手叉着腰站在房门当中，脸色青白，双眼发红，目光灼人。
父亲往后退了一步，那个女孩转到他的背后，吓得浑身颤抖。母亲像一座爆发的火山，向外喷吐出岩浆：
"罗通，你这个丧了良心的王八蛋，你也有今天？五年前你与 那个狐狸精结伴逃跑，将俺娘俩扔了，去过你们的好日子，现在你还有脸回来？”
女孩大声地哭叫着。
“爹，我怕……”
"多好啊，连野种都生出来了！"母亲死盯着女孩的眼睛，仇恨地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 小狐狸精！ 你怎么不把那个大狐狸精也带来？她要敢来，我就敢把她臊腚豁了！"
父亲歉疚地笑着，一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样子。
母亲把门又一次关上，隔着门骂：
"带着你的野种给我滚，我这辈子不想见到你！ 狐狸精把你甩了，你想起我们娘俩来了？滚吧，你在俺娘俩心里早就死了!" 母亲骂完了，到里屋里去继续哭泣。
父亲闭着眼，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一个哮喘病人在做垂死挣 扎。过了一会，他的呼吸顺畅了，对我说：
"小通，你和你娘好好过吧，我走了……”
他摸摸我的头，蹲在女孩面前，让女孩往他的背上爬。
女孩个子太矮，又穿着肥大的衣服，在父亲背后爬到半截就滑下来。
父亲往后探出手，抓住了女孩的小腿，然后就把她撮到了自己背上。
他背着女孩站起来，脑袋往前探着，脖子抻得好长，像一头引颈就戮的牛。
鼓鼓囊囊的挎包在他的膝下晃晃荡荡，好像屠户肉架子上悬挂着的牛胃。
我拉住他的大衣，说：
"爹，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我拍打房门，对母亲说：
"娘，让俺爹留下吧……”
母亲在屋子里喊叫：
"让他滚，滚得远远的!"
我从破玻璃里伸进手去，拔开插销，将房门推开，说：
"爹，你进来吧，我让你留下!"
父亲摇摇头，背着女孩就走。
我拉着他的衣服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往屋子里拽他。
我把父亲拽进了屋子，炉子里散发出来的热气顿时将我们包围了。
母亲还在叫骂，但声音低了许多。骂过一阵后，接着就是哭泣。
父亲将女孩放下，我在炉子旁边放了两把凳子，让他们坐下。
女孩习惯了母亲的哭声，胆子似乎大了些。她说：
“爹，我饿了。”
父亲从他的挎包里摸出一个冷馒头，掰成数瓣，放在炉子上烤着，屋子里很快充满烤馒头的香气。
父亲解下搪瓷缸子，小心地问我：
“小通，有热水吗？”
我从墙角提过热水瓶，倒出半缸子浑浊的温吞水。
父亲将缸子放到嘴边试了一下，对女孩说： ：
"娇娇，喝点水吧。”
女孩看看我，好像在征求我的同意，我对她友好地点点头。
女孩接过缸子，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一边喝还一边发出一种小牛饮水般的声音，十分可爱。
母亲从里屋里冲出来，从女孩手里夺过缸 子，用力扔到院子里，缸子在院子里滚动着，发出铛啷啷的声音。 母亲抬手扇了女孩一巴掌。骂道：
"小狐狸精，这里没有你喝的水！”
女孩头上的绒线帽子被扇掉了，显出了头上那两根让帽子压得歪歪扭扭的小辩子，辩子根上扎着白头绳。
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扑到父亲怀里。父亲猛地站了起来，浑身哆嗦，双手攥成了拳头。
我很不孝子地希望父亲给母亲一拳，但父亲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父亲揽住女孩，低声说：
"杨玉珍，你对我有千仇万恨，可以用刀剁了我，可以用枪崩了我，但你不应该打一个没娘的孩子……”
母亲退后几步，眼睛里又结了冰。她的目光定在女孩头上，好久好久，才抬起头，看着父亲，问：
"她怎么了?"
