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市委副书记、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参加原国土资源部承办的扶贫用地政策论坛。2016年6月，潘东旭被调离金寨，专任六安市委副书记，仅过了9天便官复原职。（自然资源部网站截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脱贫攻坚，主官调整限制加码 不摘帽，厅官也走不了》）
“贫困县党政主官或陷入两难境地。”尽快脱贫摘帽，书记县长调离、获得擢升的时间就会提前，晚一点摘帽，当地的脱贫工作可以更扎实。
不能离开，贫困县县委书记被就地提拔为副厅级已成普遍现象，他们往往会在升任上一级党委常委或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
截至2018年10月17日，全国已有15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当天，国务院扶贫办宣布了第四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市、区）名单，共85个。
地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此次有14个县宣布脱贫，遵义一市就占了4席。按照2012年划分的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遵义下辖的15个区县中，有3个县处于乌蒙山区，5个县处于武陵山区，脱贫任务艰巨。
“脱贫攻坚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2018年6月20日召开的遵义全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上，市长魏树旺要求各级干部围绕脱贫“倒计时”，争分夺秒，只争朝夕。
说这番话时的魏树旺，已是二度担任遵义市长。
2018年2月1日，时任遵义市长的魏树旺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但他在后一岗位履职58天之后，便在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重返遵义担任市长。
多名遵义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魏树旺的“回炉”和脱贫攻坚要保持干部队伍稳定有关。
早在2016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就联合下文，要求贫困县党政正职“不摘帽不走人”，此外也对所辖贫困县较多的市（地、州、盟）和贫困乡镇的党政正职，作了“也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要求。
过去两年，公开报道中没见就此对地市党政正职提出具体要求，也鲜见地市党政正职“回炉”的报道。但南方周末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十九大之后，相关文件已对连片特困地区地市党政正职作出了“须保持稳定”的明确要求，他们也将和贫困县的书记县长们一样，“不脱贫不调离”。
两位厅级“一把手”官复原职
再次出任遵义市长的魏树旺生于1967年，从北师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1996年离开了学校团委副书记的岗位，成为团中央学校部一名正科级干部，10年后，已是团中央副厅级干部的魏树旺，转岗到国家信访局。
2010年，魏树旺得到了一次到地方历练的机会。那一年，中组部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时任国家信访局机关服务局局长的魏树旺被派往贵州，任六盘水市委常委。
几经辗转，魏树旺在2016年1月获任遵义市长，并在两年后的2018年2月1日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虽然还是正厅级，但省政府秘书长一般能大概率成为省政府党组成员，从而跻身“中管干部”序列。
《贵州日报》报道中，2月7日魏树旺以省政府秘书长、遵义市长身份参加有关会议，2月10日的公开报道中，他的身份已仅显示为省政府秘书长。
没过几天，魏树旺便回到了遵义，2月24日、25日两天都在遵义参加市委相关会议，当地不少干部对此感到蹊跷。直到3月30日，他们的疑团才被正式解开，那天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免去了魏树旺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接着他又按程序成了遵义市长。
魏树旺“回炉”之前，另一位与他级别相同的河南厅官王战营已经官复原职。
王战营任市委书记的商丘，辖2区1市6县，6县均为贫困县，民权、宁陵、柘城3县还处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
比魏树旺转岗晚一天，王战营在2018年2月2日有了新的职务，被任命为河南省会郑州市委副书记，4天后任代市长。
2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七，是春节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有媒体发现王战营以商丘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一系列活动。
河南省委一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月11日，王战营就已回到了商丘再次担任市委书记，那时与他卸任商丘市委书记仅隔了9天，只不过当时没有媒体关注到。
该处级干部还透露，2018年春节之前，河南省有关会议就传达了王战营回到商丘的消息，原因就是商丘处于连片贫困地区，辖区内多个贫困县的脱贫任务尚未完成。
回到商丘后，王战营于2018年3月1日率市委、市政府考察团赴兰考，学习观摩脱贫经验，兰考是继井冈山之后全国第二个宣布脱贫摘帽的县。
考察结束，王战营主持召开了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确保所辖6个贫困县在2018年全部达到脱贫摘帽的标准。
然而，商丘2018年脱贫工作并不能令王战营满意。9月25日，商丘再次召开全市脱贫攻坚推进会，王通报称“在全省2018年上半年考核中，我市脱贫攻坚工作成绩有所下滑”。下滑原因，他认为是“（干部）没有真正把脱贫攻坚工作当作最大政治任务”。
2018年10月17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脱贫的85个贫困县名单中，没有商丘的下辖县。
贵州遵义市市长魏树旺（右二），于2018年2月1日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3月30日被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回到遵义，继续担任市长。（遵义市政府网站截图/图）
多人“提拔不离岗”
王战营和魏树旺重返原岗位之前，“贫困县保持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已广为人知。2016年至今，已有多名贫困县党政主官调离后又官复原职。
都安县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该县县委书记陈继勇，在2016年3月就被公示为副厅级干部拟任人选。当年5月，陈继勇已调任河池市委副秘书长，但一个月后，又回到都安继续担任县委书记。
几乎是同时，“官复原职”也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发生，并且是一连串的。2016年6月，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卸任，县长汪冬接任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涧拟提任县长，仅过了9天，三人全部官复原职。
一系列人事变动，在当时显得有些反常。不久，一份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4月25日联合下发的文件公开，政策依据才为公众所知晓。这份《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门和扶贫部门要把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作为一条纪律，稳定贫困县党政正职队伍。
