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鱿鱼”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属于舶来词，来自香港。
现在职场里，老板炒员工“鱿鱼”，员工倒炒老板“鱿鱼”的事件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在80年代的中国，就是天大的新闻。
在当年，企业不是国营就是集体的，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还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消失的时候，谁敢轻易开除工人？
1980年，深圳特区的一个港资酒店就开了这个先例，就是现在的竹园宾馆。
1980年春季的一天。
深圳市新园招待所。
广东省劳动局局长程里、工资处处长张文强、深圳市财贸办主任李定和港商刘天就座谈。
刘天就当时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香港《天天日报》社社长。
深圳特区成立后，很多港商到深圳投资建厂，大都选择住在旅馆，当时在深圳比较好的只有侨社旅店和深圳旅店两家，而且条件简陋。
深圳市政府当时在香港宣传，政府可以出租土地，商人可以出资建项目，收益分成。嗅觉灵敏的刘天就想，如果在深圳给这些港商和外商开酒店，可能会有很大的市场，于是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跑到深圳来了。
刘天就在座谈会上问：“我来投资的话，如果员工是由你们调配，那么干得不好的,我可不可以’炒鱿鱼’?干得好的,我可不可以给他加工资,提他当部长、经理?”
在场的人没明白“炒鱿鱼”这个词的意思，刘天就解释说，“炒鱿鱼”在香港话中就是解雇员工的意思,他认为当前中国实行的“铁饭碗”政策容易让员工产生懒惰思想,干好干坏一个样,最后连那些想做好的员工也坚持不了。
省劳动局局长程里反问：“那你们看怎办好呢?”
刘天就建议按现在香港的办法办，与员工签合同，员工能进能出,称职就留下,表现不好的就走人。
程里与在场的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后,同意了刘天就的建议。不过也明确了一点，如果工人不满意老板,同样可以辞职,倒炒老板的“鱿鱼”。敲定合作之后，刘天就很快就投入资金1500万港元，在大头岭山一个竹林场兴建酒店，依当时的环境命名为竹园宾馆。
宾馆建成后，成为当时深圳环境最好的宾馆，很多港商和外商来深圳都选择在竹园宾馆入住，生意也确实不错。不过很快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甚至有客人宁愿住条件差的旅社，也不愿再来竹园宾馆。
刘天就觉得很奇怪，就做了一番调查，才知道事实真相。
在宾馆开业之前，资方安排了服务员到香港去接受培训，开业后制定了严格的服务制度，比如规定服务员对客人要笑脸相迎，要简单化妆涂口红，服务员每天要清理客房，保证房间没有异味，不论旅客是否退房，每天都要换床单枕套，洗手间保洁要做到无臭味，要喷香水等等。
不过在国内宾馆、旅店业工作过的服务员并不是都能理解和接受这些规定，特别是对涂口红和化妆、每天清理客房接受不了，他们觉得化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而每天清理客房没有必要，一周换一次就可以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服务员对入住的港商态度并不友好，私下说客人是资产阶级”二流子“，不要说笑脸相迎，客人有需求时能够搭理客人就不错了。
对这些违反规定的服务员，港方派过来的经理认为要按照规定来处理，严重的”炒鱿鱼“，但深圳政府方面的副经理则认为宾馆无权处理或者开除员工，后来演变到劳资双方、深港双方争执不断，连正常的经营活动无法开展。
刘天就给市委领导写信，反映了竹园宾馆的情况，要求终止合同。
这些情况引起了深圳市领导的重视，因为竹园宾馆是深圳第一家大型的合资企业，矛盾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合资企业能否办得下去，合资企业办不下去，对招商引资的影响太大了，关系到深圳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成功。
深圳市委派出以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竹园宾馆，工作组进驻后，经过调查，首先撤除了原深方经理的职务，接着在新任深方经理的主持下，改革了工资制度和用工制度，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定出12个薪级，按级发工资，按表现发奖金，同时对各岗位的任务分解若干工序，定出奖金扣分制度，还制订出员工违纪处罚规定，有警告、严重警告直至解雇等5种处罚方式。
改革方案出台后，仍有极少数员工照样旷工、违纪。李定都觉得不好意思了，让人列出一份表现最恶劣，在家待着不上班员工的名单，共列出12名，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对这12名违纪的员工分两批解雇，第一批解雇6人。
解雇名单公布后,震动很大,一时间被“炒”者大吵大闹，因为能够在政府与外商合资的宾馆里上班的都是有背景的人，有的电话指责，有的向上告状。
解雇的6个人中，有一个是某地委书记的儿媳妇，到处告状，给当时工作组带来很大压力，不过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工作组还是坚决解雇了那6名员工。
这次“炒鱿鱼”风波平息下来后，竹园宾馆的服务面貌焕然一新，经营收入也稳步提升。1982年纯利润达到62万元(外汇券)，到1983年就达到180万元，竹园宾馆也先后多次被评为深圳特区财贸系统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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