父亲低着头，说：
"其实也没大病，突然肚子疼，疼了两天，就那么死了……”
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善良的表情，但她还是恨恨地说：
"报应，这是老天爷报应你们！”
母亲走到里屋去，打开柜子，摸出了一包干干巴巴的饼干，撕开油汪汪的包装纸，捏出几片，递给父亲，说：
“让她吃吧。”
父亲摇摇头，拒绝了。
母亲有点尴尬的样子，将饼干放在灶台上，说：
"无论什么样的女人落在你手里，都得不到好死！我至今没死，是我命大！”
父亲说：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她。”
母亲说：
“什么话你也不用对我说，你说了我也不会听，反正你即便把天说破我也不会跟你过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要是有志气，我留也留不住你。”
我说：
“娘，让爹留下吧……”
母亲冷笑道：
“你不怕他把我们的新房子卖了吃掉？”
父亲苦笑着说：
“你说得很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母亲说：
“小通，走，跟我去下馆子，吃肉，喝酒；咱娘俩苦熬了五年，今日该享受一下了！”
我说：
“我不去！”
母亲说：
“杂种！你不要后悔！”
母亲转身往外走去，她刚才还穿着的光板子羊皮袄不知何时换下来了，头上的狗屁帽子也摘掉了。
现在她穿着一件蓝色灯芯绒外套，那件会放电的化纤红毛衣的高领子从外套里露出来。她的腰板挺得笔直，脑袋有些夸张地上扬着，脚步轻捷，仿佛一匹刚刚钉上了新蹄铁的母马。
母亲走出了大门，我感到心里轻松多了。我拿起炉子上的烤馒头递给女孩，女孩仰着脸看看父亲，父亲点点头，女孩接过馒头，大口小口地啃起来。
父亲从怀里摸出两个烟头，剥开，用一块破报纸卷起来，从炉子里引火点燃。
透过他鼻孔里喷出来的蓝色烟雾，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须，看着他那两只冻疮溃烂、流出了黄水的耳朵，回想起当年与他到打谷场上去估牛的时光，回想起跟他到野骡子店里吃肉的情景，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为了不让眼泪流出 来，我背过脸去不再看他。我突然想起了迫击炮，我说：
"爹，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从今往后什么人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我们有了一门大炮!"
我跑到厢房里，掀开那些烂纸壳子，把沉重的炮盘搬起来。我挺着肚子，步履艰难地走到院子里，将炮盘扔在当门的地方，仔细地摆好。
父亲拉着女孩走出来，说：
"小通，你弄了块什么?"
我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一溜小跑进厢房，将同样沉重的三腿支架搬到院里，放在炮盘旁边。
最后一次，我杠出了光溜溜的炮筒子。
我将支架支好，将炮管安装在支架和炮盘上。我的动作迅速而熟练，宛如一个训练有素的炮兵战士。
我退到一边，骄傲地对 父奈说：
"爹，这是日本造的82迫击炮，非常厉害!"
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到炮前，弯下腰仔细观看。
这件重兵器刚收来时，锈得像几块生铁疙瘩，我用了许多的砖头，把它身上的红锈全部打磨干净，然后我还用收购来的砂纸将它细细地打磨，连一个边边角角也不放过，炮筒子里边我也伸进手去打磨了。
最后，我用收购来的黄油保养了它许久，现在，它已经恢复了青春，周身焕发着青紫的钢铁颜色，它大张着口，雄赳赳地蹲踞着，简直就像一头雄狮，随时都发出怒吼。
我说：
"爹，你看看炮筒子里边吧。”
父亲将目光射进炮腾，一束明亮的光线照到了他的脸上。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光芒四射。我看出了他的激动，他搓着手说："好东西，真是好东西！ 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用一只脚撞着地面，伪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说：
"收来的，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用一匹老骡子驮来的。”
"放过没有?"父亲再次将目光投进炮膛，说：“肯定能打响，这是真家伙!"
"我准备等开春之后，去南山村找那个老头和老太太，他们肯定还有炮弹，我要把他们的炮弹全部买来，如果谁敢欺负我，我就炮轰谁的家!"我抬头看看父亲，讨好地说，"我们可以先把老兰家轰了！”
父亲苦笑着摇摇头，没说什么。
女孩吃完了馒头，说：
"爹，我还要吃……”
父亲进屋去拿出了那几块烤糊了的慢头。
女孩晃动着身体，说：
"我不要，我要吃饼干……”
父亲为难地看着我，我跑进屋子里，将母亲扔在灶台上那包饼干拿出来，递给女孩，说：
“吃吧，吃吧。”
就在女孩伸出手欲接那包饼干时，父亲就像老鹰叼小鸡似地将女孩抱了起来。
女孩大声哭叫，父亲哄着她：
"娇娇，好孩子，咱们不吃人家的东西。”
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父亲把哭叫不休的女孩转到背上，腾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说：
"小通，你已经长大了，你比爹有出息，有了这门大炮，爹就更放心了……”
父亲背着女孩往大门外走去。我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拽着他的衣角，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
“爹，你不能不走吗？”
父亲歪回头看看我，说：
“即便有了炮弹，也别乱轰，老兰家也别轰。”
父亲的大衣一角从我的手指间滑脱了，他弓着腰，驮着他的女儿，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大街，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当他们走出十几步时，我大喊了一声：
"爹——”
父亲没有回头，但父亲背上的女孩回了头，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但一个灿烂的笑容分明在她的泪脸上绽开了，好像春兰，好像秋菊。她举起一只小手对着我摇了摇，我那颗十岁少年的心一阵剧痛，然后我就蹲在了地上。
大约过了抽袋烟的工夫，父亲和女孩的背影消逝在大街的拐弯处，从与父亲背着的方向，母亲提着一个白里透红的大猪头，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她站在我面前，惊慌地问：
"你爹呢?"
我满怀怨恨地看着那只猪头，抬手指了指通往火车站去的大道。
作者简介：莫言，男，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获奖理由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本文原名《野骡子》，篇幅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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