时值县级党委集中换届，不少已确定的贫困县党政主官职务调整计划受到影响。
自2011年4月起就担任湖南江华县委书记的罗建华，到2016年已满一届。湖南当地的媒体报道称，“按照通常安排，今年（2016年）换届时，罗建华可能另有任用。”罗建华本人也向永州市委提出了“不再担任县委书记，服从组织安排”的请求，通知下发后，罗建华的调动被中止，继续留任江华县委书记。
同在湖南，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早在2015年12月就已当选为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一中说“从那刻起，我离开辰溪的日子，便进入倒计时”。他甚至都提前写好了离任感言，但却没能宣读。通知下发后，怀化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找他谈话：“不脱贫，不走人。”
杨一中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市委找他谈话后，他便立下“军令状”，要在2018年实现全县整体脱贫和49661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2018年8月宣告脱贫的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履职已有6年，2014年晋升为黄冈市委常委，继续兼任县委书记的他在2015年6月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当时获此荣誉的102人中，已有九十多人职务发生了调整，因为“不脱帽不走人”，余学武成了优秀县委书记中为数不多至今还待在原来岗位的。
留任并不意味提拔无望，多数人还是获得了“就地提拔”的机会。
留任广西都安县委书记的陈继勇在官复原职后不久，被提拔为河池市副市长，兼任都安县委书记。留任湖南江华县委书记的罗建华则在2016年9月被提拔为永州市委常委。
被提拔的依据，也来自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文件规定：脱贫攻坚期间，表现特别优秀、实绩特别突出的贫困县党政正职，可提拔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但仍要兼任现职。
此背景下，不少贫困县县委书记被“高配”为副厅级，他们往往会在升任上一级党委常委或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湖南省至少有10名贫困县县委书记在留任后获得提拔，其中4人担任了市（州）委常委，5人担任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人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升任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继续兼任绥宁县委书记的唐渊，从2008年4月开始担任绥宁县委书记，迄今已超过10年。
贫困县更多的四川，至少已有17名县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他们当中有巴中市副市长兼南江县县委书记刘凯、南充市副市长兼南部县委书记张根生等。
县委书记可以“提拔不离岗”，连片特困地区的（地级）市委书记们，也有不少人留下后获得了同样的机会。
2018年初，省级人大、政协换届时，湖北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被提拔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他同岁的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则升任省政协副主席。他们分别掌管的黄冈有几个县位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内，十堰则有部分县地处秦巴山连片特困区中。
与湖北相邻的湖南，湘西、郴州都有辖地处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区中，2018年初，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升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同时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部分县处罗霄山连片特困区的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也当上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这些“省领导”目前仍继续兼任市委书记。
摘了也不能马上走
随着脱贫攻坚的大限将至，每一批宣布脱贫的贫困县数量都在增加。
2017年2月和3月，井冈山和兰考先后宣布摘帽，2017年11月，有26个贫困县宣布摘帽，2018年8月宣布摘帽的贫困县是40个，2018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一次宣布85个贫困县摘帽。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各省率先宣布摘帽的贫困县，大多都是革命老区县，贵州是赤水县、黑龙江是甘南县，此外还有山西的右玉县、湖南的茶陵县和湖北的红安县等。井冈山、兰考宣布脱贫之后，江西、河南两省再摘帽的贫困县还是老区县，分别是吉安和滑县。
按照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脱贫摘帽后，“贫困县党政正职仍要保持稳定一段时间”。缘于这一要求，已宣布摘掉贫困帽的几个老区县，党政主官至今均未调整，尽管摘帽时间最长的已有一年半。
虽然这些地区的党政主官暂时还未调整，但毕竟调整的条件已经具备。相比之下，尚未脱贫地区的领导们心态更为复杂。
“贫困县党政主官或陷入两难境地。”安徽金寨县一县直机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一方面自己要升迁，另外一方面贫困县帽子要是摘早了，脱贫做得不扎实的话，对县里的发展不利。”
在他看来，尽快脱贫摘帽，书记县长调离、获得擢升的时间就会提前，晚一点摘帽，当地的脱贫工作可以更扎实。
曾在金寨县扶贫和移民开发局任职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达到脱贫标准后，什么时候摘帽主要由县领导安排部署。他举安徽岳西县为例，虽然贫困程度比金寨县更严重，但摘帽时间比金寨早。
2018年8月，岳西正式宣布脱贫，成为安徽首批脱贫的4个区县之一。而金寨早在2016年，就将脱贫时间定在了2019年。
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生于1974年，2010年担任芜湖县委书记时只有36岁，后短暂担任过一年多安徽省经信委副主任，2012年被“空降”至六安，任市委常委兼金寨县委书记，2015年2月升任六安市委副书记，继续兼任金寨县委书记。
2016年6月，潘东旭卸任金寨县委书记，专任六安市委副书记。但很快又回到了金寨，再次兼任县委书记，6月30日，中共金寨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潘东旭在闭幕式上做出承诺：“金寨脱贫的时间定在2019年，决不能因个人仕途牺牲群众利益，金寨脱贫时间不会提前。”
摘帽前不能调离，导致部分年龄较大的贫困县党政主官还坚持在工作岗位。湖南新宁县委书记秦立军已58岁，按照过去的惯例，县委书记一般在55岁后就退居“二线”。
“（我）是全省最老的县委书记了，到2019年我就59岁了，脱了贫还要稳定一段时间，正好60岁，到那时我就光荣地退休。”秦立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脱贫攻坚中没有完成脱贫任务就调离岗位，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有当逃兵的感觉，“我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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